“人类世”职业教育的人性赋值及教化伦理

关注人的幸福,注重人的自我价值和意义的实现是新时代职业教育应有的主题。由于职业教育目的工具化、技术至上以及以就业为导向的行动逻辑等,职业教育自身的价值物化使得职业教育逐渐丧失了“幸福”的本真意味。职业教育不应拘囿于当下“技术人”“工具人”的框架,要体现人内在的价值与幸福关照,使师生在教育教学过程中积极地体验到自由与幸福。职业教育对人性赋值和进行教化伦理启蒙的过程是自身变革与生长的实践过程,也是塑造“幸福职教”具体形态的过程。

人与克拉拉:智人中心的替代伦理与后人类世界出路

石黑一雄新作《克拉拉与太阳》聚焦于人和智能机器,书写二者的替代现象:以智人中心主义为前提,人类通过科技手段进行基因选择,修复、更新、替代、延伸身体,构建人类继任者形象。同时,人类用科技手段改造身体,掌握超级人工智能——如克拉拉的力量,在这种科技为“人”所用的趋势下,作为“万物尺度”的人又产生“机器将取代人类”的单向度替代恐惧,引发石黑一雄对“人心”等命题的深入思考。基于此,石黑一雄通过克拉拉独特生命形式的展示及其与人类之间的爱、信任和合作,尝试揭露崭新的后人类社会图景之一角,将社会生存主体从人类扩展到生命集合体,寻求后人类学家布拉依多蒂式的出路。

功利婚恋观的价值逻辑及现实困境

在消费社会的语境下,当代青年男女对待生活和爱情的态度愈来愈现实和功利,尤其是对金钱和物质的崇尚前所未有。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除了有时代和社会的现实因素外,深层次根源在于,个体意义上的大众在"消费"观念的刺激和诱导之下,将金钱视为了衡量人生成功和幸福的唯一依据,混淆了手段和目的的关系。进而,功利的婚姻、世俗的考量战胜了理想的爱情,以至于真正的幸福离我们越来越远。而以爱情为基础婚恋共识的达成对克服功利婚恋观有着积极的意义。

试论受众的心理需求与家庭伦理剧的叙事样态之关系——以上世纪90年代的家庭伦理剧为例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家庭伦理剧在叙事样态上呈现的特点是受众心理与时代文化的"共谋"。为满足观众补偿现实生活之不足的心理需求,在叙事主旨、叙事精神上表现出回归传统伦理道德、彰显底层与民粹的倾向;受观众认知现实的观看心理的影响,在视觉图谱和风格上呈现出现实主义的平民世界图景;为满足观众的娱乐心理,家族伦理剧在伦理形态上呈现出快乐伦理的指向。研究表明,90年代以来的家族伦理电视剧所呈现出的上述叙事样态与受众的补偿心理、认知心理以及娱乐心理互为生成。

中国特色的民生伦理论纲

民生问题是人类社会永恒的道德诉求,是关系到国家发展与社会和谐的头等大事。民生问题不仅是社会问题、政治问题,它还是一个伦理问题。民生问题蕴涵着复杂的社会伦理关系,政府对民生问题的态度和政策体现了执政党的执政道德理念和政府行政道德原则,对民生问题的伦理审视和道德评判,能够为解决民生问题提供更为清晰的目标与动力、方向与思路,能够成为实现民生和谐幸福的最大助推力。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民生伦理文化体系对切实解决民生问题和伦理学学科发展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学科价值。

西方伦理学中的民生伦理思想

"民生伦理"蕴含于民生的伦理品性和伦理的民生倾向。古希腊罗马时期思想家们就融民生与伦理于一体,提出了德性的目的在于幸福生活等观点;近代西方伦理在论证如何将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协调起来时,更加凸显了对民生问题的伦理反思;当代西方则把民生问题作为伦理道德的中心视界,对福利与民生、关怀与民生、生态与民生、幸福与民生等问题进行了深入而广泛的思考。批判性地审视西方伦理学中的民生伦理思想对我们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刍议道德视域下的医学生幸福教育

医务人员救死扶伤、护佑健康,以高尚医德、精湛医术追求并实现患者与自身的双重幸福。在医学迅速发展和医疗需求日益多元的今天,开展医学生幸福教育,培养未来医务人员健全的人格、高尚的医德和敏锐的审美感受能力,对提升医学生的幸福认知极有意义。在这个过程中,学校、医院、教师和医学生本人分别承担着相应职责。

从GDP到GNH——伦理学视野下人类发展考量的跃升

作为人类生活的终极追求和根本目的的幸福历来是伦理学的核心范畴。传统的以国民生产总值为核心的经济衡量指标体系忽略了人类对幸福的诉求,扭曲了发展手段与目的的关系,引发了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其弊端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批评。国民幸福总值作为对国民生产总值考量体系的纠正和补充,将人的主体性,特别是人类对幸福的追求放到了中心位置,因此是一种新的,更加全面的考量体系。当下,要在正确认识和处理幸福与发展关系的基础上,全面规划国民幸福总值考量体系,适时启动国民幸福总值考量体系。

论社会工作的伦理承诺与伦理困境

一般认为,社会工作者在实践中会遇到诸多困境,伦理困境就是其一,这表现为社会工作者很难在诸多利益选项中择其优者,进而难以对案主进行有效干预。质言之,这种困境并不是伦理困境,而是基于利益博弈之上的策略选择问题。社会工作的伦理承诺应该理解为如何引导受助者去实现幸福生活,其伦理困境的主要内容是由利益问题的永恒性所牵涉出的社会工作(者)对利益问题的态度困境,其伦理困境的深层意蕴表现为在现代性条件下,实现幸福生活的伦理诉求与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以及人的存在方式之间的张力关系。

意识形态与乌托邦:当代中国城市公共空间生产的伦理维度

基于唯物史观的分析框架,城市公共空间不仅是城市建筑的物质存在,也是社会生产和再生产的容器。在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背景下,城市公共空间的生产与再生产应该具有乌托邦与意识形态的双重视野:一方面重新点燃乌托邦的激情,在批判现实的基础上探索与创造适应社会主义社会的空间内容与空间形式,通过城市公共空间的生产超越现实,追逐幸福生活的乌托邦之梦;另一方面则以意识形态为引领,将矛盾、冲突、混生与挤压的多元空间融入有机和谐的公共空间之中,通过城市公共空间的再生产重构现实,展现意识形态在创造幸福生活过程中的无限潜能。

布莱克诗歌中的伦理思想

布莱克是18世纪后半叶、19世纪初的诗人,在特定的时代环境下,他的诗歌艺术有着浓厚的文化底蕴和丰富的伦理思想。在表面看来,布莱克的诗歌飘忽而难懂,但就其诗歌的表现主题来说,传达了他关注人性之真、倡导人类的自由、探索人类幸福的永远存在方式,表现了他力图建立一个美好的人间伦理天国的理想,这不仅使他的诗歌具有浓郁的美学色彩,也有丰厚的伦理关怀。布莱克是19世纪英国浪漫主义诗人群中具有道德观与社会责任感的重要诗人之一,其作品中的理想性、神秘性及宗教精神都应当引起人们的更大关注。

情绪增强及其伦理和社会问题探析

近年来,生物医学技术的发展为人类增强自身的功能提供了无限可能。情绪增强是运用生物医学技术手段调节人的情绪、性情,使其快乐、自信、乐观、满足,实现"感觉更美好"的心理状态。但是情绪增强可能带来大量的伦理和社会问题。情绪增强破坏人的情感真实性,割裂了人类情感与现实世界的联系,阻碍了社会的正常发展;情绪增强改变人的性情和身份,破坏人的叙事性和心理连续性特征,它可能造成人类情感的同质性,阻碍正常情感的培养。最重要的是它阻碍人类对真实幸福的追求。因此,只有制定相关的法律政策措施防范情绪增强技术的滥用,才能更好地造福人类。

从满足、知足到自足的幸福伦理思考——对“幸福悖论”的一种解答

财富是幸福的基础,却无法囊括幸福的全部内涵。在现代社会"资本逻辑"的强大刺激和支配下,人们对财富的一味追求,僭越了人的心理、情感、价值等精神生活的自主性,打破了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之间的内在平衡,造成了难以摆脱的"幸福悖论"。考察财富伦理观的历史,在传统与现代之辩的伦理文化探析中,揭示财富之于幸福伦理的多重维度,为现代人自我完善的幸福追求和自由选择提供一种可能性路径。

关注幸福:道德教育的新目的论视角

以义务论伦理学为理论基础的当代道德教育,片面强调个体对伦理规范的无条件服从,最终导致了道德教育对个人幸福的漠视;传统的目的论伦理学如德性目的论和功利主义目的论,虽然看到了幸福的重要性,但是都没有能正确地把握幸福的真正涵义。因此,道德教育需要一种不同于义务论伦理学和传统目的论的新视角,重新思考幸福在道德教育中的重要意义。

公平正义:民生幸福的伦理基础

民生幸福是现代社会最大的政治。公平正义是维护人的尊严的伦理基础,是保障人的基本权利的制度安排,是德福一致的社会基础,是民生幸福的前提和保障。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社会得到快速发展,但人们的幸福感没有随之上升。必须通过公平正义的制度、体制安排,保障个体权利,促进和谐社会关系的形成,提高国民的幸福指数。

体育作为一种身体活动的内生动力与伦理意义

对于体育有2种理解:“对身体的教育”或“通过身体的教育”。前者虽有严正的学科认知传统和深厚的二元论哲学基础,但强调身体对体育的工具性;后者颠覆其工具观,突出身体对体育的先在性、主体性和能动性,强调体育必以身体为准则,主张一切从身体出发,体育活动是身体、精神、心灵一体的共生运动,既与利害、真假、善恶、美丑相关联,更与人的心理、人格、幸福相联系。认为:身体以自身活动方式追求利、真、善、美的内外动力是人的心理意向和幸福渴望,其因人格而整合并发挥引导身体活动的功能;生活幸福的源泉是心理幸福,心理幸福的源泉是身体活动;作为一种身体活动,体育蕴含本原性的自然伦理智慧和生成性的人文伦理诉求,体现人的日常生活意义。

论宪政的伦理之维

良好的宪政必然遵从和反映人类优良的伦理,这些伦理维度主要体现为:幸福是宪政的根本关怀,正义是宪政的永恒追求,博爱是宪政的核心价值,人权是宪政的终极目的,和谐是宪政的理想状态。高扬宪政的伦理精神对建设宪政中国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传统家庭伦理与境遇判别

随着个体崛起,传统家庭伦理道德对个体的影响和约束不断减弱。在尚未完全解体的家产制实践面前,作为独立个体的家庭成员之间的利益争夺和权利诉求常常引发家庭内部的矛盾和冲突。为改变这种状况,首先,应当在伦理和道德层面重新发现和确认家庭的价值,重视家庭道德对个体的积极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对个体主义的盲目扩张进行一定程度的限制;其次,考虑到城乡社会变迁和人口流动的社会现实,应当更多考虑产权明晰的重要性,以保证个人权利的有序实现。法律应当为家庭和睦与个人权利的实现提供整体性的指引和保障。

关于痛苦的伦理省思

痛苦是人最经常遭受的重要情感,人对痛苦有着多种不同的表达方式和承载方式:有的人因为痛苦而逃避,"由于拒不接受疼痛,结果使得疼痛存在";有的人却努力从痛苦中发现人生真相,痛苦本身并无意义,但因为存在痛苦,人生才有意义。痛苦既然注定为人的在世方式,那么重要地在于面向痛苦本身的策略和行动,在一个人们已习惯于生活在处处受某种舒适支配的世界里更加需要一份冷峻的痛苦意识。

理性的“理论活动”高于“实践活动”——论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幸福观”

作为最高之善,幸福就是灵魂合乎德性(美德)的生活。这是亚里士多德幸福观的一个基本观点,但并不是其幸福观的独特之处。其灵魂学说,特别是其中关于"理性"划分为"理性本身"与"在欲求力里的理性"或"被欲求力分有的理性",不仅构成了亚里士多德幸福理论的基础,而且也构成了其幸福学说的特别之处。通过这个区分,亚里士多德找到了成就"伦理德性"的基础,同时也确定了理性本身的活动也即"纯粹理论活动"之所以高于理性的"实践活动"的理由。因而,虽然合乎伦理德性的生活是幸福的,但却只是"次级的幸福",只有合乎理智德性的生活才是真正最高的幸福。这种生活一方面是合乎神性的生活,另一方面又是成就每个人真正自己的生活。这意味着,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幸福并非只关乎人性,亦关乎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