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View of Educational Purpose under the Infiltration of Post-modernism

Some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ost-modernism, such as opposition centers, denial of holism, identity, differences and uncertainties, have had a great impact on the view of education. Because the purpose of education is the starting point and end-result of education, which is related to the general orientation of education development, we have to re-examine the concept of modem educational purpose in the post-modernism thought. The author holds that compared with the modem education view, the educational purpose view of the post-modem period shows the following characteristics： Maintaining the diversification and difference of individuahty, paying attention to cultivating social consciousness and critical ability, learning to understand and respect ecological harmony.

积极伦理观下算法歧视治理模式的革新

算法技术已借助大数据技术被广泛应用,成为影响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角色,其也因技术中立性不断遭受现实挑战而呈现出事实上的歧视性。重新审视算法歧视及其治理路径是发挥算法积极作用、避免算法消极影响的重要前提。传统伦理观念影响下的算法歧视治理模式存在价值观念偏航、治理结构失衡及技术治理落后的问题,影响算法歧视治理实效。社会发展促进了伦理观念的革新,积极伦理观的树立可以为算法技术向善的实现提供理论指引。算法治理结构的优化及反歧视技术水平的提高是纠正算法歧视的重要前提,理念、制度及技术三维措施的综合运用方可在算法领域实现科技向善的伦理目标。

关于医学伦理学的基本原则

医学伦理学与生命伦理学既有相同之处也有诸多差异,它的基本原则和生命伦理学应有所不同。将病人利益置于首位、自主、不伤害、公正、友善五原则可视为医学伦理学的基本原则。病人利益主要是指病人生命和健康利益,是由医生根据医学科学允许度、医生的经验和病人实情决定的;将病人利益置于首位原则的落实,首先需要医生和医院对此有真切的认识,同时也需要有制度的保障和国家的财政支持;将目前实际上已经被倒置的医患利益关系纠正过来,是既艰难又十分迫切的,需要做多方面的工作。假以时日,这一目标是应当而且能够实现的。

进步与妥协:论“小妇人”三部曲中奥尔科特的伦理道德观

路易莎·梅·奥尔科特的伦理道德观在其代表作《小妇人》三部曲中有着集中体现。作为读者眼中的“道德传教者”,奥尔科特的伦理道德观契合了19世纪美国的社会文化语境,显示出她对女性传统身份和家庭角色的关切和肯定。作为进步女权思想的宣传者,身处第一次女权运动浪潮中的她在作品中表达了争取参政权等女性平等权益的诉求。然而,奥尔科特在表达女性伦理道德进步性观念的同时,其妥协性也得以暴露。奥尔科特的“妥协”可视为她在特定社会条件下表达自己进步主张的一种可行策略。奥尔科特的伦理道德观不仅影响了当时的进步运动,而且对后世产生了积极深远的影响。

河流伦理的三个维度:理论渊源、文化积淀与历史实践

河流伦理虽是针对当下的河流问题提出的,但应把其放在历史的脉络、逻辑中加以理解及建构,即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渊源、传统文化以及历史实践等三个维度加强建构。深入挖掘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与河流伦理的逻辑关联,将有助于进一步完善河流伦理的理论基础;深入汲取传统文化中的智慧结晶,丰富河流伦理的文化蕴含与中国智慧;充分、系统地总结、汲取历史上的水利经验和教训,既是构建河流伦理的必要组成部分,又有助于为具体的实践提供历史镜鉴。如此,才能把河流伦理做实、做厚、做通,做成体现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价值的理念、主张、方案,为促进人类认知观念的转变、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地球家园贡献力量。

裘法祖的医德观及其时代价值

阐述裘法祖视患者利益高于一切的医德品质,包括以术济人、仁者爱人的对待患者的态度;高度负责、慎始敬终的工作作风;严谨求实、永无止境的学术精神;严格热诚、真心关怀的医际观念;淡泊名利、毫无偏私的道德品质。指出家庭教育环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道德榜样引领构成了裘法祖医德观的生成逻辑。裘法祖的医德观对当代的医德教育具有重要价值。应从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先进道德榜样引领,社会实践能力培育等方面着手,提升医德教育的水平和实效。

翻译伦理的具身性研究——以儒家身体观为视角

翻译伦理是翻译研究的一个重要维度。西方翻译伦理大多将翻译主体当作抽象的“心智主体”去研究,是一种“离身”视角的阐释。与西方身心二元的路径不同,儒家身体观将人作为“身心合一”的主体去理解,以“己身”为连接方式与他者展开伦理实践,是一种“人本化”的具身观。以儒家身体观探讨翻译伦理的具身性研究,是以儒家身体观的“以身体之“”万物一体之仁”为核心来阐释翻译伦理的内涵,指向探寻译者如何“修身”、理解翻译伦理客体的扩容、解读“身体作为伦理”的始源意义。这不仅对于译者“成己“”成物”的价值方面具有拓展性意义,而且也为翻译伦理研究注入新的解释空间。

生命哲学视域下和谐医患关系构建的伦理思考

柏格森作为生命哲学的代表,其所倡导的生成式生命观,为个体生命社会价值的实现提供了有力支撑,其所构建的生活观,对个体生命的利益共联赋予极大的关怀和爱,其所宣称的直觉体验生死观,为个体重新理解和领会自我生命开辟了伦理学独特视角。在生命观、生活观、生死观视域下,认为生命哲学体现了医患关系本质的价值延伸,其生命观在于唤醒生命意识,是实现医患社会价值的有力支撑,其生活观在于培养生存能力,指向医患间利益共联的独特属性,其生死观在于激发内在动力,找到重新理解和感悟生命的伦理秘钥。同时,借鉴天津某医院处理医患矛盾的实践经验,提出构建未来和谐医患关系的几重思路:加强医患沟通共情,精准服务医疗实践;辩证客观对待医学,做好患者期望值管理;注重人文素养培育,助推医学人文的落地;健全医疗体制机制,强化利益共同体建设。

新时代中国粮食安全战略的发展伦理探析

基于解决粮食安全的紧迫现实问题,促进中国走向带有自身特色的粮食安全发展战略,以文献梳理法与哲学溯源法相结合,对发展伦理视角下中国粮食安全战略进行全面认识并深入探析。从价值取向、发展方法以及伦理责任等方面来全方位审视我国为保障粮食安全而采取的举措,透显出人与自然共生的伦理实质,从而论证其内在的发展伦理的人本性、平衡性、正义性智慧。理念的深化有助于新时代我国强化粮食“自主”能力、端好自己人的“饭碗”并推进社会主义农业现代化强国建设。

践行积极老龄观老年形象、老龄文明与伦理进路

大力倡导践行积极老龄观,并将其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是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举措。老龄化不是问题,而是实现高阶文明样态的基础与前提。老龄文明作为人类社会主体性、经验性、精神性跃迁的必经阶段,其建构必须依托于从伦理层面对积极老龄观的充分解读。针对伦理实践目标,应充分融入古典伦理学、可行能力观、关怀伦理学、儒学修养论等理论价值内涵,塑造积极老年形象;面向老龄社会,应从道德想象力、认同伦理学、叙事伦理学、共生伦理学等思想角度出发,清晰擘画积极老龄文明;针对伦理实践进路,应设法调动老年群体自我创造活力,积极关爱其他群体,着力推动社会厚植老龄文明观念,保障老年群体社会参与机会。

基因编辑技术的人文审视——基于马克思技术观的人学向度

作为现代生命技术领域的一项颠覆性的技术发明,基因编辑技术能够通过技术手段改写人类基因,这对当代人与技术关系提出了新课题。技术观构成马克思哲学思想的重要理论分支,马克思在对技术观的阐发中揭示了技术与人的存在方式、人的生存境遇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相互联结关系,使得技术观呈现鲜明的人学向度。从马克思技术观的人学向度审视基因编辑技术,需要分析基因编辑技术与人的存在方式和人的生存境遇的新状况,结合基因编辑技术引发的人文挑战提出基因编辑技术的优化理路在于追求和谐共生、克服技术异化、协调人技关系3个维度,进而得以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技术价值旨归。

中美义利观的起源、发展与分流

在全球治理中,中美两国扮演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不仅诉求国家利益,而且承担大国责任。对比研究发现,中美处理国际事务时,两者都强调公平的重要性,注重正当得利,明确义利统一性。同时,二者各有侧重,中国重视集体利益,关注财富的大众分配,而美国重视个人利益,关注财富的个人积累。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中美两国如何处理义和利的关系,对全球治理具有重要的启迪。只有谋“义利”之共性,存“义利”之差异,才能真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传统义利观的时代价值判析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需要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定文化自信。中国传统义利观中的以义为先、以义谋利、义中取利、义利合一等论述,对于我国当今社会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价值,主要体现在:坚守以义为先,避免人际交往的失信化、利己化和功利化,是构建和谐人际关系的基础;信守义中谋利,既是企业和个人发展的前提,也有利于个人道德素质的提升和企业软实力的增强,推进社会的持续发展;遵循义中取利,能帮助人们树立合理的财富观;坚持义利合一,公利即为义,也就是在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发生矛盾时,以集体利益为首,促进健康群己观的形成。

师德传统与现代建构

师德是从事教育的人必须遵循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师德的内涵是随着时代以及特定的空间与时间发生变化的,需要教师与他所处社会中的其他人群共同构建。师德早期起源于教师的自律自求,秦汉“以吏为师”“官师合一”后引入他律,甚至他律超越了自律。传统的师道尊严是以“三纲五常”“仁义礼智信”为基础、“天地君亲师”为内容的等级次序的伦理设定,它是他主、与权威合一、强调服从而不重视道德判断能力的存在。现代师德需要依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回应社会发展的多重需求与矛盾,建立在人人平等基础上,以创造人类幸福而非培养人上人为教育目标。师德水平的提升主要靠教师自主内求,靠不断提升追求和底线,同时需要政府与社会创设良好的环境。走崇尚良师之路是整体提升师德水平的有效途径。培养出有能力为整个人类文明的福祉服务的学生方能彰显教师的良师良德。

高校教师师德评价制度的文本检视、困境反思及改进路径

师德作为评价教师队伍素质的第一标准,完善高校师德评价制度是规范教师师德发展的重要环节。通过选取“双一流”高校的相关师德评价制度文本,从评价主体、评价内容、评价方法、评价结果运用等四个方面进行探析,研究发现当前的师德评价制度存在评价主体部门单一、评价内容过于模糊、评价方式机械传统和评价结果运用笼统等问题。基于此,高校师德评价制度的完善就需要多主体部门有效协同,营造联动评价环境;评价坚守法律底线,实现内容分层分类;评价彰显程序正义,规范多元评价方式;注重评价结果运用,构建多层结果分类。

帕菲特非同一性问题的再审视——以人类生殖系基因编辑为例

非同一性问题是指当某个行为是个体存在的肇始原因时,尽管该行为对这些个体造成不可避免的伤害,但他们仍然不能抱怨受到不公正待遇。根据这一观点,部分学者认为,生殖系基因编辑并没有对被编辑个体及其由此发育而来的未来后代造成伤害。然而,由于这一论证过程存在理论适用错误及其逻辑谬误,非同一性问题无法否认生殖系基因编辑对未来后代造成的潜在伤害,因此,在实施该技术时,应该把为未来后代纳入当代人的伦理考虑范围之内。

论石黑一雄《克拉拉与太阳》中的疾病伦理

英国作家石黑一雄的作品《克拉拉与太阳》(Klara and the Sun,2021)将背景设置在近景未来中的美国,藉由人工智能伙伴克拉拉的视角展现了一个充斥着不安与竞争的后人类社会。现阶段的相关批评主要集中于小说所批判的技术理性,而未能深入挖掘其核心情节,即乔西因基因提升罹患重症所引发的疾病伦理。从疾病伦理学的视角出发,小说中蕴含的唯科学主义疾病观与整体疾病观构成了小说独特的思想魅力。小说揭示了人类所持有的原子论式的唯科学主义疾病观的局限性,并藉此确立了整体疾病观的有效性,通过将乔西的疾病置于与他者、社会和生态的互动之中,整体疾病观从宏观层面确诊了乔西病因并最终使其痊愈。

“命运的看法比我们更准确”——余华小说的人性勘查与伦理拆解

从20世纪80年代迄今,作家余华创作了包括长篇小说《在细雨中呼喊》《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兄弟》《第七天》《文城》和数十篇中短篇小说,成为当代最具影响力的作家之一。余华有着文学创作的异禀天赋,更有生活经验的智慧灵悟。事实上,每一位杰出的作家都有自己与世界建立默契关系的方式和途径。将生命体验潜移默化地渗入文字中,与志趣和信念浑然一体,铸就了作家的个性和独特的文学风貌。余华始终在记忆、经验、判断、错位和整饬中不断地进行着由里及表的探索,赤裸裸、血淋淋地表现死亡的战栗,以“现实的偶然”表现命运的昭示,展开对人性的勘察和伦理的拆解。拨开冷酷的文字表象,由表及里地不断触摸和寻望,勘探其文学肌理中流淌的温度。

医学伦理学教育的人文关怀之维

人文关怀是医学伦理学教育的核心价值取向和实践原则,主要体现在对生命本身的关注。生命作为人类存在的根本条件和前提,理应成为医学伦理学教育的人学内核。医学伦理学教育彰显人文关怀不仅是其内在诉求,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理念和精神追求的要求。在课程思政的背景下,医学伦理学教育需以马克思主义生命观为指导思想,教育医学生尊重生命、体悟生命,最后促使他们怀着仁爱之心,以正确的生命理念来救治生命,并在这一过程中彰显对生命本身的人文关怀。

人工智能的伦理困境及其规避进路——基于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分析

人工智能作为以算法为核心、模拟人类活动的智能机器,它的迅速发展在推动社会进步、促进人类解放的同时,也引发了一系列的伦理风险挑战,即人的主体性消解、人的意志遭受侵犯和责任归属认定困境。对此,规避人工智能所带来的伦理风险,必须遵循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引导、提高社会科技伦理水平、构建人工智能监督体系、健全人工智能法律规范,从而确保人工智能为人类服务、最大限度地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