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预算内收支长期稳定性和均衡性实证分析——基于1978-2003年的样本

本文以中国1978-2003年的财政预算内收支数据为样本,分析财政预算内收入、预算内支出、经济增长等变量的长期稳定性和它们之间的均衡关系,发现,虽然1998-2003年的积极财政政策加剧了数据的波动性,但预算内收入与其子项目之间、预算内支出与其分项目之间、预算内收支与经济增长之间均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表明预算内收入结构(即预算内收入和其组成子项的比例关系)和预算内支出结构具有稳定性,财政预算内收支活动稳定而又积极地促进了经济增长。

刍议建立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的财政体制

财权、财力、事权和支出责任的匹配关系是处理中央和地方政府间财政关系的关键。它们之间的匹配必须遵循一个规律——"一级政府干多少事,必须有多少钱,负相应的责任"。文章从分析我国现行分税制下事权、财权、财力、支出责任四者匹配中存在的问题入手,科学明晰地界定各级政府事权范围和支出责任、健全地方收入体系是建立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制度的重要内容。

新常态下的国家审计变革与发展

新常态下,我国经济、社会、政治等各领域均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国家治理出现了新动向、新变化,国家审计发展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国家审计必须顺应时势、适时变革、创新发展。为适应国家治理的新变化,国家审计在理念观念、功能作用、范围重点、方式方法等方面均需突破原有限制,朝着价值理性审计、建设服务型审计、数字信息化审计、公权力全覆盖审计的方向积极变革与创新发展。国家审计在完善国家治理、保障国家安全、维护经济秩序、促进生态文明建设、完善宏观调控、加强廉政建设、推动依法治国以及促进深化改革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论我国分税制立法的完善

分税制必须有配套齐全的法律体系予以保障和规范,而我国的分税制是在相关法律准备不足、又没有及时加以完善的情况下实行的,分税制立法的内容和税权的划分都存在着明显的缺陷。应从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事权和支出责任的划分、收入的划分以及税权的划分几个方面对分税制立法进行完善,以发挥分税制应有之功能。

政府间事权与收支责任划分的美加比较及启示

文章基于美国和加拿大两个典型又各具鲜明特色的联邦制国家各级政府的权力划分,以及近年来两国联邦、州(省)、地方政府收入和支出划分数据,对两国政府间事权及收支责任划分的制度安排展开研究,通过对比分析,归纳概括了两国多层级政府结构中各级政府间事权及收支责任制度安排的基本情况,得出的基本结论为:一国在其历史发展中各级政府权力划分相对稳定而政府间收支责任划分却可能因时代变迁而存在较大变化。根据以上研究,文章总结归纳出可供我国借鉴的启示:第一,应将公共服务的事权及支出进行划分,并由此构建相应政府间关系。第二,政府综合财务报告体系建设是考察政府间财政关系的重要信息资源,应保障其及时性、全面性及精细性。第三,政府的事权与收支责任划分应在相应的法律体系支撑下进行。

经济新常态下中国主权债务可持续性研究

文章回顾了已有文献关于主权债务可持续性内涵、评估方法的研究,梳理了中国近年来主权债务发展状况以及经济新常态下面临的财政压力,在此基础上使用协整检验的方法评估了中国主权债务可持续性,并进一步考察纳入地方政府债务后的整体公债可持续性。结果发现,中国的中央财政收支以及整体财政收支都是具有协整关系的,这意味着当前我国尚未面临债务不可持续的问题,经济新常态下仍存在一定的财政空间进行宏观调控。值得注意的是,历史上很多发展中国家曾在低于60%的债务水平上发生过债务危机,今后仍需完善债务风险预警机制,并警惕去杠杆过程中可能造成的主权债务风险。

浙江省排污权市场中的财政监管研究

排污权市场中的财政监管主要包括对排污权财政收入的监管和对应的财政支出监管。在浙江省排污权市场实践中,财政监管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还存在着诸如财政收支错配、事权和财权错配等问题。因此,破解该问题的关键是:一方面要加强对排污权初始定价机制、财政收入来源、财政收入分配、财政支出项目的监管,建立"收与支对等"的监管体系;另一方面也要遵循"一级政府、一级事权、一级财权、一级权益"的原则,通过一系列保障措施,构建并监督"承担主体责权一致、激励相容"的运行机制,从而确保财权和事权的对等与统一。

财税改革政策行为变迁的模型识别与信息提取

利用作者创建的经济计量诊断学理论和传统的经济计量学理论以及现代统计学方法 ,首次从模型角度研究了近年来中国财政税收体制改革政策行为变迁对财政运行过程的影响。以天津为例 ,建立了天津地方财政预算内支出的经济计量模型 ,具体诊断、识别出国家财政税收政策行为变迁发生的年份、影响程度和运行机制。从模型拟合、模型诊断效果分析看 ,完全符合天津市财政实际运行状况和国家财政税收体制改革政策行为的运用过程。

我国财权制度的现状及其成因分析

介绍了我国财权制度的横向财力分散和纵向财力分散的现状,并进一步分析了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

中国式财政分权与地区收入差距——基于不同分权维度的分析

财政分权是中国地区收入差距日益扩大的制度原因。在对支出分权、收入分权、自治权三个维度的财政分权演变历程分析的基础上,实证检验各维度财政分权与地区收入差距的关系。研究表明:支出分权扩大了地区收入差距;收入分权在1994年前扩大了地区收入差距,而1994年后对缩小地区收入差距产生了微弱影响;自治权在分税制改革前后两个时期对地区收入差距的影响效应是混合的,取决于财政转移的目标和地方政府的激励机制。

财政收支法定化问题研究

财政权力是行政权的重要组成,合法性是其首要原则。现实中财政收支行为存在种种不规范现象,亟需在法理上和制度设计上加以研究分析。本文首先从理论依据上,指出推进财政收支法定化的必要性。其次,详细分析了当前财政收支活动在制度建设上、制度执行中的几方面问题。然后从思想认识、经济、政治和社会层面系统分析了影响财政收支法定化的制约因素。并从实践层面提出了推进财政收支法定化的建议。

预算管理体制的本质与变革

现代国家是预算国家,预算国家必须要有国家预算,国家预算必须要进行预算管理,而预算管理体制的选择决定了国家预算管理的效率,从而决定了现代国家的治理水平。历史地看,预算管理体制分为集权模式和分权模式,集权模式主要由单一制国家采用,分权模式主要由联邦制国家采用。然而,单一制国家的集权模式也经历了向分权模式的逐步转变,而联邦制国家的分权模式也逐步向集权的方向改变。演变的结果是,预算管理体制不在于形式上的集权或分权,而在于要清晰地划分各预算相关主体的事权,在事权明晰的基础上再配之相应的预算收支权力和责任,实现权责匹配。也就是说,预算管理体制中的权责匹配才是其本质属性。正是基于这一属性,有必要更加科学、合理地确定各预算相关主体的事权或者事责,并以此为基础形成预算收支权力和责任。

在电力市场中实时调整供电方收支平衡方法

分析了在计算实时电价时,只考虑供电的运行成本及实时电价的计算依据为短时边际成本,未考虑资金回收、折旧、管理费、税收、利润等,使得供电方不能保证所收电费恰好与成本相同,因此存在收支不平衡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提出了利用附加费方法对供电方进行收支平衡调整,并从按用户总电费、总用电量和总容量三个方面分配附加费进行讨论,该方法具有计算简单、精确的优点,且不需要改变实时电价,这样用户可以看到最优的电价信息。

新冠肺炎疫情后增加地方政府可支配财力的思考

减税降费力度的加大以及国内外经济发展环境的不稳定性,再加上今年突发的新冠肺炎疫情等因素影响,使地方财政面临着较大的压力,需采取一揽子措施增加地方各级政府的可支配财力。首先大力发展新经济业态应对经济下行压力,培植新税源。从外部支持来看,延续目前的减税降费政策,加大执行力度;强化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的监督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进一步调整转移支付结构,增加一般性转移支付,实现财力下沉;提高地方政府一般债比例。同时地方财政应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采取措施:包括盘活地方政府各部门闲置资产、加强预算间统筹力度及预算结转结余管理、“紧日子”理念下大力压缩一般性财政支出及三公经费支出、提高地方国有企业集中上交利润比例、强化财政支出的绩效管理等。最终规范化制度化解决地方财力可持续性问题需进一步健全地方税体系,培育壮大地方税税源,使地方财政成为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以提升核心竞争力为方向 推动煤炭产业高质量发展——大同煤矿集团应对疫情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思考

分析了新冠疫情对煤炭企业造成融资难、市场差、资金紧等实际困难;阐述了大同煤矿集团在应对疫情和市场下行过程中,狠抓增收节支,打造“千万吨矿井、大型发电机组、科技创新”三大优势集群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等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创新举措;提出合并缴纳企业所得税和控制进口煤等政策性建议。

我国地方财政预算权及其决策过程分析

本文运用政策过程理论和方法,考察了中国地方财政预算权的构成要素,从收入支出两方面提出了预算权的有限性;分析了预算过程、政策过程分离的现状,及这种分离对预算权的消减,目的在于为深化财政改革的探讨提供制度分析背景。本文认为,地方财政预算权是受既有正式制度和非正式规则高度制约的权力过程;地方财政预算的运行动力主要来自于制度和规则惯性;现行地方预算改革属侧重技术规则改进的专家治理模式;要深化地方财政预算改革,应当调整改革的总体思路。

社会保障预算法治化探究

社会保障是国家治理的重要领域,而社会保障预算法治化是构建和完善社会保障的关键一环。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社会保障预算法治化要求做到权责的科学化、管理的规范化、收入的持续化、支出的绩效化及制度的法制化。中国社会保障预算迈向法治化的过程,在这五方面都面临着一些困难。要破除政治、经济、行政及社会等因素的桎梏,实现其理性回归需要以财税体制改革与社会保障法制健全为重要依托,采取通过法治方式细化社会保障权责、贯彻全口径预算要求、实施社会保障费改税、推动财政向民生转型及制定社会保障预算条例等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