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plication and Regulation of Leg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n the Pilot Program of the Reform of Separation between Complicated Cases and Simple Ones in Civil Procedure in the Basic People’s Courts

Blockchain,artificial intelligence,and other technologies have been increasingly integrated with the law,and the construction of smart justice and Internet courts in various places has a prominent effect on court informatization.The Supreme People’s Court is currently carrying out the pilot reform of separation between complicated and simple cases in civil procedure,and legal technology will inevitably become a major means to enable the reform.In the field of electronic litigation,legal technology itself has become a goal of the reform.Regarding the trials of pilot basic courts,legal technology has been more deeply applied in many links such as trial activities and trial management,playing an essential role in improving judicial efficiency,and becoming an important way to solve judicial dilemmas such as“litigation explosion.”However,the history of modern society reminds us that we should be reasonably optimistic about the development of technology,especially in the field of justice.

论计算法学的全球发展趋势

随着新文科建设的推进,计算法学正成为近年来炙手可热的新兴学科和研究范式。中国计算法学现今的问题是:对计算法学之发展脉络,尤其是在学科的研究范畴和发展路径上没有形成一致的认识。文章通过使用多种统计学方法和研究工具,系统地梳理、分析和对比全球近二十年的计算法学研究的相关文献,重现了从21世纪初至近年国内外计算法学研究阶段、科研合作、研究主题和知识结构的演进过程和差异。与国外相比,中国计算法学在不同研究范畴上可能走向分化。倡导问题导向的计算法学研究有利于梳理不同研究路径的关系,促进学科的有序发展。学界需要尝试在问题意识、研究能力和研究方法的不同维度上整合计算法学的研究路径,探索计算法学发展的中国道路。

促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法学理论创新

旨在解决发展问题、促进全面发展的发展法学学科,与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战略存在高度耦合,提供了研究中国式现代化的新视角。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发展战略与发展法学的理论创新存在双向互动关系: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发展战略,构造了发展法学的新背景,要求从系统主义维度进一步创新发展法学理论;另一方面,系统主义发展法学理论在方法论、制度体系、理论体系三个维度的递进式创新,有助于促进与保障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具体而言,在方法论创新方面,发展法学作为一门系统科学,应融入系统论方法以及结构—功能分析方法,进行以中国发展问题为中心的新综合研究,指导制度体系和理论体系的创新;在制度体系创新方面,系统发展法学理论应从促进全面发展出发,通过合理配置发展权利、义务与责任,创新促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包容型制度体系;在理论体系创新方面,系统发展法学理论应从发生论、本体论、价值论、规范论、运行论、范畴论方面进一步创新,在发展研究领域建构中国自主的法学知识体系,为世界法学理论之进步与世界共同发展之实践,贡献中国方案。

“实证法学”的概念术语回顾与回归--基于文献的实证法学研究整合路径

伴随着实证研究概念和范畴的思想大讨论,法学界在过去几十年涌现出大量相关的方法或学科术语。虽然各种术语本来根植于实证研究,但由于每种术语未对既有术语作细致的文献回顾和概念分析,而呈现出术语间前后矛盾、自我否定、相互攻击、相互整合的泛化和分化现象。从方法和学科层面来看,要实现实证研究的发展和繁盛,就必然需要在开放和团结的学术平台下统一学术理念,“实证法学”应该是整合研究队伍的最妥当路径。将当代实证法学研究的源头定位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了解钱学森和吴世宦所引领的法学研究方法大讨论对实证法学的影响,可以澄清有关起源问题的误解。实证法学的传统术语在早期都包含定量和定性,近十年才因个人理解或方法偏爱引发术语之争。新兴术语虽然在定量或定性、样本大小、理念内涵、技术方法上有所差异,但都是基于实证研究发展起来的,其术语之争也源于割裂文献所致的自创概念。回归实证研究的本质,停止术语和概念之争,只要正确和恰当地定义实证法学,便可以实现整合实证法学研究的目标。

法学是科学吗?——以中国法学界的论辩为中心的叙述

从1980年代开始,中国法学界掀起了一场延续至今的关于法学科学性问题的学术论辩,它从法学如何走向科学开始,到诘问法学究竟是不是科学,再到眼下尚无定论的关于狭义法学——规范学能不能走向科学的争论。此辩题涉及科学与法学两个概念间的逻辑关系,它与论者所持的相关概念息息相关。在泛科学语境下,学者的意见高度一致——法学是科学,不过那是个循环论证。在纯科学语境下,由于法学的实践性、评价性、不可验证性、法律推理内容上的主观性等原因,法学不可能是科学。在规范学法学语境下,科学论与非科学论伯仲难分。科学论者主张规范学的弱点可以通过人的努力加以克服,而非科学论者所持与当年德国的基尔希曼之论一脉相承。无论是在逻辑上还是在语言学上,指令性的规范学都不可能蝶变为陈述规律的科学。

论水利科技的法律规制

从法律规制的角度看,水利科技研究目的可以概括为合法合理合规治水用水,维护国家水安全,促进国家可持续发展。水利科技研发机构具有研究课题自主选择权、依法提供技术服务、获得捐赠奖励、有偿转让水利科技成果、特别豁免权等主要法律权利,同时赋有积极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提供公共科技供给和应急科技支撑、开展水利科普活动、建立健全水利科技资源开放共享机制、保存管理科技档案、加强水利科技保密工作的法律义务。水利科技人员具备署名权、登记申请权、收益分配权、兼职权、特别豁免权等法律权利,应当履行弘扬科学家精神、恪守科研诚信原则、遵守学术规范、履行竞业禁止的义务。水利科技违法行为将会导致行政法律责任、民事法律责任和刑事法律责任。

“建构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的命题阐释

“建构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是一个由政治命题衍生而成的学术命题。对于这一命题的题旨情境,可从意蕴定位、概念融贯和理论示范渐次展开,由此理解“为何建构”的问题。以古典中国的政法传统、近代中国的知识革命、当代中国的法学体系为线索,勾勒中国法学知识由传统向现代的演化,可以深入理解“何以建构”之历史逻辑。在方法要义上,阐释“建构中国自主的法学知识体系”命题,可从政治家、思想家、法学家、法律家、社会治理精英以及更大范围“公众”的统合视角展开,以融贯一体为基本方法,以政法知识为核心支点,以法理均衡为推进主线,从整体上更新对“如何建构”的认知。

新文科视域下法律史研究的法学化论纲

作为法学学科体系中一门特征明显的交叉学科,法律史学可成为新文科理论与实践改革的优质素材,新文科理念的融入可有效提高法律史研究的科学性。法律史专业在国内法学院中的边缘化处境,不利于满足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传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要求。法律史研究内容、研究视角、研究方法等要素与法律实践较为脱节;同时,其研究成果的碎片化和表象化等倾向,严重影响法律史研究的科学发展及研究共同体的形成与稳固,也就难以形成能够反映中国风格与气派的学术研究成果,削弱我国法律文化在国际上的竞争力。认识新文科之于法律史研究的总体意义,并以新文科为标尺,检视当下法律史研究存在的不足之处,把新文科作为促进法律史研究法学化的重要抓手,探索其着力发展的具体路径,切实推动具有自主性的中国法律史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形成与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学科价值。

应急科普的法律规制:现状特征、实践困境与未来进路

加强应急科普的法律规制,其目的是规范以政府应急科普为主导的各类应急科普行为,发挥应急科普的舆情引导和应急救援科技支撑作用,提升全社会应对公共突发事件的整体效能。目前应急科普法律规制的体系还不够完善,相关法规零散分布在应急管理单行法与部门规章内,无法形成制度合力,导致政府应急科普权责与机制不明确、社会化科普行为管束不严、公众无序参与和信息辨识困难等困境。对此,需要结合实践探索制定《应急科普条例》,明确政府应急科普的领导组织体系和工作流程,并对社会组织以及公众个体的应急科普行为进行分类规范和引导。

人工智能深度伪造技术的法律风险防控

作为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深度伪造技术给社会带来了新的风险与挑战。从类型学上看,深度伪造技术同时引发了基于个体权利谱系的微观法律风险、基于市场经济秩序的中观法律风险和基于国家公共安全的宏观法律风险,并依此形成了多样化和梯次性的法律风险格局。为有效化解风险,各国存在“自下而上型”分散治理模式、“自上而下型”垂直治理模式以及“多方参与型”合作治理模式。我国可通过“软法+硬法+算法”相结合的综合治理模式,实现对前述法律风险的有效防控:在软法层面,完善科技伦理制度,明确科技伦理的实体规范和程序规范;在硬法层面,通过“风险预防”与“风险控制”,强化风险防控的刚性约束;在算法层面,实现从样本数据采集到深度伪造内容发布的全过程技术监督,发挥技术的规范功能。

生命科学、医学领域科技伦理治理法治化:从全球共识到中国行动

中国式现代化需要的是依法向善的科技创新。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应该是法治与创新比翼齐飞、齐头并进的进程。当前,我国生命科学、医学领域创新加速,伦理法治挑战日益涌现,特别是2018年“基因编辑婴儿”事件将我国生命科学、医学领域科技伦理治理及其法治化问题推到了风口浪尖。紧随创新发展的步伐,积极推进我国生命科学、医学领域伦理治理法治化无疑是时代落在我们肩上的责任。面向人民生命健康,在尊重全球共识的同时还要深刻把握中国的具体情况,做到国内法治和国际法治统筹推进,方能以负责任的科技创新为人民生命健康保驾护航,进而促进我国生命科学、医学领域新质生产力的发展。

法律如何解开科技社会的“戈尔迪之结”——科技伦理下的法律治理模式

现代科技颠覆性地改变了人类所处的生活环境。技术理性与人类意义世界之间愈加明显的断裂,成为当前社会治理中难以梳理的“戈尔迪之结”。人类必须直面现代科技对法理和伦理的双重挑战,但传统视角下法律的稳定性和回应性特征已难以妥适回答其背后所隐含的人类理性与经验相悖离的问题。将法律系统的视角转换为具有反思性结构的程序自治机制,从而在实践中构建起“伦理先导+类型区分”的法律程序运作模式,即以伦理为程序导向、以程序为法理和伦理的沟通平台,根据社会行动主体和价值进行类型化区分,对于斩断“戈尔迪之结”似乎是一种有益尝试。

基于科学技术进步法落实情况的中国各省份新技术新应用立法前瞻对比研究

目前中国学界对地方科技立法层面关注较少,对地方立法落实科学技术进步法的实际情况缺乏系统了解和把握。因此,围绕各省份对2021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的落实情况,从新技术新应用的发展现状及法律环境出发,着眼于研发、应用、推广、激励和监管5个方面,对比分析地方性法规在新技术新应用的立法模式、章节设计、立法内容等方面的差异和特点。研究发现:当前中国的地方立法已经充分意识到新技术新应用立法的重要性,并尝试通过制定或修改科技创新条例予以规范。其中,普遍采取促进型立法模式,统一将新技术新应用问题作为科技创新的一部分放在综合性立法中,但章节设计缺乏系统性,条款数量较少、位置分散,问题意识淡薄;相关条款呈现出不同的立法侧重,关于新技术新应用的规制内容各有特色,但存在推广激励不足、法律责任真空等问题。建议各地应尽快加强新技术新应用立法,完善促进型立法模式,结合本地实际探索专章或专门立法的系统性制度设计,固化研发、应用、推广、激励、监管的实践经验,调整监管体系,明确违法结果,推动本区域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生命法作为科技法分支的理论证成

生命科技的研发和应用关系人类生命安全与国家生物安全。作为协调生命科技健康发展的重点领域立法,生命法的法域定位关系生命法的立法主轴与发展方向。学界就生命法的法域归属问题主要围绕生命法与卫生法、生命法与科技法两组关系展开。相形之下,学界就生命法与卫生法的关系给予了足够的讨论,认为生命法与卫生法二者并列各有侧重,然学界就生命法与科技法的关系命题并未形成定论。遵循部门法研究范式,从生成缘由、调整对象、调整手段三个维面比对发现,生命法是科技法的分支。

信用规范的第三形态研究——基于信用学的视野

信用规范具有道德、法律和信用管理等多种形态。信用管理中的信用规范可简称为信管信用或信管规范,它是与道德信用、法律信用相区别的信用规范的第三形态。信管信用伴随着信用关系的产生而产生、发展而发展,是在与道德信用和法律信用的相互作用、相互补充中协同发展的,具有现实必然性。在对信用行为的调节中,信管信用在调节范围、调节力量、评价取向、惩戒措施和责任属性等方面均具有自身特征;信管信用还拥有自身的存在方式,拥有特定的类型划分,在各信用领域拥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信管信用的现实必然性、自身特征以及特定的存在方式是其得以成为信用规范独立形态的依据,也是信用学信用规范理论需要论述的基本内容。

法学案例教学创新研究

案例教学是法学实践教学的主要方式。传统案例教学具有显著的优势,但也面临一些困境。创新法学案例教学,一方面,可以引入社科法学的知识资源,拓展案例教学的适用范围,助力法学人才培养;另一方面,应正视当下计算机、互联网、人工智能、信息技术等给法学教育带来的新变化,依托“互联网—大数据”和数字案例库探索新的教学模式。

论人工智能语境下科技法律伦理的现代流变

人工智能的发展改变了法律伦理的制度基础和历史背景。在现代场景下,对法律科技伦理进行反思和抽象成为必要。这需要借助科技法律发展的伦理史观的考察,重新审视法律伦理观的历史变迁,并对其进行现代性思考,以凝练符合现代时代特征的科技法律伦理观念。机器的使用和人工智能的发展让科技法律伦理可以分为先机器时代、工业革命阶段以及强人工智能时代三个阶段。在人工智能时代,传统科技法律伦理所坚守的价值和社会现实发生了质性的改变,需要基于现代性认知重新构建科技法律伦理的制度基础和价值共识。因此,在守正的基础上,需要对现代科技法律伦理观的表征和属性进行新的思考,以实现在人工智能背景下物理与人的界限、公民、社会、法律的关系以及法律伦理制度体系的革新和再造。

政治系下的国际公法教育——以上海圣约翰大学为研究对象

圣约翰大学是美国圣公会在华创办的教会大学,它从十九世纪末就开始了国际公法的教学。虽然圣约翰大学没有创办独立的法学院进行系统的法学教育,但它在借鉴美式法学教育基础上,尝试在政治系下开设法律课程,以培养具有法律素养的优秀政治人才。圣约翰大学政治系下的国际公法课程注重与国际政治、外交的结合,强调对时事案例的研究,在基础课程之后引入了高阶课程。国际公法的教材和教学内容总体上经历了从向欧美学习到向苏联学习的过程。圣约翰大学国际公法的教师主要是留学欧美并获得国际顶尖大学硕博学位的圣约翰校友,他们具有政治学、外交学和法律的复合知识背景。受母校的影响,负笈海外学习法律的圣约翰大学毕业生大多会选择国际法或宪法,他们学成归来后在政治、外交、法律、教育领域都作出了重要贡献。

秦创原促进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法治保障研究

科技成果转化是贯彻落实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环节和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效能的关键所在。高校科技创新成果的有效转化有赖于强大的转移转化平台和健全的法治保障体系。秦创原作为陕西省创新驱动发展的总源头和总平台,是打破科技优势与经济发展转化“堵点”的关键之举,是提高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效率的创新实践。采用社会统计分析、系统分析等方法,以秦创原创新驱动发展平台建设为背景,全面阐释秦创原促进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内在机理和价值,实地调研陕西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发展现状和法治保障需求,总结评析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政策法治保障体系现存不足,进而提出从立法、行政、司法、仲裁调解、行业自律与自治层面入手,构建“立法科学、政策完备、行政执法有力、司法全面高效、行业管制规范、社会自治有序”的科技成果转化法治保障体系,助推高校科技成果有效转化和区域科技创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法律科学与法政策学

要作为法律科学的一部分,法政策学是关于法秩序中应然事物的学说,它是对既定法律状况的批判研究,以及在法律状况经不起检验时,对它的进一步发展和变革提出建议。法政策学虽然与政治学有密切关联,但它有自已的独立领域。对未来法的研究曾在18世纪被冠以自然法之名,而到了19世纪,即便主张法律自然生长的代表保守倾向的历史法学派看似排斥了面向法律创制的法政策学,但实则也需要法政策思维的补充。法政策学如果想要成为一门科学,其最重要的前提就是摒弃具有单方利益的阵营选择。另外,科学的法政策学一定不独是法学的事业,而是全体人民的事业,同时,它也需要一般的政治、经济、道德、历史知识作为补充。时至今日,尽管自然法的影响式微,但法政策学本身就已然呈现了一种现代化、不具有实证效力要求和影响的自然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