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Scientific School of Philosophical and Legal Thought in Criminal Proceedings of Marian Cieslak

The aim of the article is to show that Professor Cie?lak is the founder of the scientific school of philosophical and legal thought in criminal proceedings and five thoughts belonging to this school regarding the subject of the criminal process, the identity of a deed, participants in the process, the burden of the proof, the obligation of proving, and division the grounds for detention. Professor Cie?lak was one of the most distinguished Polish lawyers and scientists, and had a great influence on shaping views on the law, primarily in theory, but also in practice. His concepts result from his theoretical and philosophical research on the law and are also timeless, remotely dependent on the legislation currently in existence.

关于《刑事诉讼法》第四次修改的几点思考

近日,刑事诉讼法的第四次修改提上日程。学界对本次修改整体上较为积极,也有部分观点对修改存有隐忧。从整体上看,启动第四次刑事诉讼法修改有其必要性和重要的时代价值,应当抓住此次难得时机,同时,也要对实践中重打击轻保护的氛围保持高度警惕,牢牢把握人权保障和正当程序的目标和方向。刑事诉讼法第四次修改应当将刑事诉讼法典实质化作为目标,采取大修的立法模式,立足当下,着眼长远,系统规划,分步实施,迈出刑事诉讼法典实质化的关键一步。刑事诉讼法修改也要设定改革的亮点,这些亮点可以包括但不限于:重塑刑事诉讼法的篇章体例、以技术主义路径推进以审判为中心和庭审实质化、因应轻罪时代扩大附条件不起诉的适用范围、探索构建律师无效辩护制度、重塑强制措施体系、构建相对独立的涉案财物处置程序、完善证据制度等。

环境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审理顺序的反思与优化

环境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的审理顺序既对生态环境的修复效果有着直接影响,又关涉被告人刑民责任的协同确定,是完善公益诉讼制度必须关注的重要问题。遗憾的是,由于我国立法尚未对此类案件的审理顺序作出明确规定,各地法院在探索过程中做法不一,有“先刑后民”的,有“刑民并进”的,严重影响了司法的规范性。为保障实现修复生态环境、协同刑民责任等多元化诉讼目的,人民法院在审理该类案件时,应遵循刑事惩罚与生态环境修复相结合的基本理念,采用“刑—民—刑”为主、“先刑后民”为辅的审理模式,并通过强化判决说理性对“刑—民—刑”模式可能带来的风险进行防范。此外,还应正确看待和解与调解对审理顺序的影响,一旦发现对和解协议或调解协议的公告可能影响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应及时调整审理顺序,先行作出刑事裁判。

我国刑事再审“不利于被告人利益启动规则”研究

我国刑事再审程序一直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有错必纠”,并不区分启动事由上是否“有利于被告人利益”或“不利于被告人利益”,刑事再审的启动主体、启动事由、运行规范等都为实现纠错功能而运转。为维护法的安定性、法的权威性,应回归刑事诉讼客体理论,确立案件事实及其法律评价在刑事司法程序运行中的价值,夯实刑事再审的客体内容,厘定生效裁判效力的涵摄范围;为禁止法院、检察院为“不利于被告人利益”而启动再审程序。实质上,在《刑事诉讼法》总则中应确立不告不理原则、控审同一原则、一事不再理原则,形式上,明确“不利于被告人利益”的启动事由。

刑事案件二审开庭难的理论反思

刑事二审开庭范围是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的重点内容,但囿于个案的消极影响、考核的指标主导等,时至今日,它仍然是“未完成的改革”。刑事二审开庭问题受到制度因素、实践因素和观念因素的制约,需要在优化和调整审批程序、考核指标的基础上,确立程序公正优先的价值目标,指导制度改革。2023年9月开展的为期一年的“促进提高刑事案件二审开庭率专项工作”已取得显著成效,为了巩固专项工作成果,避免考核指导下的数字泡沫和虚假繁荣,《刑事诉讼法》再修改进程中需要及时作出制度回应,形成规范化、科学化的制度设计:首先,应当充分体现正当程序与诉讼构造的指引,进而突破刑事二审开庭问题中制度因素、实践因素和观念因素的制约;其次,在刑事二审开庭范围的具体制度设计上,可以考虑由列举应当开庭的案件范围转变为列举可以不开庭的案件范围,进一步明确“以开庭为原则,以不开庭为例外”;最后,还需要构建起针对二审不开庭的上诉人权利救济途径和法律监督机制,为刑事二审开庭问题提供具有刚性的程序保障。

国民政府审判日军将官战犯名单考订

抗战胜利后中国在各地设置10个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其中审判日军将官战犯情况是抗日战争研究的一项基本数据,尚无完整准确结论。最新文献《大审判:国民政府处置日本战犯实录》公布一份“已判决日军将级战犯41人名单”,本文对此进行详细辨析、改正,整理成审判日军将官战犯39人名单,详列战犯个人资料、履历,并作简要统计分析。

法典化视角下刑事证明标准条款的完善

偏重哲学话语的理论争议无益于解决刑事证明标准的适用难题。在法典化改革的进程中,有必要厘清刑事证明标准条款自身的逻辑性和层次性,进而对现有法律文本的表述进行适当的调整和修改,明确证据收集的程序合法标准,明确证据查证属实的法定义务,确立定罪事实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序规则,以实现发现案件真相和保障法官自由裁量权行使之间的价值平衡,最终实现刑事证明标准在程序规范下的合理适用。

中国刑事诉讼法治现代化的进程与展望

作为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重要维度,刑事诉讼法治在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引领下实现了现代化的理念更新。以人民群众的新期盼为目标,中国刑事诉讼法治在司法体制改革中推进现代化,通过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取得了影响深远的实践成就。在改革进程中,刑事诉讼的社会治理功能进一步发挥,人权保障作用更加凸显,国内法治、涉外法治得以统筹推进,执法司法中的顽瘴痼疾得到全面整治。但刑事诉讼法治仍然面临理论供给不足、诉讼资源分配制度不尽合理、权力监督制约架构相对薄弱、社会治理功能有待考察等现实困境。在未来需要从科学理论、知识增量、公正司法、能动司法等多个维度回应刑事诉讼法治现代化的需求。

我国刑事在线庭审的审判公开质效的回落与提升

刑事在线庭审是现代科技服务于现代刑事司法活动的必然产物。审判公开原则对刑事在线庭审活动的顺利开展至关重要。我国当前的刑事在线庭审,审判公开的深度不够、内容不完整、法庭礼仪不规范、后续工作未能及时跟进等问题严重降低了审判公开的质效。我们要以实现有效审判为首要目标,审慎地推进刑事案件在线庭审工作,让科技服务于审判。在此基础上深化审判信息的公开,通过互联网审判平台实现对审判信息的全程化、体系化、层次化的公开,同时还要规范法庭礼仪,维护在线庭审的庄严性和权威性。一审过后的后续程序和最终裁判文书的公开工作也不能忽视。另外需采取适当的辅助性措施加以配合,进而提升我国刑事在线庭审的审判公开质效。

侦审信息阻断机制构建与三原则重新解读——我国刑事庭审实质化出路探索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要严格公正司法,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全面准确落实司法责任制,加快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庭审实质化既是巩固“以审判为中心”改革举措的关键手段,也是一个国家司法文明的重要体现。我国当前庭审实质化改革中遭遇案卷依赖的阻碍,究其原因是对“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三原则的误读,以致于产生“流水线”式固化诉讼结构,继而出现庭审依赖案卷的现象。因此,有必要对庭审实质化的意义、所面临的阻碍以及消解这些阻碍的对策等相关问题做出妥善处理。这对于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具有深刻意义。

论我国刑事诉讼中刑事受审能力的制度化构建

刑事受审能力是被追诉人恰当理解、认识刑事诉讼的能力以及合理辩护能力的有机结合,在契合程序主体理论、实现实体正义、保障控辩平衡和维护合法权益方面具有重要意义。我国在解决诉讼障碍型缺席审判程序的适用中引入了刑事受审能力标准,但我国刑事受审能力制度化仍面临着立法上规制缺失导致司法实践面临窘境、制度上衔接不畅从而引发缺席审判条文之间的张力、程序上规范不足致使难以有效保障合法权益的问题。实现我国刑事受审能力的制度化构建,应加强刑事受审能力相关立法规制、完善与缺席审判制度的衔接路径、强化刑事受审能力的鉴定与审查程序。

案卷笔录中心主义影响下控辩平等路径研究

在目前以案卷笔录为裁判依据的庭审实质下,受职权主义模式、案件办理流程和抗辩手段缺失等因素影响,法庭在对关键证据的认定上容易产生误解,致使量刑上出现偏差,控辩双方力量明显失衡。为弱化案卷笔录中心主义影响,尝试探索丰富控辩平等的路径,不仅能够避免庭审流于形式、促进法官形成合理自由心证,还能够减少冤错案件产生。通过实施控方证据开示制度、赋予被追诉方参与调查权利、强化专家辅助人作用和确定被追诉人沉默权等方式,拓宽控辩平等路径,保证被追诉人权利,实现司法公正。

比较法视野下我国刑事速裁程序的本土化发展研究

在推进轻罪治理体系现代化背景下,刑事速裁程序能够提升诉讼效率、缓解办案压力、保障被追诉人权利,但其本土化发展方向与完善路径还有待明确。基于对两大法系刑事速裁程序的比较,我国刑事速裁程序在发展方向上需保持现有开庭审理模式,应追求公正与效率的动态价值平衡,并立足实现实体真实与案件分流的功能定位。在具体路径上,需关注审前阶段的权利保障及程序速率,重视庭审阶段对被告人认罪认罚自愿性与真实性的审查,并强调现有配套制度的更新。

迈向对抗式刑事卷宗--基于推进庭审实质化的分析

当下的司法改革致力于通过隔断法官庭审前与卷宗的联系渠道来实现庭审实质化,但实践证明,此种进路的改革削弱了卷宗对于法官判断的全面支撑,导致庭审混乱并损及庭审效能;鉴于阅卷式裁判的制度惯性,更为可行的路径是去改造卷宗,并通过加强案卷移送尝试将阅卷式裁判与庭审实质化进行调和,在强化卷宗对抗性的基础上提高法官阅卷的全面性,进而实现庭审实质化的目标。为此需要落实追诉机关全面收集证据的责任,保障律师意见及其他辩护材料全面附入卷宗,借助于卷宗的公开与责任属性强化辩护权的保障,使法官聚焦案件争点,提高庭审效率。

盟国审判机制下的国民政府审判“台籍战犯”问题

抗战胜利后对“台籍战犯”进行审判,是中国政府收复国土后,在中国台湾恢复行使国家主权的第一次司法实践。受盟国审判机制及国际法的规约,国民政府始终坚持两个原则:一是对违法战犯坚决进行惩处,二是对违法中国台湾人依据国际法以战犯身份审判。由于相关法规出台迟滞,以及司法群体对法的理解存在差异,对“台籍战犯”的身份存在争议。但作为审判战犯最高决策机构的国民政府战争罪犯处理委员会,始终坚持以国际法审判“台籍战犯”,部分司法判决也较好地诠释了国际法,一定程度体现了近代以来司法群体对国际法的理解和接受。

试探我国刑事远程审判制度的构建

基于整个刑事诉讼制度和司法制度改革的时代视角,对刑事远程审判的讨论不能简单地局限于传统的正当程序审判范式,也不应将可能存在的质疑作为批判该制度的支持依据。应当回归制度原点,从我国刑事远程审判现状出发,以理性、中立的立场寻求刑事远程审判的基本原理,并对相关质疑给予回应,最终提出建构和完善我国刑事远程审判制度的建议。

经验法则在刑事审判中的不当应用及其司法规制

经验法则在民事审判中的应用机制日臻完善的同时,在刑事审判中的应用却未得到应有重视。本文以278份刑事判决书为考察样本,发现经验法则的应用呈现出应用率低、缺乏论证过程、回应率低、论证水平不均衡等六个特点,并且通过对刑事判决书中经验法则应用过程的解构,发现经验法则存在“画蛇添足”“主观武断”“有名无实”“视而不见”等应用失范问题。究其原因在于刑事审判中经验法则应用领域规范缺失、经验法则应用难度大、应用司法风险大。构建经验法则在刑事审判中的应用体系应以“有效应用”为核心,关键在于将经验法则的应用过程“实体化”“公开化”,通过将“必要、详实、公开、可救济”等作为应用要素进行科学设计,在程序和实体两个方面为经验法则的应用创设具有可操作性的规范,以矫正不当应用的偏差。针对经验法则不同类型的不当应用情况,赋予其他诉讼主体申请再审等程序启动的救济途径。

审判监督程序的实践合理性及其法定化——基于《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472条第1款第四项之分析

审判监督程序与第一审、第二审程序审理的直接对象存在差异,即使依法“依照”审理也不可忽视其程序间的差异,但是司法实践中将审判监督程序与第一审、第二审程序有所混同是常见现象。依照第二审程序进行的审判监督程序一旦判决或者裁定之后,全案应处于“终审”状态,不发生指令下级人民法院再依第一审程序重新审理的问题,就此言之,《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472条第1款第四项对于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案件撤销原判、发回重审的规定,存在法律依据供给不足的问题。这一司法解释,具有一定的实践合理性,但也造成重新审判适用的一审程序与审判监督程序二者关系的疑惑,甚至造成正在服刑中的受刑人执行依据被撤销而其仍在服刑的实践困境。值得肯定的是,这一司法解释的程序价值,是为被判决人提供了针对不利于自己的再审改判的上诉机会。这种上诉机会可以通过发回重审或者对审判监督程序进行改造。有两种方案可供选择:一是在审判监督程序的法律规定中增加撤销原判、交付一审的制度,并限定为对被告人不利再审的情形;二是针对不利于被告人的再审情形,设置作为审判监督程序组成部分的特别上诉程序,由此彰显审判监督程序不同于原一审程序、二审程序的独立性,在未来修改刑事诉讼法中,解决具有合理精神内核的司法实践的法定化问题,实现这种司法中变通做法与法律规定的协调一致。

美国刑事陪审团否决权制度研究

陪审团否决权制度使得美国刑事陪审团有不顾事实与法律判决被告人无罪的权力。这一起源于英国的制度以司法民主为基础,在美国历史上起到了反抗殖民统治、支持废奴运动的作用。随着社会观念的转型,刑事陪审团否决权制度继续发挥矫正法律实施的价值以实现公众正义观。然而刑事陪审团否决权制度也存在导致法律虚无主义、违背司法专业化要求、使司法屈从于地方观念、加剧种族对立等风险,因此美国法官通过明确否定此权力、向陪审团隐瞒此权力等方式试图对该制度进行限制。但是刑事陪审团否决权制度仍有维护司法民主和防范政府滥权、沟通立法与司法、平衡法理和人情等现代意义,可以为我国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完善提供参考和借鉴。

知识产权刑民交叉问题研究

知识产权刑民交叉案件体现了多层次的法律评价及法秩序统一的要求。知识产权刑民交叉案件的处理面临案件模式选择困难,对“先刑后民”“先民后刑”或“刑民并行”的界限不清晰;案件的线索移送程序衔接不畅,中止审理进而影响审理周期;民刑责任衔接失衡,难以协调民事侵权判赔同刑事罚金的关系等问题。在知识产权案件“三审合一”的司法改革背景下,应当遵循刑民共治思想的基础上,对知识产权刑民交叉案件进行类型化规范分析,重点就审理模式和刑民责任衔接进行经验整合,并区分刑事责任承担在先的民事责任认定、民事判决事实认定有待刑事部分查证处理等情形。司法裁判要保障权利人获取及时救济的同时,防止对侵权行为进行重复评价和重复处罚,以提升知识产权刑民交叉案件的处理质量,稳步推进知识产权事业的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