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婴奔齐”事件解析——兼论晋国赵氏早期的族权、卿权之争

"赵婴奔齐"是春秋史上一件影响深远的大事。目前学界关于此事的研究成果甚少,有者亦仅在论著中偶有提及,未有专文论述,尚待深入探讨。稽之史籍,赵氏自赵衰始即明显地分为两支:一为赵盾支,赵盾生赵朔,赵朔生赵武;二为赵同、赵括、赵婴支。赵氏两分支产生伊始,旋即围绕着族权与卿权纷争不已,后暂形成宗族权力归属同、括,赵盾一支专享卿权的平衡格局。然在赵盾支重要成员赵朔死后,其子赵武年龄幼小不堪其任,空缺之卿位推测由赵婴继袭,这恰是"赵婴奔齐"及尔后"孟姬之馋"事件之所以发生的最深层次原因所在。

夭折的本土化:晚清法学与政治学学科关系变迁中的知识竞争与权力选择

法学与政治学的学科关系,关乎知识体系、教学单位与科研体制的构建。晚清时期,中国先是引介了法学包含政治学的欧洲式学科关系、法学与政治学分离的美国式学科关系,而后又创造出政治学包含法学的本土化学科关系,形成知识上的竞争格局。甲午战争以后,主持学堂改革的晚清官僚们大多选择了最符合自身观念与利益的本土化学科关系,从而塑造了清末法学与政治学的最初发展态势。这一本土化法、政学科关系仅停留在概念层面,缺少完备性的知识体系作为支撑。随着日本有意的知识输出,一套具有完备性和可操作性的欧洲法、政知识体系转道日本传入中国,成为寻求深化改革的晚清官僚们的更优选择,欧洲式法、政学科关系由此占据了支配地位。历史表明,晚清法学与政治学学科关系的变迁是知识竞争与权力选择互动的产物,而学术本土化如果不能从概念创新发展到知识体系创新,纵然一时得到权力的支持也终将难以持久。

清前期的河督与皇权政治——以靳辅治河为中心的考察

清前期,黄河治理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皇帝、河督、内政大臣、沿河地方疆吏等各色人等纷纷在河务这一场域登台,围绕治河及其相关问题演绎了一场又一场精彩纷呈的政治戏剧,其中以靳辅治河前后十余年的曲折经历最具代表性。在康熙帝的鼎力支持下,靳辅勤勉治河,颇具成效,但随着治河实践的深入推进,难免触动内政大臣与地方疆吏的利益,靳辅遂被构陷进为康熙帝所深恶痛绝的朋党之争,遭遇免职。整个事件跌宕起伏,充满了利益纷争与权力角逐,折射着那个时期的皇权政治文化特征。

皇权政治与康雍乾时期蠲免政策

蠲免政策作为封建社会的一项重要农业政策,在皇权政治空前强化的康雍乾时期,达到了中国古代蠲免发展的鼎盛阶段。清代皇权政治的巩固和发展是蠲免政策实行的首要条件,蠲免政策是当时皇权政治深刻而真实的反映,也是维护皇权政治的工具和手段,可以说,二者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其有力地维护着清王朝的统治。

晚清中央政治权威丧失的原因

由于列强的冲击,晚清中央政治权威开始遭遇严峻挑战;近代中国社会变迁加速,新兴的阶级、阶层的政治选择随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对晚清中央政治权威也造成强烈冲击。同时,统治者未能顺应时代变化,权贵者们为了一己之私,置民族利益于不顾,政治领域产生非常严重的滥用权威和腐败无能的现象。这些最终导致晚清中央政治权威完全失落。

元明清时期青藏地区基层政权建设研究

青藏地区自然条件严酷,自我发展能力严重不足,基层政权建设的好坏直接影响该地区社会稳定的程度。元明清时期青藏地区基层政权建设呈现出沿袭继承、嬗变创新等鲜明特点。加强对青藏地区基层政权特殊治理,对整合社会力量,创新社会治理,维护社会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晚清士绅的文化权力与近代政治运动

士绅集团是影响晚清政治的一支举足轻重的文化及政治势力,其文化权力来源于科举制度下他们掌控儒家思想解释权的独特地位。晚清主要政治运动及其结果都可以从士绅争取文化权力的斗争中得到解释,如太平天国反孔的文化立场遭到了士绅的激烈抵制是其失败的深层次原因之一;晚清的自我改革运动由于侵犯了士绅的文化权力而遭到失败;近代乡村由于士绅势力的没落而导致乡村文化素质的普遍降低等。

载沣集权政策与清末政争

清末最后三年,载沣采取集权政策,将中央和地方权力收归到自己及其亲信手中,从而引发清廷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和斗争。这场政争的性质不是单纯的满汉之争,而是对清末预备立宪领导权的争夺,是预备立宪的缓进和急进之争。政争对清末宪政运动的进程和清朝的灭亡都产生较大影响。

数字化政务服务优化营商环境了吗——基于政商关系视角的机制检验

在全面深化“放管服”改革背景下,探讨数字化政务服务如何优化营商环境,是讲好中国特色改革故事的重要方面。既有研究主要从业务协同整合、行政负担消解、政企互动优化三种逻辑来探讨两者的关系,对政商关系理论下的具体机制还关注不足。文章立足政商关系视角,以行政负担理论与委托代理理论为基础,提出一个包含“亲”“清”机制的分析框架。基于2016—2020年中国省级政府数据,检验数字化政务服务优化营商环境的效果及其内在逻辑。研究发现,数字化政务服务对营商环境优化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存在数字化政务服务降低行政负担来提升政府治理效率形成“亲”政商关系,助推政府伸出“援助之手”优化营商环境;数字化政务服务规避委托代理产生的政府腐败问题构建“清”政商关系,遏制政府“攫取之手”来优化营商环境两条影响路径。此外,数字化政务服务对营商环境的优化效应也受到区位以及数据治理机构等因素的影响。

清代的外交礼仪之争与文化传统

1793年英国马戛尔尼使团来华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与清廷的外交礼仪冲突就不断发生。冲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根源却是中外国情、文化传统及价值观念的不同。毋庸讳言,中外交往之初,清朝统治者严重存在着唯我独尊的高傲心态,自以为天朝上国,决无国家平等的理念,更不可能采用平等的外交礼仪。这些无疑是错误的。但是,清廷所坚持的,往往是与本国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相一致的外交礼仪与规矩;而外国方面则不同,它们的外交礼仪要求,虽然有些符合近现代国家关系平等原则和外交惯例,但也有一些则完全违背了其本国的文化传统、价值观念和礼仪惯例,暴露出资本帝国主义强权政治、炮舰政策的侵略本质。

明思宗为何成为亡国之君

明思宗勤于政务,崇尚俭朴,即位之初即果断诛除魏忠贤阉党集团,颇得人们的赞誉。但他空有"中兴"之志,志大才疏,缺乏治国的能力,未能认识到明末社会危机的根源,找到挽救危局的办法,制定出长远的治国方略。而他刚愎自用而又猜忌多疑、急功近利而又优柔寡断、虚荣心强而又缺乏担当精神、专横残暴而又刻薄寡恩的性格特点,又导致其对军国大事的决策失误、措置失当,从而加速明王朝的灭亡,酿成了历史的悲剧。他最终便以有别于古来以酒、以色、以暴虐、以奢侈、以穷兵黩武而亡的另一类亡国之君的形象,定格于史册之中。

近十年来的国内晚清政治史研究

晚清政治史起于1840年的鸦片战争,迄于1912年2月12日清帝逊位,既从属于断代史清史学科,也从属于中国近代史学科。随着传统革命史叙事体系在20世纪90年代大体臻于成熟,最近十年的国内晚清政治史研究明显加强了对晚清政局与人物、晚清政局与列强关系、晚清满汉关系及晚清制度史的研究,呈现出回归清史学科的趋向。但另一方面晚清政治史研究也存在一些不平衡性,一个新的独立的晚清政治史学科体系尚有待建立,且任重道远。

晚清同光政局论析

晚清同治、光绪年间 ,主持朝政的慈禧太后和恭亲王奕讠斤既是合作者 ,又各有心思 ,互相猜忌 ,不能同心同德。最后 ,慈禧终于施展手腕罢黜了奕讠斤 ,实现了她独霸朝政的欲望。这一切 ,对晚清政局。

工人阶级执政党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20世纪社会主义历史的印证

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是指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所规定和引导的方向 ,以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制度为出发点的方向 ,为广大人民群众所肯定、所欢迎的前进方向。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证明 ,各国工人阶级执政党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和推进先进文化 ,主要采取了下述措施和途径 :坚持对文化工作进行政治指导的原则 ,将文化建设中的教育和科学置于各项事业发展的重中之重 ,大胆吸收不同社会制度下的优秀文化成果 。

清朝养廉银制度及其功能弱化的原因分析

养廉银制度是清朝特有的欲以防止官吏贪污的一种经济手段,该制度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确实使吏治稍有澄清,对清初因低俸而形成的腐败现象有所遏制。但是,从根本上来说,贪污腐败问题并不是俸禄多少的问题,仅靠经济上的保障而缺少制度上的约束,不过是欲扬汤止沸,难收釜底抽薪之效。

族以人重:明清之际魏塘钱氏的家族网络与政治变动

晚明江南地方社会的发展进程中,地方上势家大族起了很多积极作用。通过这些大族地方生活的轨迹,可以知晓其最重要的姻亲网络及核心家族间的链接关系。在浙江嘉善县,堪称权势阶层主流的钱氏等家族,对国家保持着高度忠诚,没有在地方上发展为垄断州县行政的"宗族社会"。在清兵南下后,这些大族的变化与家族成员的人生遭际,呈现出比较复杂的样态,也折射出王朝统治变化进程中地方的政治脉动和士人的家国情怀。从钱氏族人的生死往事、已逝的生活世界,可以探求和理解明清之际士人生活的状态及其生存之道,他们处于交互编织的网络中,既包括社会身份,也包括本土秩序,形塑了地方社会形态,影响了地方历史的主流变化。钱家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已构造出了相对稳定的生活方式、丰富的家族遗产、接近一致的信仰以及大族共有的文化氛围。在以亲属关系为基础的社会结构中,钱家的那些代表人物,渗透至社会与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有所谓"链接性角色"的作用,建立起一种无限复杂的"微权力"网络。因此也可以解释,在一个具体的生活环境与地域社会中,因为有了这样具有"结构"性力量的社会阶层存在,晚明以来足以表现地方的人物,就是那样一些官绅士人而非其他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