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持续脱贫的治贫理念与策略

针对我国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治理实践,梳理与借鉴国际上可持续脱贫相关文献,从脱贫韧性、层次(质量)、内生可持续性3个方面,建构了可持续脱贫的概念框架,通过阐释其本质涵义及影响因素,进一步阐明实现可持续脱贫对我国过渡期巩固脱贫及过渡期后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意义及策略。可持续脱贫体现为一种稳定的、高质量的脱贫状态,是韧性脱贫、全面高层次脱贫、内生可持续脱贫的概念集成。我国应尽快确立可持续脱贫的治贫理念与策略,将之贯穿于过渡期及过渡期后巩固脱贫、推进共富全过程,研究构建过渡期后常态帮扶与内生发展耦合促进共同富裕的制度安排,并致力于开创可持续脱贫中国范式,为全球可持续减贫发展贡献中国智慧。

企业扶贫行为传递对乡村振兴的启示——来自股东扶贫网络的证据

现有研究侧重从企业个体维度探讨其参与帮扶的影响因素,忽略了企业个体行为在社会网络中的嵌入性。鉴于此,选取2016~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精准扶贫数据,从以往研究较少涉及的社会网络视角出发,探究股东扶贫网络对企业扶贫行为的影响及其机理。研究发现:股东在扶贫网络中越靠近中心位置,企业参与精准扶贫的意愿就越强、扶贫投入就越多、扶贫效果就越好;机制检验表明,企业扶贫行为可以在股东扶贫网络中进行传递,股东扶贫网络主要通过信息渠道与公司治理渠道来影响企业扶贫行为;进一步发现,企业的产权性质、融资约束及所在地区的市场化程度,会对股东扶贫网络与企业扶贫行为之间的关系产生异质性影响。研究结论为推动企业参与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了来自社会网络的分析视角,也为政府部门引导股东的社会责任投资提供了经验启示。

医保扶贫政策效力评价及相对贫困时期医保防贫政策优化研究——基于PMC指数模型

[目的]对我国医保扶贫政策文本进行量化评价,为进一步优化与完善相对贫困阶段医保政策、巩固医保脱贫攻坚成果、构建长效化医疗保障防贫抑贫长效机制提供决策参考。[方法]基于2018-2021年我国具有代表性的9项医保扶贫政策文本,运用文本挖掘法,建立PMC指数评价模型并进行量化评价。[结果]9项政策中,PMC指数的计算结果为P7<P9<P2<P6<P8<P5<P1<P4<P3,其中6项为优秀政策,3项为可接受政策。[结论]我国医保扶贫政策覆盖面较宽,但在政策针对性、持续性及协同性等方面尚有欠缺,建议今后政策制定或改进时,应在保持政策总体稳定的基础上,进一步关注政策对象变化及政策目标实现路径,重点探索完善医保防贫抑贫长效机制。

数字金融、家庭债务与金融整治——基于P2P网贷风险专项整治的实证研究

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3年、2015年、2017年和2019年四期数据,构建Probit模型和固定效应模型分析数字金融对家庭债务的影响,并基于近年来金融整治的一个典型样本——P2P网贷风险专项整治,构建强度DID模型探讨实行金融整治政策能否有效降低家庭债务。研究发现:(1)数字金融的使用显著提高了家庭负债概率和债务水平;(2)金融整治之后,使用数字金融家庭的债务水平出现显著降低;(3)异质性分析显示,金融整治政策对使用数字金融的家庭的债务缓解作用,在中西部地区、贫困家庭和农村家庭中更为显著,在我国打赢脱贫攻坚战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进程中发挥了有益作用。研究结论对我国规范发展数字金融、防范金融风险、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等方面有着重要的政策启示。

基于布迪厄理论的村落体育扶贫工程农民参与意愿研究

采用问卷调查、专家访谈、数理统计等方法,基于布迪厄理论审视“三区三州”村落农民参与体育扶贫工程的意愿。结果表明:人口特征、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等变量对“三区三州”村落农民参与体育扶贫工程意愿均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在性别上,男性较之女性意愿更强;在年龄上,老年人意愿强于青年人,青年人意愿强于中年人;在户口性质上,非农户口意愿强于农业户口。从影响系数看,各因素影响力依次是体育消费情况、农村体育公共服务组织、农村体育参与、家庭经济情况、常住人口,三类资本的影响力均超过人口学特征变量。据此提出建议:刺激农村体育消费、健全农村组织网络、创新农民健身活动、防止农村人口流失。

新时代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与迈向共同富裕

城乡收入差距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是治国理政的必然选择,根本路径是在遵循客观规律的基础上,通过治国理政过程来抬高差距的底部和削平差距的顶部。抬高差距底部是减少或者消除绝对贫困,主要是提高农民收入水平,消除农村绝对贫困;既抬高差距底部又削平差距顶部,就是减缓两极分化,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我国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与脱贫攻坚、迈向共同富裕是正相关的。实证研究表明,与国家实施精准扶贫战略(2012—2020年)一致,城乡绝对收入差距的底部呈逐步抬升趋势,意味着我国逐步摆脱绝对贫困;预测研究表明,在新时代新征程,城乡相对收入差距将呈现底部与顶部逐步收窄的态势,缩小城乡相对收入差距是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路径。

新发展阶段扶贫项目资产管理典型模式及启示建议

选取安徽省W县、陕西省F县和四川省N县作为样本进行考察,研究表明安徽省W县的“严把五关”模式、陕西省F县的“四五三”模式、四川省N县的“五字诀”模式因地制宜探索摸清底数、确权登记、落实管理责任、规范管护运营与收益分配、严格资产处置等扶贫项目资产管理机制,取得了显著成效。进入新发展阶段,扶贫项目资产管理面临着“多头管”“理不清”“风险大”等现实问题,应加强顶层设计,多方协同齐抓共管;加强运营管护,提高资产绩效;加强分类管理,提升管理的精准性;防控多重风险,切实保护资产安全。

外资股东愿意参与精准扶贫吗?

精准扶贫是近年来中国上市公司履行社会责任的特殊表现形式,以2016—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外资股东与精准扶贫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外资股东愿意积极地参与精准扶贫。具体而言,与没有外资股东的上市公司相比,有外资股东的上市公司参与精准扶贫的概率与精准扶贫投入力度都更大,而且外资股东数量越多的上市公司,其参与精准扶贫的概率与精准扶贫投入力度也更大,这一结论在控制了稳健性因素与内生性因素同样成立。不同情境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外资股东对精准扶贫的推动作用,在非国有企业、低制度环境地区、低股价崩盘风险企业中表现得更为明显。研究结论提供了外资股东对精准扶贫影响的经验证据,拓展了精准扶贫影响因素的研究视角。

连片特困地区县域交通扶贫效率测度及影响因素——以滇西边境山区为例

交通扶贫效率测度可为乡村振兴阶段区域交通规划方案制定提供重要的理论依据。以滇西边境山区56个县域四年间交通与经济发展面板数据为样本,构建交通扶贫效率投入产出指标体系,运用DEA模型、Malmquist指数测度滇西边境山区各县交通扶贫效率,并分析其时空分布特征。同时,构建Tobit回归模型,探究县域交通扶贫效率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滇西边境山区县域交通扶贫效率整体呈逐步增长态势,在乡村振兴阶段仍然有较大提升空间,且交通扶贫综合效率主要受到规模效率的影响;滇西边境山区县域交通扶贫效率大幅提升;依据交通扶贫综合效率的平均值和Malmquist指数值两个维度,滇西边境山区56个县可划分为潜力型、发展型、成熟型及巩固型4种类型,而发展型和成熟型是滇西边境山区交通扶贫效率的主要形态;县域规模、产业结构对交通扶贫效率的提升具有反向抑制作用,就业支持、消费水平、区位优势、投资规模均在不同程度上对滇西边境山区交通扶贫效率产生正向促进作用;各影响因素对不同发展阶段的县域交通扶贫效率在影响强度和作用路径上存在差异。因此,应进一步优化县城交通基础设施空间布局,强化劳动力就业等因素与交通运输发展的“联动效应”,针对不同交通扶贫发展阶段及影响因素短板,采取差异化、合理化发展策略。

甘肃省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研究

在阐释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三大逻辑关系基础上,梳理了甘肃脱贫攻坚取得的七项历史性成就,分析了甘肃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面临的六个主要问题,从做好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政策衔接、规划衔接、工作衔接,以及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深度融合、农民收入增长与分配机制有效统筹、富民产业培育与乡村产业振兴有机结合、生态产业化与乡村生态振兴有机结合、提升农民自我发展能力与乡村人才振兴有机结合等八个方面提出了政策建议,并从阻断贫困代际传递、逐步解决相对贫困问题、提升农民内生发展动力和自我发展能力、加快乡村产业振兴步伐、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指出了开启乡村振兴新篇章的主要路径。

中国贫困治理对外话语体系建构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让数亿农民摆脱了绝对贫困,过上了小康生活,其经验与智慧受到海外受众的广泛关注。消除贫困、改善民生是全球各国社会治理的主要目标,有共通之处,易于引起共鸣和认同,这为讲好中国扶贫故事、传播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价值观提供了契机。但如何讲好中国扶贫故事,如何使这些故事与世界各国政治和学术话语融合,成为共通共情话语,是我们亟需探讨的重要现实问题。文章突破传统意义上的“形式/意义”两个层面,从符号媒介、结构形式、语义内容、实践语境和意识形态五层次建构中国贫困治理五大对外话语体系。该话语体系的建构可促进中国贫困治理理念和实践经验上升为知识体系,助力于中国国际减贫合作和破解全球减贫难题,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并进一步提升中国贫困治理话语权、国际传播能力和国际形象。

并购业绩承诺与企业精准扶贫——基于外部监督的调节作用

作为中国特色社会责任的核心内容,精准扶贫体现了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精神。然而,企业并购情境下的业绩承诺可能诱发甚至加剧管理层追求短期业绩达标。本文以2016—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探讨了并购业绩承诺对企业精准扶贫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签订并购业绩承诺会通过增加业绩压力和代理成本显著抑制企业参与精准扶贫。机构投资者、媒体和分析师等外部监督主体对两者关系具有非对称的影响,机构投资者持股和媒体报道会缓解业绩承诺的负面影响,而分析师关注则会加剧这一负向关系。此外,“虚高”与“非虚高”业绩承诺均会抑制企业精准扶贫,企业产权性质、业绩承诺完成情况对企业精准扶贫行为存在异质性影响。本文对完善业绩承诺监管、改善企业精准扶贫以及健全外部监督机制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中国式现代化视阈下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双向嵌入的逻辑及路径研究——以陕西为例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双向嵌入是抓住乡村振兴发展机遇和全面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从中国式现代化视阈下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双向嵌入的科学内涵出发,阐释了理论、历史、实践三重逻辑,并以陕西为研究对象,剖析了陕西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双向嵌入的既有成效,分析中国式现代化视阈下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双向嵌入过程中仍存在乡村产业升级转型困难、乡村人力资源空心化问题严重、乡村文化建设滞后、乡村基层治理僵化等现实困境,亟须构建可持续发展的现代乡村产业体系、打造绿色低碳乡村、构筑乡村人才发展新高地、建设文明和谐乡村、健全乡村治理体系。

赋能型增长与嵌入式发展:脱贫地区特色小镇何以从帮“扶贫”转向助“振兴”——基于陕西省石泉县“金蚕小镇”的实地调查

精准扶贫时期,在产业扶贫政策推动下,中西部地区兴起特色小镇建设热潮。随着脱贫攻坚任务胜利完成,这些特色小镇的角色能否从帮“扶贫”转向助“振兴”,关系着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从调研来看,大多数特色小镇在脱贫攻坚结束后并未实现可持续发展。一方面,是因为其长期依赖外部扶持,自身发展能力严重不足;另一方面,是由于其未能真正融入乡土社会,难以适应乡村振兴的要求。陕西省石泉县“金蚕小镇”的实践经验表明,赋能型增长与嵌入式发展能够有效应对当前脱贫地区特色小镇面临的“只能帮扶贫,难以助振兴”的发展困境。其中,赋能型增长主要通过对特色小镇的制度、经济、服务、人才方面进行赋能,为其从帮“扶贫”转向助“振兴”奠定基础;嵌入式发展则为特色小镇参与主体、产业协同、文化创新、数字技术等融入乡村社会建立起沟通桥梁,为其从帮“扶贫”转向助“振兴”提供了实现路径。

边境牧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逻辑与路径

实现边境牧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要明确二者共为抓手、互为支撑的逻辑关系。研究结合边境牧区的地区实际和发展定位,构建“衔接理念—衔接对象—衔接内容”的逻辑框架:在衔接理念上,从多元主体外部帮扶转化为激发牧民自身动力;在衔接对象上,从易返贫重点人口扩展至各族牧民群众;在衔接内容上,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短期机制,过渡为乡村振兴的“二十字方针”。基于这一逻辑框架,将衔接理念转化和衔接对象扩展贯穿于衔接内容中,提出拓展牧区特色全产业链、建立环境整治网格化“一中心”、建立牧民积分制、深化“三务融合”模式、发展牧区集体经济等路径。

民族地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研究——以内蒙古自治区为例

在全面脱贫取得胜利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事业的历史交汇节点上,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机衔接,是预防返贫风险、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必然要求。内蒙古自治区脱贫攻坚取得显著性成果,但推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中仍存在困境,农牧区基础设施建设滞后,返贫风险长期存在,产业发展存在局限,新型农牧专业人才匮乏,缺乏内生动力,农牧区生态功能下降。内蒙古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应做好政策、规划和体制机制的有效衔接,加快农牧区基础设施建设,建立防止返贫长效机制,推动产业融合发展,完善农牧区人才队伍建设,激发农牧民发展的内生动力,持续加强生态文明建设。

基于“资产为本”理论的脱贫乡村振兴规划研究——以四川省L村为例

乡村振兴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引导众多资源禀赋普通的乡村巩固脱贫成果、接续振兴发展,本文基于“资产为本”理论,以乡村内生资产为研究对象,将人力、物质、文化、组织四大类资产作为乡村发展的表征。针对资产发展,提出了内驱外联、关系驱动、组织引领、共建共享的资产利用策略,以及增知人力、赋能组织、提质空间、凝聚文化的作用路径。结合四川省L村振兴规划实践,以上述方法为指导,通过资产利用推动L村实现五个“振兴”。研究结果对于大量同类型践行内生发展理念的脱贫乡村规划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指导意义。

作为景观的扶贫集体经济

有关研究多认识到部分扶贫集体经济作为景观而存在,但却未对其生成机制和实际影响开展系统的考察。我们认为,不少原贫困地区难以在短期内培育出具有发展潜力的集体经济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精准扶贫阶段设定的紧迫的脱贫时间线,既促进了部分贫困地区集体经济的快速成长,也导致了发展条件不成熟的地方制造了“扶贫景观”。另外,扶贫工作的考核验收方式进一步催生了作为景观的扶贫集体经济在发展条件相对落后地区的形成。在那些地区,基层政府一方面在辖区内大多数村庄打造简单景观以应对检查组的“普查”,另一方面集中扶贫资源在特定的村庄建设精致景观以回应上级的“抽查”。那些作为景观而存在的扶贫集体经济,主要是为应对验收而存在,难以真正成为乡村发展的动力。

新时代农民讲习所的创新扩散历程、举措与走向

新时代农民讲习所是我国继续教育助力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创新性典范,源于探究农业技术推广过程的创新扩散理论可为系统总结新时代农民讲习所的实践经验提供参考。纵观新时代农民讲习所的发展轨迹,其创新扩散历程包括为新问题寻求创新方案、重新定义及升级调整、常规化、扩散推广等四个阶段。在新时代农民讲习所的创新扩散过程中,其采取的典型举措主要有精选“创新代理人”担任讲习员、谋求与农民“客户需求”的最大相容性、利用乡土知识系统克服讲习的“空心管偏见”、打造讲习的“技术集群”、注重讲习的“可试性”与“可观察性”。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新征程中,可从以下方面着力进一步促进新时代农民讲习所的创新扩散:一是秉持“再创造”发展理念,因应形势及时调整讲习内容、讲习方式和讲习员队伍组成;二是优先培养“创新者”和“早期采用者”,充分发挥其在当地社会系统内的榜样带动和人际说服作用;三是拓展数字化“传播渠道”,推进讲习的数字化转型并提升农民的数字素养;四是综合运用“中心化”与“非中心化”扩散系统,构建“专家讲授+现场观摩+交流讨论”的混合式讲习模式。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金融服务机制研究

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离不开现代金融运行机制。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选取2011—2020年中国30个省级面板数据,采用熵权法分别测度金融发展水平、脱贫攻坚成果及乡村振兴发展水平,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分析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的衔接效果,采用SDM模型检验金融促进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溢出效应。结果表明:巩固拓展脱贫成果与乡村振兴的衔接效应正逐渐增强,且东部地区的衔接效应强于中部和西部地区;金融服务有效衔接存在积极的促进作用和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中、西部地区溢出效应大于东部地区;长期溢出效应大于短期直接效应,证实金融服务乡村振兴存在良好的示范与推广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