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龄未成年人犯罪核准追诉问题研究

《刑法》第17条第3款在严格限定条件的情况下对法定最低刑事责任年龄作了下调,为处理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未成年人实施的严重危害案件提供了新途径。在实体上,情节恶劣需要根据案件情况进行全面评价,综合考量其犯罪的动机、目的、手段、过程、后果、犯罪中的作用、对象、案发原因、场所、时间、犯罪后表现等情况,以及其犯罪行为是否冲击社会基本价值观,挑战社会人伦底线等因素,予以判断。在程序要件上,第17条第3款中的核准追诉指的是核准启动刑事追诉程序,与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继续追诉时效不同。“核准追诉”的实质,是由最高人民检察院决定该案的走向是作为刑事案件还是保护处分案件,其法律性质为先议制度。在具体程序上,核准追诉应当由设区的市级人民检察院受理并层报最高人民检察院审查决定。在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之前,证据收集方式应当根据案发后是否发现行为人而有所区分,对于行为人是低龄未成年人的,可以采取相应的调查和任意侦查措施,并可以根据情况采取一定的强制性管束措施。

税收征管权审计控制效果研究

通过实证方法对我国政府审计对税收征管权的控制效果进行检验的结果表明:我国政府审计对税收征管权的控制效果总体来说较好;主动纳税程度越高、经济越发达的地区或企业避税行为越严重,审计对其控制的效果也越好。审计机关应该加强对重点税源、经济发达地区或企业的税收征管权的控制,以防止税收征管权的进一步异化。

对起诉后检察机关自行强制取证的质疑

在刑事公诉案件中,检察机关向法院提起公诉后,不应继续享有自行以强制手段调查取证的权力,因为这种做法侵害了法院在案件起诉后的诉讼主导权,使公诉权失去制约,同时违背控辩平等原则,也无法保障审判阶段集中审理的实现。因此,必须在我国构建对公诉的证据进行审查的起诉审查程序,防止检察机关对不符合证据标准的案件提起公诉;同时禁止检察机关在起诉后自行强制取证,废除刑事诉讼法关于检察机关可以在审判阶段补充侦查的规定,而应赋予检察机关与当事人平等的调查证据申请权,将决定起诉后是否可以进行强制取证的权力交由法院行使。

再论检察机关的民事证据调查权

2012年《民事诉讼法》为适应其赋予检察机关的民事诉讼检察监督权,赋予检察机关以民事证据调查权,不过其对询问当事人、证人以外的证据调查方式没有规定,也没有规定被调查人不予配合的情形。2017年民事诉讼法的修改,在赋予检察机关以民事公益诉权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剧了检察机关民事证据调查权的立法与实践需要之间的矛盾。从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的职能出发,结合检察机关行使民事诉讼检察监督权的不同情形,应该赋予检察机关以查阅案卷材料的权力。在民事公益案件中,还应当赋予检察机关以强制的方法收集证据的权力。

电子证据采信规则探讨

电子证据采信规则包括电子证据的查证规则、采证规则、认定规则。在司法审判中建立电子证据采信规则 ,给司法人员提供可操作的统一标准 ,为保证司法人员和当事人正确进行诉讼活动 ,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我国即将制定的《民事证据法》、《刑事证据法》以及《电子商务法 (示范法 )》对此应明确加以规定。

电子聊天记录作为电子证据的认定

电子聊天记录应归属于电子证据。如何对这一电子证据的新形式进行法律定位、证据认定、收集、出示等是必须面对的问题。对这些问题做出解答的基础,是对电子聊天记录进行正确的法律定位。从可采性、证明力两方面对电子聊天记录证据进行认定,界定相关的认定标准。

民事诉讼中当事人举证困难的救济

当事人的举证困难不仅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不能得到有效地保护,也损害了法院的权威。当事人举证困难产生的原因在于我国目前民事诉讼证据制度设计上仍存在着诸如当事人收集证据的权能不足、司法机关调查存在缺陷以及司法技术运用未得到充分重视等弊端。针对上述问题,在民事诉讼中,可以通过增强当事人收集证据的能力、用公权力辅助当事人调查取证和司法技术的运用三种途径对当事人的举证困难进行救济。具体包括充实当事人收集证据的程序保障、保障证人出庭作证、私人侦探所的合法化、重视法院检察院的调查举证、适用举证责任倒置经验法则和证明标准的降低等举措。

我国律师辩护的现状分析

在司法实践中,由于法律规定的不甚完善和某些执法人员对律师工作存在着不适当的看法,律师在辩护的过程中困难重重。因此,很多律师不愿干辩护业务,律师辩护陷入了困境。本文分析了上述问题的原因并提出了自己的一些建议。

我国现行民事诉讼取证制度之探讨

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及有关司法解释对人民法院依职权调查收集证据的规定语义含糊 ,极富弹性 ,在实践中难以操作 ,并造成诸多弊端。文章结合我国实际情况 。

依法查证取证打击窃电行为

窃电取证是处理窃电问题的关键,由于电属于无形财物,对已窃电量的评估与确认,其经济性、合法性有待商榷；取证能否成功,成功后所取证据能否被固定,是寻找窃电和证明、确认窃电的决定性依据。在用电检查中,只有及时合法地查证、取证、认证和固定证据,才能有效保障查证的成功。结合法律依据,对目前有关查证取证窃电的证据提取问题、现场鉴定问题进行研究与分析,以提高用电稽查人员的办案成功率。

检察机关公益诉讼调查权研究

检察机关需要通过调查取证获取支持公益诉讼程序的证据材料。但是,法律仅规定了检察机关民事行政诉讼监督的调查核实权,该项权力是检察机关在审查民事行政诉讼监督案件中的特定调查职权,无法直接推定为法律对检察机关公益诉讼调查权的赋予。需要根据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的法律特征、法律价值、法律程序等,建构保障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工作的调查取证法律制度。

电力设施外力破坏证据收集对策

针对电力设施外力破坏全流程进行梳理,总结电力设施外力破坏证据收集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和困难。结合具体案例进行分析,明确电力设施日常生产经营中和外力破坏发生后,专业人员在开展证据收集过程中所涉及的范围,提出电力设施外力破坏证据收集的详细对策。

检察机关的调查取证权研究——以检察机关提起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为视角

在检察机关提起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为了完成举证任务,检察机关需要对有关事实和证据进行调查核实,但由于检察机关诉讼地位的性质界定尚存争议,检察机关调查取证权的性质亦未形成统一意见,导致检察机关的调查取证权缺乏强制性,造成取证效率较低,影响诉讼的进程,致使保护环境公益这一目的难以实现。对此,应赋予检察机关限定强制性调查取证权,并采取相应的保障措施,促进取证顺利完成,从而推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开展,最终实现保护环境公益的目的。

基于载波与无线通信技术的反窃电取证系统设计

针对计量装置加装摄像头易遭破坏、取证不精准、在地下室数据无法传输、数据丢失等相关问题,提出了一种基于载波与无线通信技术的反窃电取证系统。将传感器和窃电检测终端安装在计量装置周围,通过采集、处理和分析图像,自动识别计量装置状态,对检测出的异常事件进行录像取证;将获取的视频信号优化低速率图像压缩处理,以适合电力线的传输;最后通过电力线载波方式,将配电房的视频监控数据传输至室外的信号中继器,实时获取计量装置的工作状态并准确获取现场视频数据。实验结果表明,该系统能实时传输地下室配电房的视频信号,及时发现窃电行为并拍照取证,具有较强的实用性。

公益诉讼检察调查核实权的阶段性运行规则建构

根据检察机关介入公益诉讼案件的时间和程度不同,检察调查呈现出“立案前初查—诉前调查核实—诉中调查取证—诉后调查核实”的阶段性特性。依据《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公益诉讼检察调查核实权的运行应限定在公益诉讼案件立案后至检察机关提出检察建议或发布公告之前这一阶段。实践中,公益诉讼检察调查核实权的运行逾越阶段性边界,引发调查核实内容超越职权范围、调查核实程序偏离法定秩序和调查核实成本违背效益原则等问题,难以达到甚至背离公益诉讼检察监督的目标。为保障公益诉讼检察调查核实权运行不逾越阶段性边界,建议明确检察调查核实权的启动程序,合理设定调查核实权运行目标;明确检察调查核实权的运行阶段,区别诉前阶段调查核实和诉讼阶段调查取证;规范检察调查核实权的实现手段,明确调查核实材料的诉讼证据资格。

行政公益诉讼调查取证权的证成与规范构建

行政公益诉讼调查取证权是检察机关开展行政公益诉讼工作的一把利刃,能够有效地保障检察机关行使法律监督职权。在行政公益诉讼中,调查取证权是检察机关维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一项重要权力,其本质上也是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的衍生权力。从当前实践来看,行政公益诉讼调查取证权的发展虽然取得了一定成就,但依旧呈现弱小态势,且所涉及的相关证据制度也不尽完善。为此,有必要赋予检察机关司法强制权、优化调查取证的证据制度设计、细化案件调查取证程序,以保障并规范行政公益诉讼调查取证权运行。

公安机关指导性案例的现实困境与出路

依据公安部通知选编的公安机关指导性案例具有分级选编、逐级下发的地域性,不公开发布的内部性,发布数量的固定性,效力的非强制性,发布周期的不确定性等特征。其注重对案例定性的指导,以取证指引为重要组成部分,由多个相似案件组成并列举不同观点分析。当前的公安机关指导性案例无法解决裁量权带来的执法问题,选编案例滞后、选编种类模糊,可能异变为一种行政任务而无实际效力,基层民警也缺少学习的精力和时间。欲摆脱此发展困境,应取消选编案例的硬性指标规定,明确指导性案例的效力,扩展选编主体、区分下发主体,赋予指导性案例公开性,及时更新案例,汇总反馈应用情况,组织民警学习使用。

论侦查权与调查取证权之良性博弈构造

2012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确立了人权保障的理念。在刑事诉讼中,保障人权更多的是体现在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为此,刑事诉讼法在诉讼的各个阶段都加强了对犯罪嫌疑人权利保障。在侦查阶段,强化了辩护律师的诉讼地位,明确了辩护律师享有的诉讼权利。但是在司法实践中,辩护律师调查取证难的现象依然突出,侦查权与调查取证权依然处于失衡的博弈状态,因此,进一步强化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实现与侦查权的良性博弈显得尤为重要。

民行侦查权运行机制研究

民行侦查权的有效行使对新形势下加大查办职务犯罪力度,强化检察机关对民事、行政诉讼活动的监督职能,加强人民群众的司法信仰,实现司法公正与和谐,有着重大意义。立足于工作实践,提出在民行侦查权的行使过程中要处理好三个方面的关系,并加强民行侦查工作中的证据收集制度建设,以促进民行侦查权的有效行使。

网络犯罪数字证据跨境取证的国际法治难题及化解

接续互联网信息化和无边界的特征,网络犯罪跨国趋势明显、数字化特征显著,跨境数字证据调取成为网络犯罪追诉的关键与核心。对此,一些国家和地区设立了新的跨境取证规范,总体可归为网络犯罪数字证据跨境调取的公权模式与私权模式两大类型。然而,公权模式有取证效率低,取证模式逐渐失效,取证合法性存疑的弊端,私权模式存在缺少行为合法性依据,侵犯他国主权的危险以及个人信息保护不足的问题。这些问题都是有效进行跨境数字证据取证,进而实现网络犯罪追诉和治理必须要解决的国际法治难题。对此,需在坚持国家主权原则的基础上,发挥私主体技术和数据优势,以“两步走”的策略适当繁简公权参与数字证据跨境调取的程度化解效率难题,并以“属人管辖”为连接点转变境外执法管辖原则化解合法性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