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社会与生态用水平衡计算规则与方法

从平衡的概念出发,针对经济社会与生态用水竞争问题,提出了经济社会与生态用水平衡的概念,并论述了其内涵及特性;构建了经济社会与生态用水平衡计算规则框架,包括遵循四大规律、基于六大理论、考虑六大因素、符合三大准则;提出了经济社会与生态用水平衡的计算思路,包括资料处理、量化计算、结果检验3个步骤,并给出了其计算方法和计算结果表征方式。以2019年沁河流域为例,量化了流域经济社会与生态用水平衡;在求解一次平衡点以及经济社会用水刚性约束、生态用水刚性约束、综合效益刚性约束条件下平衡结果的基础上,综合考虑六大因素以及总需水量与水资源总量关系,确定了沁河流域经济社会与生态用水平衡点,即经济社会用水与生态用水的比例为0.71∶0.29。

论秦汉时期廪君蛮与板楯蛮的关系

史料记载廪君蛮和板楯蛮与巴是有密切关联互动的族群,其中对活动在川东地区的板楯蛮与活动于汉水流域以及鄂西清江流域的廪君蛮关系探讨仍有一定的空间。对板楯蛮与廪君蛮的关系的追溯,可窥见我国历史上各民族多方面的交往交流交融,是构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进程的历史见证。

网络女频小说中的先秦女性传记书写——兼论网络文学中所见文史关系

相比于架空、穿越式的小说写作,对真实历史人物进行的传记书写,在整体网络历史小说中的体量不大。网络文学中的女频历史传记小说,其写作取径同当代的著作立场互为表里,以书写先秦时期女性传记的网络文学作品为例,比较和观察这类女性传记同正统历史记载、传统历史演义以及当代新历史小说之间的异同不难看出,当代网络女频历史小说本质是融合了历史解读、文学想象和当代女性意识的混合体。在小说书写的过程中,历史成为当代个体试图去“协商”的对象,也是文学想象所力图“征用”的材料,由此让历史题材的女性小说成为映照当代女性“自我”与“世界”关系的镜像文本,构建了一种当代与过去独特的对话形式。

黄沁平原地貌演化与古聚落形态关系研究

在野外调查的基础上,选择具有代表性的河南焦作朱庄剖面为研究重点,运用光释光测年技术和粒度分析方法,研究黄沁平原晚更新世晚期以来地貌演化史及其与古聚落分布的关系。结果表明:晚更新世晚期至全新世早期,黄沁平原长期处于泛滥过程中,不适宜人类在此营建聚落。在6ka B.P.(距今)前后,黄沁平原泛滥过程渐渐结束,区内开始广泛堆积风成沉积物,仰韶晚期聚落开始大量出现,龙山时期聚落数量较前期又增加了近1倍。自然环境是人类生存的基础,古聚落的分布格局与地貌演化密切相关。同时,人类在与自然环境的相互作用的过程中也具有主观能动性,总是依据自身的文化特征选择适宜的生存环境。

秦汉时期的汉越民族关系

秦汉时期中国南方民族关系的主要方面是汉越民族关系,由于大汉族主义思想膨胀和越民族上层贵族中民族主义思想的抬头,所以汉越民族关系常以矛盾冲突的形式表现出来,但这种冲突在客观上起到了加强汉越民族交往,促进经济文化交流和民族融合的作用。

QR法在剪力墙结构弹塑性分析中的应用

利用QR法的基本原理构造出一组新的B样条基函数,并与幂级数结合,建立了结构位移函数.按照剪力墙受力特点选择了适当的本构模型,将QR法引入结构的弹塑性分析中,并采用增量初应力迭代法建立了新的计算格式.编制了剪力墙结构的弹塑性分析程序,且利用它对一联肢剪力墙结构进行了分析,计算结果与ANSYS有限元分析结果对比表明:该方法适应性强,未知量少,精度高,计算简便.

秦汉时期君臣关系性格的演化

秦末山东地区的起事表明,将民间“私性”的伦理关系彻底排斥净尽的官僚制度,极高明但不中庸,根本不可行。汉朝统治者有鉴于秦朝速亡的教训,遂“通古今之变”,既在整体上沿袭秦帝国的总体政治规模,又吸取周代宗法政治的遗意,在政治实践中尽量将帝国官僚制度的“抽象性”“公共性”与中国社会民间大量具体的“私性”关系融为一体,较好地处理了帝国时代的政治难题,保证了帝国的统一和施政的效率。

亲属容隐制度非出秦律说

亲属容隐是中国古代的一项重要法律制度,有学者以睡虎地秦墓竹简中“子告父母,臣妾告主,非公室告,勿听”的规定为证,认为“亲亲相隐”的制度起源于秦律,这是对“告”和“听”意思的误解,在理论上混淆了亲属间的法律关系与国家和家庭间的法律关系。现有材料只能证明亲属容隐制度最早出于汉宣帝地节四年。

先秦儒家智慧观念初探

哲学不仅追求智慧,而且要对智慧本身加以反思。在中、西哲学的早期发展阶段,对智慧的追求和反思已有了明显的差异。从比较的角度看,孔子开创的儒家经孟子、荀子的发展,围绕着仁知、知智关系,多方面拓展了智慧观念的内涵,并贯注了人文意识和伦理精神,从而体现了先秦儒家人文智慧的民族特色和历史价值。

乾嘉时期经子关系之转向

中国古代经学家宣称"经为常道",与此相对的诸子学则为"异端"。乾嘉时期,这种观念发生了转变。乾嘉学者从道体的开放、经书系统的重建和经与子之道器名分的转变等方面,扭转了经子关系。他们不仅肯定了诸子之道的合法性,要为"异端"正名,甚至把子书升格为经书,尝试整合经学与子学。这拓展和丰富了乾嘉义理学的范围,也开启了晚清诸子学复兴的路径。

先秦儒家身体观及其生命伦理学意蕴

先秦儒家认为身体应该给予全面细致的保养,但身体的养护有轻重次序之分。在救治身体时,原则主义更为强调尊重自主原则对其他原则的伦理限制,而儒家则更为注重有利原则的优先性。儒家要求保持身体的整全、发挥身体的繁衍功能,这深刻影响了当代国人对器官捐献和代孕等的态度。在身心关系方面,先秦儒家承认心是身的一部分,心主导身,身是心的表现与映射。这种身心交融的思想有助于打破现代西方医学体系面临的伦理困境,也启示我们在缓解医患关系时应着力构建医患双方的良好心态。对身体的政治化塑造也是先秦儒家身体观的一大特色,但它很可能引发医疗资源分配不公等社会问题,因此在重建儒家生命伦理学时必须对其扬弃。

秦巴山区的贫困问题与人地关系演变

通过对秦巴山区人地关系演变的系统分析，指出贫困山区的贫困根源在于人口超过其环境容量，在较长的社会历史过程中导致了生态环境的恶性循环和人地关系恶化，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贫困山区的发展对策．

中国古代琴歌的声辞配合关系

文章从琴歌声辞配合关系的历史渊源、研究范畴的取舍以及隶属于近体诗和词的声辞配合关系四个方面,借助大量的文献资料和打谱译谱实际,全面探讨了中国古代琴歌的声辞配合关系。

从地缘关系的重层构造看十六国后期统一趋势的形成——以五世纪初河陇雍朔的地缘政治为中心

十六国时期中国北方各区域间的地缘关系制约着各族群、各政权的独立发展,使分裂割据之局难以长期维系。在五世纪初河陇雍朔的地缘政治中,关中的后秦与朔方的赫连夏围绕着岭北的对抗是主要矛盾,陇右的西秦与赫连夏的矛盾从属于这一矛盾。陇右、河西间的地缘矛盾又受制于西秦与赫连夏的矛盾。这一重层构造格局的开启与终结均取决于关中政权与关东政权天下之争的结果。后秦在柴壁之战中败于北魏,开启了河陇雍朔的矛盾构造,赫连夏败于北魏则终结了这一矛盾构造。地缘关系的重层构造是推动十六国后期统一趋势形成的重要因素。

先秦儒家生态伦理思想浅探

先秦儒家思想充满着对大自然的伦理关爱和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智慧之思。儒家先哲们论证了自然存在的客观实在性 ,揭示了自然万物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 ,并进一步指出人类只有与大自然和睦相处 ,才能保证人类自身的永续发展 ,意义深远。

先秦、秦汉时期的医学伦理学思想初探

通过对《黄帝内经.素问》四失五过、《史记》六不治的今释及淳于意、张仲景医术、医德医风再述,勾勒我国早期医学伦理思想的发展轨迹,阐述我国医学伦理思想发展历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先秦、秦汉朴素医德思想,进而挖掘其对改善当前医生职业道德与医患关系的现实意义。

试析我国先秦时期师徒角色关系

师徒是职业教育史中最早的角色关系,有其复杂的演变过程。先秦时期包括原始社会、奴隶社会、春秋战国三个时期。原始社会,类师徒或师徒(萌芽)之间借助技艺学习逐渐形成了氏族成员共同遵守的惯例。奴隶社会,家传世袭制中的师徒关系具有稳定社会生产秩序的作用;职官世袭制中的师徒关系保证了职官位置世代被家族占据。春秋战国时期,自由民家庭社会细胞为巩固父子相传师徒角色关系提供了组织保障;私学师徒角色关系取代了职官世袭师徒角色关系,促进了社会进步;绝技传授师徒角色关系,因其小众,对社会进程影响甚微。

何以不朽:先秦史论中的人之发现

先秦留下的史论,提供了“人之发现”的部分片段。以《吕氏春秋》为代表的先秦黄老学说,提倡在节欲的前提下,适度满足人的欲望。在类似的文献中,养生的目的是治国,追求的是现世价值。到了庄子那里,个体生命具备了与王命和天命对抗的地位,其价值完全超越了国政的意义,成为真正私人的追求。春秋时期,出现了另一种观点,即以奉献生命、牺牲生命而获得“不朽”。这种观念追求的是永恒价值。无论是将保养性命与政治价值相等同,还是单纯追求生命长度,抑或探索生命的永恒价值,其落脚点都是人的生命,亦即人本身。

战国秦汉“酒人”略说

战国秦汉时期制酒的人和追求"酤""利"卖酒的人都可以称作"酒人"。社会称谓中通常使用的"酒人"指代以酒业为经营内容的人士。"酒人"称谓的出现,体现了当时酒在日常饮食生活、社会交往形式中的地位,以及酒的生产工艺的专业化程度。认识战国秦汉时期的"酒人"身份,亦可了解"酒"作用于社会关系的意义,从而深化对战国秦汉历史文化的认识。

秦汉时期的“请间言事”

秦汉时期的言事制度,存在一种特殊的"请间言事"。多数情况为吏民请求于皇帝朝见外的空闲时间,在更隐秘、私人化的场所进行君臣沟通与政事谋议。它的言事内容重要、广泛,实现途径及形式灵活、多样,在反映相应君臣关系的同时,对施政亦有直接影响,具有特殊的政治意义。作为制度规定之外而又常态存在的政治行为,"请间言事"为认识秦汉帝国日常统治的运行提供了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