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ircumstance of endoscopic and laparoscopic treatments for gastric cancer in Japan: A review of epidemiological studies using a national administrative database

Currently, endoscopic submucosal dissection(ESD) and laparoscopic gastrectomy(LG) have become widely accepted and increasingly play important roles in the treatment of gastric cancer. Data from an administrative database associated with the diagnosis procedure combination(DPC) system have revealed some circumstances of ESD and LG in Japan. Some studiesdemonstrated that medical costs or length of stay of patients receiving ESD for gastric cancer had become significantly reduced while length of hospitalization and costs wer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in older patients. With respect to LG, some recent reports have shown that this has been a cost-beneficial treatment for patients compared with open gastrectomy while simultaneous LG and cholecystectomy is a safe procedure for patients with both gastric cancer and gallbladder stones. These epidemiological studies using the administrative database in the DPC system closely reflect clinical circumstances of endoscopic and surgical treatment for gastric cancer in Japan. However, DPC database does not contain detailed clinical data such as histological types and lesion size of gastric cancer. The link between the DPC database and another detailed clinical database may be vital for future research into endoscopic and laparoscopic treatments for gastric cancer.

行政法典化的渐进主义路径

行政法典是规范行政权和保护公民合法权益的最高级别的规范形式。法典化反映的是编纂法典的动态的发展趋势,其表现形式可以是多元化的,构造可以是多层次的,发展可以是渐进的、多阶段的。行政法典的理论构想包含行政法总则、行政基本法、行政程序法三种模式。行政法典化受行政法体系、立法成果、行政法理论以及文化等因素影响。从目标定位来看,要降低理想型、高级形态行政法典的预期,采取一种更为务实的局部性、适应性、渐进性、阶段性为特征的适度法典化的路径。在功能主义与渐进主义的双重视角下,把行政程序法作为行政基本法典的实现路径,更具有可行性和操作性。

《档案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的主要内容和时代意义及相关问题探讨

《档案行政处罚程序规定》(国家档案局令第20号)的发布与实施,是我国档案治理体系建设的一项重要成就。本文介绍和说明了其主要内容,分析了其主要特点和时代意义,探讨了如何按照档案治理的本质要求进一步规范档案主管部门行政处罚行为的问题。

突发事件下行政处罚程序的调适及其限度

《行政处罚法》第49条为我国突发事件下行政处罚程序的调适提供了法律依据,以提升行政机关应对突发事件的效率和能力。社会公众亦有义务容忍和服从这一特殊安排,以配合行政机关尽快将社会秩序恢复至常规状态。突发事件下行政处罚程序调适的场域涵盖内部和外部两个环节,手段则包括省略步骤、变通形式、调整顺序、压缩时限、优化方式等多种。基于人权保障的根本要求,突发事件下行政处罚程序的调适仍须遵循一定限度。行政机关应以比例原则为衡量尺度,能够通过常规行政处罚程序实现目的,就尽量不要行使行政处罚程序调适这一“特权”;确需行使的,也应根据紧急形势的需要选择恰当的调适种类和幅度。行政机关应以正当程序为调适底线,不得简化表明身份、说明理由、听取陈述与申辩、告知权利等制度,确保行政处罚程序的核心要素和价值不受减损。

论行政区划变更的正当程序

正当程序包括避免偏私规则和公平听证规则,目前其适用的范围不断拓宽,广泛适用于立法、执法和司法过程中。参与的强度不断提升。作为最起码的程序要求,正当程序既适用于英美法系,也为大陆法系所认可,并以宪法或者法律的形式表现出来。我国行政区划法律规范中正当程序存在缺失或者不足,从而导致行政区划调整或者变更存在违法运行、国家机关功能紊乱、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加、不利于地方经济文化发展等诸多问题。为此,我们应当确立行政区划多重价值统一的理念,通过宪法确定、法律设定正当程序,通过行政区划主体完善、在具体程序中运用正当程序,通过建立行政区划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和行政区划程序责任等措施落实我国行政区划变更中的正当程序。

现行行政登记制度的法律角度再审视

社会关系日益复杂,行政登记作为日常生活中的一项重要行政行为在我国目前的立法、理论和司法上存在的问题越来越多。行政登记研究并未随着登记内容、形式的变化而变化,从而造成学理与现实的冲突。对于行政登记的研究,应当立足于广义行政行为理论,在确立行政登记为程序性行政行为的基础上,对其在立法和司法方面进行完善。

秦汉行政报告中的“请”与“报”

秦汉行政报告的“请”与“报”制度是维护君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体制机制的一项重要政治法律制度。秦汉依法对行政请示报告的类型、办理程序、审批答复、处理和利用等方法和原则作出了明确规定,建立了相应的行政申请报告呈报和批复的体制机制,为行政请示报告工作提供了可以遵循的法律制度,加强了对行政的监督和检查,限制了行政权力的滥用,提高了行政管理的质量和效率。

遗产管理人制度的程序建构:如何指定与为何指定?——基于实体与程序交互实质性促进理论框架

2023年修正的《民事诉讼法》新增指定遗产管理人特别程序,回应了《民法典》与司法实践的需求,不过尚未实现遗产管理人制度的程序建构。遗产管理人制度的程序建构按照“实体与程序交互—非讼程序—法律解释”三个维度架构理论框架,并遵循“如何指定—为何指定”逻辑进路展开。首先,针对新《民事诉讼法》第194条和第195条进行指定遗产管理人案件提起与裁判的规范解释;其次,通过实体与程序赋权明确遗产管理人的当事人资格以及诉讼程序与指定遗产管理人案件的程序衔接,完成遗产管理人制度程序建构的发展性作业;最后,提出迈向实体与程序交互实质性促进的遗产管理人制度体系化的观点。

民政部门担任遗产管理人的困境与法律对策研究

遗产管理人是《民法典》规定的新制度,民政部门作为兜底主体担任遗产管理人是我国法律制度上的一项创新。自《民法典》实施以来,各地都在积极探索民政部门担任遗产管理人的做法与经验,但由于缺乏配套性、操作性、实施性的具体规定,导致民政部门工作中产生许多困惑与问题,影响民政部门遗产管理职能的发挥与落地。应当通过制定立法解释,完善司法解释和相关规范性文件,从源头上解决裁判依据问题,进一步明确民政部门在遗产管理实务中独立的法律地位和诉讼主体地位,细化指定遗产管理人确认和启动程序在内的各项具体规则,制定遗产管理人工作操作指引,明确承担遗产管理职能的内设机构、职责、人员、编制和经费,并加快专业人才的培养步伐,使这一新制度能够落地落实,实现《民法典》的立法宗旨。

法律适用统一的路径和方法分析

在成文法体制下,法律适用统一是司法的一项基本理念和原则。该原则的实施关系到成文法体制语境中,司法公正与司法公信力的重要问题。在我国,实现法律适用的统一主要有三种路径:行政性路径、法律性路径以及学理性路径。这三种路径的作用机制和效用各有所不同。尽管行政性路径和方法直接、高效,但基于司法行政化本身的结构性弊端,从今后的发展来看该路径应当调整、限缩;在法律性路径中,救济程序中的上诉审还应当进一步完善和充实,通过设立法律审强化其法律适用的统一;学理性路径和方法是今后应该大力充实和发展的方向,但这一方向面临着学术与司法实践大环境的调整且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国家标准管理体制机制解析

2022年,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对1990年《国家标准管理办法》进行了全面修订,摒弃了诸多计划经济色彩的管理措施。新修订的《国家标准管理办法》确立了多项新的制度,体现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本文基于我国标准化法律法规,详细阐述了国家标准的管理体制、制定原则和要求,深入解析了国家标准的制定程序及相关要点,以期帮助标准化技术组织秘书处工作人员和起草专家等标准化从业者更好地理解和掌握我国国家标准管理工作要求,不断提升国家标准质量和水平。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视域下档案行政许可程序的完善

作为档案行政许可程序的立法依据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对档案行政许可程序的完善具有重要的指引意义。我国档案行政许可程序主要存在于《档案行政许可程序规定》中,存在立法规定亟待更新、立法理念较为滞后、审查方式有待健全、制度建设存在缺位等方面的问题。有鉴于此,应结合档案行政许可的特点,重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对档案行政许可程序完善的指引功能。具体而言,建议更新完善《档案行政许可程序规定》,落实简政放权、相对人权益保障、档案信息化等理念,健全档案行政许可线上审查、告知承诺和默示许可等方式,完善档案行政许可费用制度、责任制度和监督检查制度,助力档案行政许可程序法治再上新台阶。

人权保障视角下的治安管理处罚程序创新与优化

2023年9月1日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修订草案)》对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作出了较大幅度的修改,其中涉及“处罚程序”章节的修改合计29处,主要修改内容包括以“立案”取代“受理”等7个方面。这对治安管理处罚程序的规则优化和体系完善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应予以充分肯定。从良法善治的标准看,《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修订草案)》在基本权利保障规范、正当程序原则条款设计、控权机制优化等方面还需要进一步改进:一是应将行政拘留纳入听证范围,并将集体讨论作为处十日以上行政拘留决定的必经程序;二是需要明确集体讨论程序的启动程序、参加人员构成、讨论形式及效力等内容;三是继续优化行政程序控权机制,明确和扩大程序条款的规范效力,赋予当事人必要的拒绝权。

检察行政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构建困境与突破路径——以检察环境公益诉讼为例

作为一种实践先于立法的诉讼制度,检察行政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具有有效化解单一公益诉讼模式局限性,显著提高诉讼效率、节约司法资源,充分保障司法权威、保障司法公平公正等重要功能。但囿于当前法律对于公益两诉一并审理尚未从制度上予以确立,司法实践中行政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这一制度在诉前程序、级别管辖和举证责任等方面存在一定的矛盾与问题。因此,需要不断探索优化路径来突破两诉衔接上的困境,从而构建检察行政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制度,使得公益“两诉”能够取长补短,最大限度保护公共利益。具体措施大致包括取消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的诉前程序,改变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的级别管辖,明确举证责任,强化检察机关调查取证权等。

程序性辩护理论分类新论

当前学界对于程序性辩护的既有分类在周延性和全面性方面存在不足。以程序性辩护权的行使程序作为分类标准,具有体系指引性、功能完整性和程序参与性三大优势。依照这一分类标准,可以区分出行政式程序性辩护、类诉讼式程序性辩护、诉讼式程序性辩护三种具体类型。在新的分类理论视角下,三种程序性辩护类型呈现出合理分布的差序格局,并在不同诉讼阶段具有明确的程序完善和阶梯式衔接方向,从而为立法机关改进制度和辩护律师从事辩护提供指引。

刑事一体化视野下涉案企业合规行刑反向衔接机制的构建

从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企业合规典型案例来看,涉案企业合规行刑反向衔接的内涵主要涵盖三个方面:一是行政机关参与涉案企业合规考察的启动、监管和验收评估;二是行政机关采纳检察机关合规从宽处罚的检察意见;三是行政机关接续合规监管,推动行业合规发展。然而,并非所有的检察机关和行政机关都能像在合规典型案例中那样配合默契、衔接流畅,实践中行政机关在贯彻合规从宽和接力合规监管方面均面临困境。以检察机关为主导的企业合规改革在保障合规质效和实现合规激励方面均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对此,应当立足于理念、实体和程序三个维度构建涉案企业合规行刑反向衔接机制:在理念之维,打破“检察机关主导”的思维旧式,开辟行政、司法、企业等多元主体参与的新格局;在实体之维,重塑企业行政违法责任的归责模式,破解合规从宽处罚的法治困境;在程序之维,以建立第三方机制管委会为契机,实现由“结果认同主义”向“过程参与主义”的转向。

法治化背景下档案法规体系建设研究

档案法规体系建设是切实推进依法行政、依法治档、档案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抓手。新《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颁布施行标志着档案法规体系建设开启了新征程。现有档案法规体系存在地方性档案法规滞后于时代发展需求、档案行政执法程序规定存在大量空白、档案法规与刑事立法衔接不畅的缺陷,亟须在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科学指引下,修订老旧地方性档案法规、推进档案行政执法程序法治化、完善档案法规与刑事立法衔接。

秩序行政法治视域下应急管理的程序机制研究

随着平安中国建设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广大人民群众对于各级政府应急管理的现代化有着更多的法治期待,现代秩序行政的法治内涵为应急管理的现代化确证法治实践逻辑指向。纵观现行应急管理相关法律规范,我国应急管理在不同层级规范现状、执法司法适用面向和实践运行实况等维度存在程序衔接不畅、类型划分不明和责任追究不力等多种法治化困境。结合具体类型差异的应急管理事项,可以从秩序行政法治视域对应急管理事项类别、主体、时序、责任等程序要素与内容进行分析与归纳,通过应急管理程序法治理念重塑、要件变革和程序法治质效优化,为完善我国应急管理程序机制探寻实践路径。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行政监管困境及其纾解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开放性、复杂性和高速迭代性给行政监管带来对象难以确认、主体能力不足以及过程较为封闭的治理难题。人工智能监管的现行法律应对其负起责任,认真对待监管对象转移、组合式监管乏力以及监管程序缺漏的问题。对此,应引入整体性治理理论,将监管对象整合为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大模型产品,将监管资源整合至网信部门,由其主要负责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监管,并通过构建整体性的程序机制,实现监管程序的民主化与规范化。

论行刑衔接规范的类型化及其治理面向

行刑衔接是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的重点内容,对行刑衔接规范进行类型化分析契合法治的需要。行刑衔接规范主体上可以分为“行刑衔接依据法规范”与“行刑衔接法规范”,前者主要指行刑衔接的依据法,是作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依据所在,而后者则呈现“衔接性”“指引性”的特征,吸收“附属刑法”“空白罪状”等现有机制,重在明确行刑衔接的标准、程序与功能。“行刑衔接法规范”本身具备实体规范和程序规范双重属性,而程序规范是行刑衔接法规范的核心。通过对行刑衔接规范的识别与归类,不难洞察“小规范”背后的“大治理”,即“全面治理”“精准治理”“及时治理”“系统治理”四个治理面向,并最终归结于“良法善治”的治理面向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