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境民族地区农村应急韧性治理的影响因素与提升策略——基于广西边境五县12个村庄的案例分析

提升农村应急治理成效是贯彻国家“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理念的重要举措,探究边境民族地区农村应急韧性治理中的影响因素有利于农村应急治理长效机制的规范化与体系化建设。文章基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构建制度韧性-资本韧性-文化韧性-基础设施韧性的基本分析框架,以广西边境民族地区五县12个村庄为案例样本,研究影响边境民族地区农村应急韧性治理成效的多因素组态效应与作用机制。结果表明:边境民族地区农村应急韧性治理成效受到多重因素组合的共同作用,单一条件变量无法作为结果的必要条件,而资本韧性的高治理成效一致性达到0.88,是边境民族地区农村应急韧性治理成效的充分条件;边境民族地区农村应急韧性治理存在两种典型的有效组态,即“资本-文化型”与“制度-设施型”;资本韧性、制度韧性、文化韧性和基础设施韧性分别对韧性治理成效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对未来边境民族地区农村应急韧性治理成效提升具有政策层面的启示意义。

西南边境少数民族网络社群的信息生态机制分析——兼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考察

我国西南边境地区少数民族具有群体跨境流动、相对贫困落后、民族成分复杂、宗教信仰多样等特征,该地区“三股势力”依然活跃,并渗入各类网络社群,煽动不良情绪。从维护边境安全稳定与中华民族完整统一的国家战略来看,亟须统筹合力,优化网络社群生态,使其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阵地。对西南边境部分村落、乡镇进行调研,借鉴信息生态理论,将少数民族网络社群视作信息生态环境的重要有机体,发现其遵循以下信息生态机制:公共议题讨论,基于情感需求的“线上—线下”交互的运行机制;基层治理信息交互,社会信息交流共同体的信息交互机制;基于锚定的强集聚效应,信息中心节点聚合效应显著但不稳定性客观存在的动员机制。

边疆民族地区高校民族团结教育优化研究——以广西壮族自治区为例

优化边疆民族地区高校民族团结教育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助推边疆民族地区稳定发展,筑牢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要方式,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广西壮族自治区属于边疆民族地区,该地的高校民族团结教育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仍存在一些不足:部分高校民族团结教育体制机制有待加强、师资力量有待加强,教学方式具有单一性。优化边疆民族地区高校民族团结教育必须以加强高校民族团结教育体制机制建设为保障,以加强高校师资队伍建设为抓手,以高校民族团结教育课程改革创新为关键,增强边疆民族地区高校民族团结教育的功能性,进而实现边疆民族地区高校民族团结教育的创新性发展。

师范生暑期支教对边疆少数民族留守儿童教育影响研究——以保山学院为例

暑期支教是师范生体验教学、提高教育教学实践能力的重要途径,也是响应党和国家的政策,对留守儿童表达关爱的具体行动。云南省保山学院教育学院连续5年开展暑期师范生送教下乡关爱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留守儿童志愿活动,让师范生初步感受课堂教学的魅力,带给留守儿童关心与爱护,帮助留守儿童成长成才,探索出一条政府、高校、学校、家庭“四位一体”的留守儿童教育关爱与服务体系。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的边疆民族地区人才开发问题研究

人才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关键之一,应当全方位推动人才振兴,为做好边疆民族地区乡村振兴提供坚实的人才保障。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提出深入实施人才强国战略,为边疆民族地区依靠自身优势持续发展指明了方向。边疆民族地区必须始终把人才开发建设作为一项长期性、基础性工程,以人才开发为起点,千方百计引人、因地制宜育人、不拘一格用人、优化服务留人,增加人才数量,提高人才质量,释放人才潜能,推动构建边疆民族地区人才工作的崭新格局,全面为边疆民族地区乡村振兴赋能添力,推动边疆民族地区实现高质量发展。通过全面剖析边疆民族地区人才开发面临的困境,深入挖掘产生困境的原因,提出摆脱困境的建议和对策,以期为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边疆民族地区的人才开发提供参考和借鉴。

乡村振兴背景下边疆民族教育现代化的发展路径

边疆民族地区是集边疆性与民族性于一体的独特区域,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地位。边疆民族教育现代化肩负着维护国家安全、促进国际理解、增强国家认同以及推动民族发展的历史使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关键之际,边疆民族地区教育现代化发展也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新时代背景下边疆民族教育现代化应继续加强民族团结教育,提升民族教育意识;抵制境外敌对势力侵扰,重塑民族文化自信;培养少数民族骨干,助力边疆稳固发展;增强教师职业供给,提升民族教育质量以及加强信息技术建设,赋能教育深化发展。

乡村振兴背景下云南省现代化边境小康村建设研究——以X、Y、Z村为例

该研究以云南省3个边境村——X、Y、Z村为例,通过文献搜索和实地调研方法探索乡村振兴背景下云南省现代化边境小康村建设现状,并提出关于现代化边境小康村建设的思考。研究发现:3个村的农业产业具有独特性,基础很好且成规模,给村民带来了较好的收入;3个村的生态环境良好,村民对乡风文明建设、乡村治理的满意度较高。为进一步推进这3个村的发展,也为云南省其他边境村和我国其他边疆省份边境村的发展提供参考,提出要加强党和政府的引领,促进边疆民族地区的现代化建设;发展特色产业,打造有影响力的品牌;发展新型经营主体,提升农户经营水平;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农业机械化水平;引育并举,打造乡村振兴人才队伍;强化生态环境整治、乡风文明建设以及乡村治理,促进乡村全面振兴。

基层组织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中的作用——以西南边境民族地区为例

西南边境民族地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关系到我国民族团结和边境稳定。农村工作的顺利推进关键要靠农村基层组织,但西南边境民族地区的农村基层组织在衔接进程中却存在政治领导力不强、带头人执行力较弱、边民参与农村治理的后劲力不足等瓶颈问题,制约着衔接效果。因此,此地区的基层组织要立足区域实际,加强组织队伍建设、配好领头雁、转变思想观念,以做好有效衔接、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战略。

东北边境少数民族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现状、问题与对策

中国东北边境少数民族地区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存在的问题有三:一是文化资金保障体系亟待强化,投资渠道需要扩展;二是文化队伍结构不够合理,人才建设缺少刚性政策支持;三是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监管薄弱,考评机制亟待建立。针对上述问题应采取的措施有:创新财政投入和管理模式,实现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财政资金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引进和充实文化水平高、文艺专业素质高和组织管理能力强的年轻人才,增强文化干部队伍的实力和活力,等等。

后脱贫时代边疆民族地区相对贫困治理:逻辑理路、价值转向及战略选择

后脱贫时代,边疆民族地区的乡村发展开始逐步由低层次脱贫转向高层次振兴。解决边疆民族地区的相对贫困现象是实现“共同富裕”伟大愿景的思想所指,是实现城乡要素双向流动融合的发展所求,是砥砺实现两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实践所需。边疆民族地区相对贫困治理的关键在于治理维度要由解决收入贫困向缓解相对贫困转变,治理理念要由“输血”治贫向“造血”防贫转变,治理模式要由开发式扶贫向开发式与保障性扶贫并重转变,治理目标要由“特惠”扶贫向“普惠”式乡村振兴转变。具体战略要求是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理念,以系统思维构建边疆民族地区相对贫困治理体系,通过不断完善民族产业构建相对贫困治理支撑体系,推进相对贫困治理与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衔接,协同推进边疆民族地区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公民社会发展与和谐社会建设的逻辑研究

和谐社会建设与公民社会发展的关系问题,不仅是学术界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中国发展战略重大转型过程中所要解决的一个实际问题。为了适应环境和时代的变化,现代社会变革呼唤着边疆民族地区公民社会的健康成长。在当前构建和谐社会这一整体战略的转变中,从多民族国家的民族融合与发展的高度出发,探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公民社会发展与和谐社会建设的关系,有利于推动边疆民族地区公民社会的健康成长,以适应和谐社会建设的需要。

云南边境地区少数民族教育的困惑与反思

近几年国家通过制定特殊政策和加大投入,使边境地区的少数民族教育状况有了很大改观。但由于多种客观原因,边境少数民族教育仍面临着许多困难。少数民族学生向境外流失的现象不同程度地存在,这些学生可能出现国家意识和民族认同的边缘化倾向;边境地区乡村中小学的办学条件较差、教育效果仍然较低。应继续加大专项投入,扩大"三免费"的范围和力度;重视边境少数民族的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教育;开展边境民族教育改革试点工作,探索科学合理的教学和管理模式。

“兴边富民”行动与人口较少民族发展——基于新生鄂伦春族乡的调查

"兴边富民"行动在新生鄂伦春族乡取得了显著成效,对人口较少民族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与借鉴意义。实践证明,"兴边富民"行动是边疆少数民族发展的助推器,特别是对边疆人口较少民族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云南边境民族地区基础教育中的主要问题和对策

云南边境民族教育的特殊性源自社会实情,在这一地区的现代教育萌芽之时,其社会实情就成为教育特殊性的主要参考要素。进入21世纪后,这一地区的教育生成为更加复杂的态势,学生失学、流失、厌学和国际教育竞争成为这一地区的互动因素。要应对这一局面,必须进行全面的教育改革,提升教育对这一地区的适应性,并引导建立起"知行合一、影响广泛"的教育体系。

桂黔湘边区民族自治县发展民族生态旅游探析——以湖南通道侗族自治县为例

在阐述民族生态旅游内涵的基础上,以湖南通道侗族自治县为例,分析其发展民族生态旅游的必要性和意义,并对其在区位、资源、市场和主观因素上的优势条件进行描述,以确定发展民族生态旅游,建立民族生态旅游强县的对策,从而探讨省际边界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旅游业的发展策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边疆民族地区的探索与实践

新中国社会发展的现代化趋势与社会主义模式,使处于前资本主义诸社会发展阶段的边疆少数民族社会一步跨越了多个社会发展阶段,直接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怎样使发展程度各异的少数民族社会摆脱历史所造成的脱胎差异,实现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的跳跃式发展,怎样选择适合各民族社会发展客观实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便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道路在边疆民族地区的重要实践与探索内容。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集体根据中国社会和民族地区发展的实际,形成了一脉相承、与时俱进的解决民族问题,实现民族团结合作、民族平等繁荣的理论,指导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边疆民族地区的实践与探索。这些实践与探索的丰富成果也成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云南边境少数民族单一生计困境与对策——基于“边境8村”的考察

虽然国家对边境地区少数民族的扶持力度持续加大,但由于受边境诸种特殊条件的制约,云南边境少数民族的生计改善仍存在不少问题,生计方式仍然较为单一且脆弱,边民增收缓慢。着力解决好这一问题,不仅事关云南边境少数民族的生活质量,而且对云南边境地区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都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对云南"边境8村"的考察,具体分析边境单一生计困境及成因,提出对策建议,以引起各界对此问题的重视。

民族地区女大学生村官的困境与反思——基于云南的实地考察

女村官在妇女儿童及文化教育等工作中存在许多优势,在庞大的村官队伍中,她们逐步成为农村工作的重要生力军和妇女干部队伍的重要后备力量。但由于边疆民族地区基层条件艰苦、民情复杂、群众素质偏低、群众工作开展难等问题突出,女村官在工作生活中存在人身安全问题多、适应和胜任农村基层生活工作难度大、农村基层工作难出成效及后续职业发展受限等困境,制约了女大学生村官的发展。必须完善村官选派机制,促成合理、均衡的村官性别配置;千方百计排除女村官工作、生活中的安全隐患;改善工作生活条件,加强教育培训,使女村官尽快适应和胜任农村基层工作;完善工作机制,确保女村官工作绩效;积极拓展女村官职业发展通道。

“汉土疆界碑”铭文解读——以法律文化的视角

清雍正三年秋,在湘鄂西容美土司与长阳县交界地区,发生了大规模的汉土田地权属之争,当事各方通过会勘、协商,最终妥善解决了争议,并在争议地带建立起两座形制内容完全相同的"汉土疆界碑",创立了通过协商机制解决区域性民族纠纷的范例。汉土疆界碑铭文典型地反映了清初改土归流前夕,渝湘鄂黔毗邻多民族混居地区民族关系的急剧变化;记录了容美末代土司田?如在与命运抗争的同时,为保一方民众的安宁,坚持理性处理民族关系的策略,为世人认识少数民族土司提供了一个真实的影象。

边境少数民族纠纷调解中习惯法适用逻辑变迁——以中缅边境佤族YH村的纠纷调解过程为例

结构主义视角下的法人类学研究,多通过规则适用过程来剖析习惯法效用的发挥,社会层级分类由此成为习惯法适用中的文化切入前提。既有研究显示,对于习惯法的阐释多基于对象群体对传统规则的一致性理解与遵从。与此设定所不同,通过对中缅边境佤族YH村纠纷调解的个案分析发现,现代化带来的价值认知分化推动了个体化发展趋向,并在利益诉求和价值判断两个层面凸显出族群习惯法从“面”到“点”的适用逻辑变迁,进而为重塑规范有效性提供了新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