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古藏文忏悔祈愿文研究

敦煌藏文文献中搜集到十六篇不同编号的忏悔类祈愿文书,因其对忏悔的表述方式和结构不同,可分为两大类型:一是以P.T.17为代表的、以六支积资为内容的杆悔祈愿文;二是以P.T.178为代表的、以顶礼和杆悔为内容的悔祈愿文。从段落格式和语法结构可知,前者是以《普贤行愿品》和《三聚经》为参考蓝本,而后者是以《解脱经》为理论依据和参考标准。另,上述写卷与其他忏悔祈愿类写卷被归类整合在同一卷号下,此举理应是为了方便彼时文献获取和宗教仪轨的开展,由此折射出吐蕃时期忏悔文化较为盛行,已经对王室家族和大臣等上流社会的宗教生活及社会行为产生影响,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为民族文化的交融及社会道德水平的提升方面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

北朝造像记文献的政治书写与文学色彩

北朝造像记文献类型丰富,经历了从个体到团体的发展演进。民众将皇帝、权臣和女性政治人物作为造像对象、祈愿对象,在发愿文中进行政治书写,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向性——其背后反映出皇权崇拜、权臣秉政、女主称制的历史镜像,蕴含着民众对执政者政治身份的认同。而王室成员、世家大族在造像记中刻意提到家世门第,则是出于政治身份的自我认同。有些造像记在书写时运用记叙、抒情、描写、议论等表达方式,结合灵活多变的句法形式、骈散相间的写作风格,生成了文学色彩浓郁的造像记文本。

唐代敦煌官方祭祀新探——以S.1725V所载祭品为中心

敦煌写卷S.1725V记载了敦煌当地官方祭社稷、释奠、风伯、雨师等祝文及具体祭品。学界普遍认为其祝文内容与唐玄宗开元二十年(732)颁行的《大唐开元礼》的差异不大,验证了后者在敦煌地区得到了较为有效的实施。然而,比对《大唐开元礼》与S.1725V等文献所载祭品,可发现敦煌写卷中的实际祭品不完全符合前者祝文之规定。实际上,S.1725V、P.3896V中祭品的改变与皇帝的诏敕息息相关。同时,敦煌当地官府亦是根据实际经济情况对祭品作了相应的调整。而若将S.1725V中的风伯、雨师祭祀,视作祈礼,则可解决祭品与礼典所载差异较大等相关问题。

敦煌遗书所见道氤《设斋赞愿文》及其研究价值

敦煌遗书中保存的大量斋文文献此前已经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随着新资料的不断发现,一些前贤们讨论过的旧资料仍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即以三号敦煌遗书道氤述《大唐开元十六年七月三十日敕为大惠禅师建碑于塔所设斋赞愿文》为例,首先可以对其内容进行复原,以补正前贤录文的遗漏;其次,对该文献的属性进行讨论,可以确定其为一篇佛教法会仪式中宣读并表述设斋目的(斋意)的斋文;此外,研究还可揭示该文献在研究唐僧一行生前事迹及其与玄宗之关系、道氤生平与著作,以及唐代斋会等方面的价值。

主祷文的处境解读

主祷文有较大可能出自历史上的耶稣之口,反映的是早期的耶稣传统。祈求1-3与犹太会堂崇拜所用的祷文在内容上和形式上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犹太人和基督徒对上帝的颂赞和对天国的盼望是一致的。祈求4-7则反映了耶稣领导的巡回灵恩运动的社会精神特质和他们所处的社会政治、经济、宗教等方面的冲突。在那种弯曲悖谬的时代处境中,人民盼望上帝介入历史,派弥赛亚来拯救他们于多重剥削、压迫和奴役的苦难之中;盼望天国降临,上帝的旨意得以成全在地上。主祷文一方面强化了这样的盼望,让门徒相信上帝仍然掌管着历史,另一方面也教导门徒与上帝建立密切的关系。

夏嘎巴大师与贵德文昌帝君信仰

自十七世纪至十八世纪,安多地区的很多高僧大德纷纷为贵德文昌帝君撰写各类藏文祈愿文,从而开启了文昌帝君信仰的藏文记载历史。而这些高僧大德撰写藏文祈愿文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贵德文昌帝君是他们的“出生地神灵”这样一个信仰因素。而夏嘎巴大师作为出生于黄南同仁地区的一位高僧大德,成为文昌帝君信仰者和著名的祈愿文撰写者,打破了“出生地神灵”的地域。夏嘎巴大师基于何因远在黄南信奉贵德文昌帝君,文中结合多方文献资料,试图解开这一历史因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