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遗传技术(精准育种)法》评析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精准育种技术通过创制高产、高附加值农产品,对提升育种效率和农业环境效益具有重要意义。基于“脱欧”后农业供应链承压和新育种技术发展的客观需求,2023年3月23日,英国发布《遗传技术(精准育种)法》。秉持有限制的开放政策和可持续的原则理念,该法针对精准育种生物体的释放和销售、由精准育种生物体生产的食品或饲料,规定了差异化的通知程序和多元化的监督执行机制。在新育种技术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我国应建立基于产品特性的监管方案、规定基因编辑标识和追溯机制、完善生物技术立法与执法机制,以兼顾农业可持续发展与生物安全的需求。

中美新化学物质管理制度的比较

简要叙述了中美两国新化学物质管理的基本情况,分别从管理原则、管理范围、管理具体要求、申报种类、评审程序、监督管理等方面重点论述了中美新化学物质管理制度的特点。通过借鉴美国新化学物质管理的优点及经验,提出了强化和完善中国新化学物质管理制度的对策。

论债权让与中通知程序的构建

债权让与中的通知表现出依据一定方式和手续产生特定结果的特点,属于广义程序的范畴,其中程序之启动与效应是判断其正当性的两项重要指标。转让人与受让人均可启动通知程序,但在效力上应有所差别;预先通知无效,"中间省略之通知"应为有效;通知程序在外部效应上,对第三债务人有绝对的约束效力,但不能对抗债权流通中的其他第三人;在内部效应上,其不应成为决定债权归属的要件。

论行政处罚告知程序的法律适用

告知程序作为行政处罚的必经程序,在行政执法活动中居于重要地位。但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告知制度在告知的主体、内容、阶段、形式、笔录制作等方面的法律适用中存在诸多问题,亟待认真分析其原因,寻求依法适用告知程序的对策,以期实现行政处罚法的立法宗旨。

反思第三人撤销之诉与案外人申请再审的关系——基于立法、司法、法理的多维角度

就如何选择适用第三人撤销之诉和案外人申请再审,现行立法采取了并行适用外加赋予第三人选择权的模式。针对同一事由,立法同时赋予第三人两种相似的救济手段,存在着过度保护的嫌疑,还有可能造成第三人"逐一提起、试错排除"的局面。经过对比分析,第三人撤销之诉较之案外人申请再审有着诸多优势,且与"当事人立场"的诉讼观更加契合,可替代案外人申请再审作为第三人权利保护的唯一事后性救济手段。为避免第三人撤销之诉起诉门槛过低可能给裁判稳定性造成的冲击,可以从诉讼告知制度的设置、第三人类型的健全及审理程序的二阶化构造等方面对第三人撤销之诉作进一步的优化。

论公安行政处罚告知程序的法律适用

告知程序是公安行政执法程序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公安行政处罚告知程序存在的主要问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公安行政处罚告知程序法律规定本身存在缺陷;二是公安实践部门适用告知程序时对相关问题存在认识上的不一致。因此,我们必须完善公安行政处罚告知程序,提高执法人员的素质以及强化办案过程中的警务督察,从而确保正确适用告知程序。

护理告知程序在肝胆术后引流护理中的应用效果

目的研究分析护理告知程序行健康教育在肝胆手术后引流管护理中的应用效果。方法选取自2017年1月—2019年6月我院收治的65例行肝胆手术患者为观察对象,以数据随机表法为根据将所选取病例分为普通组(n=30)与观察组(n=35),对于普通组患者主要采用基础引流管护理措施,对观察组患者则采用护理告知程序行健康教育,比较两组经护理后的效果与患者并发症发生情况。结果比较两组数据,观察组在行护理后,其护理效果更优于普通组,而并发症发生率相比较普通组降低(P<0.05),且观察组患者对健康知识知晓率与对健康知识的掌握度评分相比普通组增高幅度更大,但健康知识知晓率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在行肝胆手术后针对患者引流管展开护理告知程序行健康教育护理,能够确保手术治疗效果,减少并发症发生,值得在临床中应用和普及。

院前预通知流程改善急性缺血性卒中患者血管内治疗的预后

目的血管内治疗的效益具有时间依赖性,120急救系统(emergency medical service,EMS)通过院前预通知卒中中心可以缩短起病到治疗的时间。本研究旨在观察EMS院前预通知流程(prehospital notification procedure,PNP)能否减少急性大血管闭塞(large vessel occlusion,LVO)患者血管内治疗的院内延误时间,及其对预后的影响。方法回顾性分析连续收集的行血管内治疗的LVO患者临床和影像资料。通过EMS入院并提前通知溶栓小组为PNP组,通过EMS入院但未通知溶栓小组为Non-PNP组,通过其他方式入院为Non-EMS组。预后良好定义为3个月改良Rankin量表(modified Rankin Scale,m RS)评分≤2分。比较PNP组、Non-PNP组和Non-EMS组入院到再灌注时间(door to reperfusion time,DRT)和临床结局的差异。结果共纳入110例患者[平均年龄(68±12)岁,女性49例,占44.5%],91例(82.7%)通过EMS入院,其中21例(19.1%)为PNP组。与Non-PNP组相比,PNP组的DRT更短(145 min vs 180 min,t=-2.065,P=0.043);与Non-EMS组相比,PNP组的DRT有更短的趋势(145 min vs 194 min,t=2.260,P=0.055),而Non-PNP组与Non-EMS组的DRT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180 min vs 194 min,t=0.663,P=0.510)。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显示,校正基线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卒中量表(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Stroke Scale,NIHSS)、基线收缩压、高血压病史后,PNP是预后良好的独立影响因素[优势比(odds ratio,OR)3.653,95%可信区间(confidence interval,CI)1.085~12.301,P=0.037)。若将DRT纳入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DRT是预后良好的独立影响因素(OR 0.981,95%CI 0.968~0.994,P=0.005)。结论 PNP可以缩短急性缺血性卒中LVO患者血管内治疗的DRT,并改善预后。

运用院前通知程序缩短静脉溶栓患者发病至溶栓时间的研究

目的探讨运用120转运联合院前通知程序是否可以缩短接受重组人组织型纤溶酶原激活剂(rt-PA)静脉溶栓患者的发病至溶栓时间(ONT)并改善预后.方法回顾性地收集2018年1月至201 8年6月在广西河池市人民医院接受静脉rt-PA溶栓的急性缺血性卒中患者的数据,分为自行转运无院前通知组和120转运联合院前通知组.比较两组患者ONT、入院到溶栓时间(DNT)及第90天mRS评分≤2分的比例.结果共纳入57例患者,27例(47.4%)使用120转运联合院前通知程序,30例(52.6%)自行转运无院前通知.两组相比,120转运联合院前通知程序组显示出更短的中位ONT(116 min vs 190 min),两组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9).两组mRS评分≤2分比例比较,120转运联合院前通知组获得mRS评分≤2分比例明显更高(56.7%vs 88.9%),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07).在调整了年龄,性别,基线NIHSS评分的回归分析模型中,提示使用120转运联合院前通知程序可大幅度缩短ONT 76.3分钟(95%CI,36.4~116.3;P<0.001).结论运用120转运联合院前通知程序可显著缩短rt-PA静脉溶栓患者的ONT,并改善静脉溶栓患者预后.

论刑事简易程序中被告人的权益保障

为提高刑事诉讼效率,基于程序繁简分流的原则,刑事简易程序应运而生。程序的简化,必然使被告人的权利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现行法律关于刑事简易程序被告人权益保障的规定仍存在着诸多不足,应合理界定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增加被告人享有对法院变更罪名的知悉权,赋予被告人完整意义上的选择权等等,进一步完善刑事简易程序中被告人权益保障的措施。

论告知承诺制的性质——基于信用担保的简易程序

告知承诺制是一种基于申请人承诺而作出决定的审批方式,然而实务界和理论界对其性质认识不足。国务院文件中对告知承诺制的称呼和定位变动,地方政府则有契约管理、放弃审批和过程性便利措施等认识。学界有行政协议说、具体行政行为说、履职方式说、消极许可说等观点。但是,囿于行政行为中心论和对告知承诺制发展流变的观察局限,导致其论证各有缺陷。告知承诺制是在市场经济逐步发展的条件下,出现的转变政府职能、提高行政效率的审批改革。从外部看,告知承诺制在不改变适用条件和法律效果的前提下,简化了行政审批的方式,对行政步骤进行了超常和便捷的处置。从内部看,以信用审查替代客观审查,并基于申请人信用担保,实现权利和责任的非即时性交割是其运行机理。实践中的互动型、阶段型、结果型承诺审批制度均在该外延之内。

公安执法规范化视阈下侦查讯问权利告知程序的思考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面深化公安执法规范化建设的意见》,为新形势下健全公安执法体制机制明确了改革要点和基本方向。全面深化执法规范化建设的核心是刑事执法规范化,完善执法制度机制,为公安机关提供健全、完备的执法指引。在刑事诉讼程序中,为实现控辩平等对抗,应确保犯罪嫌疑人对诉讼权利的知悉权。权利告知程序是公安机关采取讯问等侦查措施的前置程序,笔者特择取其为研究对象,对域外侦查讯问中权利告知规则进行考察,尝试从明确权利告知的具体内容和完善监督执法等方面提出推行公安刑事执法规范化改革的对策。

公安交通管理行政行为的告知

告知是行政主体履行告之义务,让行政相对人知道行政行为的内容。告知对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来说是一项法定职责,它的对象是道路交通参予者。公安交通管理行政行为的告之方式分为当面告之,推定告之。

胸腔闭式引流管护理中的护理告知程序联合健康教育的护理效果研究

目的探讨胸腔闭式引流管护理中的护理告知程序联合健康教育的护理效果。方法选取2018年10月至2019年3月100例胸腔闭式引流术后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各50例。对照组采用传统的护理干预措施,在术后有主管护士进行胸腔闭市引流管风险告知一次。观察组在传统护理干预措施的基础上,加用护理告知程序加健康教育的方式进行护理干预,包括:护理告知程序制定、干预措施的落实、告知小手册发放、护理对此类患者进行班班交接等内容。结果两组患者基线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干预后观察组发生肺不张1例,皮下气肿1例,局部感染1例;对照组发生肺不张1例,肺部感染2例,皮下气肿1例,局部感染2例。观察组并发症发生率(6%)明显低于对照组(1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护理告知程序联合健康教育可有效降低患者胸腔闭式引流术并发症发生率,从而促进患者早期康复。

浅议行政执法中的告知制度

行政行为的告知,是指行政机关在行使行政职权、履行职责的过程中,将行政行为通过法定程序向行政相对人公开展示,以使行政相对人知悉行政机关作出该行政行为的理由、依据、内容和救济的一种程序性法律行为,行政告知制度是行政执法活动的一项重要制度。在行政处罚过程中不执行告知制度的现象的存在,严重影响了行政执法活动的正确实施,同时也侵害了公民的合法权利。为了保证行政行为的告知程序的准确、及时、便捷、有效地行使,行政机关在履行行政行为的告知义务时,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第一,内容完整告知;第二,依法定程序告知。

行政许可告知承诺制合法性困境的调适

作为“放管服”改革的最新成果,行政许可告知承诺制对于提高政府效能、提升市场活力具有重要作用。然而,行政许可告知承诺制与《行政许可法》的法定行政许可程序存在一定的制度冲突,产生了合法性困境,亟需相应调适。在制度逻辑上,行政许可告知承诺制提供了特别的许可监管理念、风险分配模式和监管资源分配方案,相对于传统行政许可程序具有特殊性。在规范逻辑上,行政许可告知承诺审查程序具有特定程序标的和特殊程序机制,与现有行政许可审查特别程序共享相似的程序逻辑,因此并不属于一般程序、简易程序,而应被视为新的行政许可审查特别程序。行政许可告知承诺核查程序吸纳并超越了现有行政许可核查程序的内容,在时间上前置于现有的日常监管程序,应视为事后监管特别程序。锚定行政许可告知承诺制与《行政许可法》的关系有利于加强行政许可告知承诺制实施的合法性,同时促进《行政许可法》的理念革新。今后可以考虑修改《行政许可法》,将行政许可告知承诺制视为一种新的行政许可特别程序,具体包含事前审查程序、事后核查程序、程序期限和退出机制。

2016年乌鲁木齐市丙型病毒性肝炎诊断及报告数据质量核查分析

目的 了解2016年乌鲁木齐市丙型病毒性肝炎（丙肝）病例诊断报告情况及急慢性丙肝病例上报与临床医生诊断的不一致等问题,以促进丙肝诊断和报告的规范性.方法 采用分层随机抽样方法,抽取2016年第一季度乌鲁木齐市37家医疗单位网络直报丙肝病例.根据住院号码调阅医院信息系统（HIS系统）,获得研究对象的就诊信息及出院诊断记录,对2016年第一季度丙肝相关病例数据质量进行核查.结果 按省/市/乡三级共抽取12家诊疗机构,实际调查患者333例.其中,诊疗机构中具备核酸检测能力的仅为50.0％（6/12）.诊断分类判断中,临床诊断病例正确率为67.8％（120/177）,实验室确诊病例正确率为58.3％（91/156）,差异无统计学意义（x2=3.20,P=0.070）;丙肝疾病的专业科室诊断分类正确率为84.9％（107/126）,高于非肝病专业科室（50.2％,104/207）,差异有统计学意义（x2=40.60,P＜0.01）;丙肝疾病的专业科室急慢性分类正确率为57.1％（72/126）,高于非肝病专业科室（48.3％,100/207）,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x2=2.40,P=0.110）.12家医疗机构中2家医疗机构错误判断病例为急性丙肝,对40例患者的急慢性分类正确率为0 （0/40）.结论 乌鲁木齐市医疗机构丙肝核酸检测能力较弱,病例报告分类正确率较低.建议加强乌鲁木齐市医疗机构丙肝核酸实验室能力建设。

死刑复核案件的法律援助制度研究

2007年,随着死刑复核权收归最高人民法院,刑事法学界关于死刑复核程序的讨论开始从死刑复核权的归属问题转向死刑复核程序的诉讼化改革。2012年《刑事诉讼法》规定人民检察院、辩护律师可以参与死刑复核程序并发表意见,但是,死刑复核案件的法律援助问题始终没有解决。2021年《法律援助法》正式确立了死刑复核案件的法律援助制度。就立法表述而言,有关"提出法律援助申请的死刑复核被告人"的规定是多方意见博弈的产物。这种立法妥协存在指向范围不明、条文界线模糊等问题,并由此引发了与现行相关司法解释的法律适用问题,亟需从法解释学立场予以回应。为确保死刑复核案件法律援助制度的有效实施,相关司法解释应从完善告知机制、构建法律援助工作服务机制、保障辩护权利等方面完善死刑复核案件法律援助的相关配套机制。

诉权告知与行政诉讼起诉期限——基于裁判文书的规范分析

行政机关进行诉权告知成为行政诉讼起诉期限的起算点,是由司法解释逐步确立的。在新《行政诉讼法》建立新的起诉期限制度以后,该项制度面临着是否继续适用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若干解释》)第41条实质上是在法定标准以外增加了新的起算点,针对所有的行政行为,行政机关如未履行告知义务,法院一般直接适用两年的起诉期限,除非有特殊情形的推断。新法施行后的司法实践中,法院叠加适用或者选择适用两年期限和新的6个月期限。基于诉权告知制度在我国行政程序法中的地位,我们有必要对诉权告知与起诉期限之间的相关性进行检讨,并且对其适用范围进行类型化改造。

规范税务行政处罚程序的法律思考

在税务行政处罚的实践中,税务机关不遵守处罚法定程序主要表现为告知程序的主体、内容、告知之后的复核程序不规范、不合法;听证的条件偏窄,听证期限、回避制度不健全,听证中不听取正确意见等;执行中存在没有按规定进行催告就采取执行措施等问题。应分析并解决实践中存在的这些问题,进一步规范税务行政处罚程序,提升税务系统的税收执法水平,注重保护纳税人的合法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