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检察建议有效性的因素及其克服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加强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完善公益诉讼制度。为维护好环境公益,作为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利器——诉前检察建议在保护环境、提高司法效率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提升其有效性是优化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重要举措之一。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检察建议现存在自身刚性不足、适用程序不完善以及监督落实难以保障等问题。为此,需要通过完善相关立法及队伍建设、细化检察建议的使用程序规定、建立健全检察建议跟踪落实机制等方式,进一步发挥出检察建议的最佳效果,打造好我国环境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这一响亮的名片。

风险社会下环境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之完善

风险社会下,单一救济性环境行政公益诉讼难以应对新型环境风险,预防型法治的司法形态已成大势所趋。预防性环境行政公益诉讼虽被许多学者所提倡,但其构建的规范空间与程序空间狭窄,亦非应对环境风险的最佳策略。根据行政权保护优先理论与检察监督理论,诉前程序相较诉讼程序更能发挥预防性功能,宜将诉前程序构造为应对环境风险问题的主渠道,以诉讼程序为后备与补充。为充分激活诉前程序的预防性功能,应当拓展诉前程序的参与主体,降低检察建议的制发门槛,贯彻检察建议跟踪监督机制,以司法权与行政权的良性互动实现对生态环境公共利益的全方位保护。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与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关系之正本清源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与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之间不存在根本的对立冲突。相反,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制度价值、审前阶段和审判阶段的运行均契合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要求。当前,司法实践与理论所关注的两者在诉讼价值存在冲突、检察主导架空以审判为中心原则、量刑建议改革侵犯法官独立裁判权问题,系司法实践中产生的异化现象及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庭审实质化三者关系的误读。合理定位两者的关系应当从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所具有的外部视角和内部视角出发。从外部视角看,其指的是侦控机关应当全面、客观、合法地收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证据材料,为公诉案件的审理程序做准备,这有利于理顺公检法三机关之间的关系。从内部视角看,以审判为中心应当发挥庭审在定罪量刑中的决定性地位,不因速裁程序、简易程序抑或普通程序审理差异而异化庭审在定罪量刑中的作用,而应当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与庭审实质化作为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不同的视角转换,重新阐释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与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的关系,廓清制度之间的认识误区,有利于真正实现刑事司法改革实践不断优化的目标。

行政公益诉讼之诉前程序问题研究

诉前程序在行政公益诉讼中具有重要的独立性、前置性地位,其前置必要性主要表现在司法权对行政权的尊重,贯彻谦抑性原则,节约司法资源以及让行政机关自我纠错。当前,我国的行政公益诉讼正处于探索阶段,在实践中,检察机关在行政环境公益诉讼的诉前程序中遇到不少问题。如民事公益诉讼和行政公益诉讼案件管辖交叉,诉前程序选择问题、检察建议内容宽泛问题、行政机关回复检察建议中出现的问题等。因此,立足法律规定、阐述问题为诉前程序在法律监督过程中发挥功能价值提供参考方案。

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实务探析——以A市检察机关近三年以来办案情况为基础

完善我国的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制度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需要明确民事执行检察监督的对象和方式,从制度、程序、考核等方面进行完善,推动民事执行检察监督与大数据技术深度融合,构建有效的民事执行检察监督体制。

缺失与建构:认罪认罚中裁量不起诉决定的程序效力

检察主导背景下,认罪认罚案件的定罪量刑实质性前移至审查起诉阶段,导致被追诉人可能受到的恣意追诉的危险也随之提前。此阶段的检察裁量权以裁量不起诉为主要形式,承载着被追诉人在实体或程序层面的从宽诉讼利益,但其因程序效力的缺失而无法束缚检察主体,造成检察裁量权不受约束地扩张。要实现裁量不起诉决定程序效力的建构,应从重新审视刑事重复追诉危险的实质性标准、强化合意制度下纠纷解决价值、优化检察裁量决定的独立属性多方面着手,考虑规定裁量不起诉决定具有“类”既判力,以保障检察权力的合理主导,规制审前阶段可能存在的恣意追诉危险。

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职能优化研究

公益诉讼制度是以司法手段保护公共利益的重要举措,是中国式现代化法治道路的组成部分。行政公益诉讼制度是公益诉讼制度的重要分支,自被确立以来有力保障着行政机关依法履职。但随着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推进与诉讼实践的广泛展开,制度设计的不足逐渐暴露,检察机关作为享有诉权的唯一主体,其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的职能亟待优化升级。通过剖析我国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演进历程,还原其法律体系建构,研判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的实效,可形成对检察行政公益诉讼现状的反思。以此为基,检视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的身份衡平困境,又可详察诉前程序规范性缺失、举证责任不明晰等缺漏。为优化检察行政公益诉讼职能,应当合理定位检察机关的诉讼身份,规范诉前检察建议的类型及内容,厘清检察机关的举证层次。

论刑事合规不起诉中的检察建议——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81号指导性案例为视角

我国各地检察机关在办理企业犯罪案件中自发探索刑事合规不起诉制度,其中,合规监管型检察建议在刑事合规不起诉中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地位。合规监管型检察建议是检察机关拟对涉罪企业做不起诉处理时,基于对企业经营、管理状况的调查和评估,就如何推动企业合规经营所提出的检察建议。它既为涉罪企业开展合规建设提供了参考和指引,也是检察机关在后期考察涉罪企业合规改进状况进而决定是否不起诉的重要依据。合规监管型检察建议与检察机关在刑事合规案件中提出的量刑建议、检察意见存在本质区别,也承载着有别于传统检察建议的制度功能。从我国刑事合规的实践探索来看,合规监管型检察建议存在具体指向型和概括引导型、检察建议前置型和检察建议后置型等不同模式,其各自适用条件、运行机制、法律效果等并不相同。为了保障合规监管型检察建议过程的正当性和内容的科学性,应建立企业犯罪案件的社会调查、合规听证等配套制度。

行政公益诉讼制度优化的三个转向

我国行政公益诉讼司法实践经历了地方探索、改革试点、全面法治三个阶段,法律体系初步建立,但在受案范围、起诉主体、诉前程序、举证责任等方面仍存在诸多缺漏。优化我国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应实现三个转向:立法模式实现从包容论向独立论的转变,诉讼类型实现从救济型诉讼向预防型诉讼的转变,规则构建实现从粗陋向细化的转变。通过制定《公益诉讼法》进一步拓展行政公益诉讼的受案范围,逐步放宽起诉主体资格,厘清检察机关在行政公益诉讼中的功能定位、身份职责和价值目标,明确检察建议法律定位、细化检察建议规则、健全程序衔接制度,并根据作为类和不作为类案件类型分别构建行政公益诉讼举证责任分配规则。

诉前检察建议刚性建设研究

诉前检察建议刚性建设有利于保持程序独立、提高监督效率、维护公共利益、增强公信力。当前,诉前检察建议刚性建设不足具体体现在建议得不到回复、回复不准确、回复与实际不相符等方面,其原因大致可以归结为诉前建议可行性不足、诉前建议程序落实不到位、人员能力不足与配套制度不完善三个方面。加强诉前检察建议刚性建设,可以沿以下路径展开:规范查明论证行为,确保诉前检察建议内容客观准确;规范公益诉讼案件办理,完善公益诉讼程序;完善公益诉讼制度,将诉前检察建议融入监督治理体系;提高办案人员的专业能力。

“检察机关刑事诉讼主导责任论”辨析

刑事诉讼检察机关承担主导责任,是近期刑事检察工作的主线,对检察工作产生了重要影响。落实该理念的重心在侦查程序和审判程序。但基于国际比较视野、分权制衡保障刑事司法公正性的需要、检察官与侦查人员职业素养的差异、检警机构分置带来的组织利益诉求的差异,及我国关于检警关系的特殊制度安排:独特的诉讼架构、"信息孤岛"效应,检察官主导侦查程序不具有可行性。量刑建议是否采用确定刑,是当前检察机关能否主导审判程序的关键争议点。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相关人员的论证,都有较强的部门色彩,说服力不足。检察官通过量刑建议或其他路径主导审判程序的主张,均不具有合理性。检察官在刑事程序的不同阶段,作用发挥应更为主动,并作引导者、主导者与监督者等不同定位。

民事检察建议书及其功能的发挥

民事检察建议分为一般检察建议和再审检察建议,文章从检察机关的性质、我国市场经济建设和发展的要求、实现实体法律的正义性以及反腐倡廉等方面探讨了加强民事检察建议工作的必要性,分析了民事检察建议书在制作与功能发挥中的若干问题。

行政公益诉讼中行政不作为认定的偏离与纠偏--以91个案例为样本

学界对“不依法履行职责”或“行政不作为”的探讨大多趋向于得出一个全面、统一、科学的认定规则,但研读案例后就会发现这并非易事,或是烦琐复杂的案件事实使然,抑或是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理论缺憾使然。诉辩审三方对行政不作为的认定各持己见实属正常,是作为对抗双方及审判一方的观点主张或权威判断。法院作为终局裁判者必须逐步形成一套自成逻辑的认定体系,一方面引导行政机关正确作为,另一方面指引检察机关提出更加贴合实践困境的检察建议;但就目前的实证分析来看,法院对阻却因素、检察建议的实质合法性、行政机关的程序性权利等都缺乏全面科学的认知。重新对这些重要因素进行科学考量,在很大程度上能够扫除不作为认定过程中的障碍。

量刑建议制度研究

量刑建议制度作为检察机关开展的一项改革活动,是我国刑事司法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它对防止法官滥用自由裁量权、确保量刑公正、提高诉讼效率都具有重要意义。探讨改革实践中关于量刑建议制度运作的构建,能够为现行量刑建议改革实践中遇到的问题提供思路,并对检察机关进一步强化量刑建议权提出有益的建议。

量刑建议、量化评估与司法公正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到完善检察权运行机制和促进司法公正的价值目标,这对当前刑事司法改革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作为一项关系着司法公正实现程度的制度,量刑建议制度在改革目标上经历了从约束法官到审前主导的过程。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正式施行后,精准化量刑建议将量刑裁量提前到审前阶段,但是否能满足公正性要求还应进一步检验。量化方法在评估量刑建议公正性时具有样本规模大、变量层次多、统计方法成熟、结论可信度强等优点。为了强化量刑公正性的量化评估,有必要加强检察系统与研究机构的数据合作,拓展跨区域的量化比较,并促进对评估结论的合理利用。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中检察裁量权研究

2017年6月,《行政诉讼法》第25条第4款的修改正式确立了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其中诉前程序发挥了重大的作用,是有效结案的主要形式。然而由于立法的粗疏和实践情况的复杂,检察机关在行使检察建议权的时候不可避免地会遇见大量需要自由裁量的情形。合理的界定行政主体的监督管理职责与不作为,检察建议的方式、内容与对象,有利于减少诉前程序中检察建议权行使的随意性和不规范性,也有利于更好的实现诉前程序的目标。

我国量刑建议制度的建构

量刑建议制度的实行有利于发挥检察机关的审判监督职能,拓展庭审的辩护空间,约束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完善我国的量刑建议制度应规范量刑建议的提出主体,量刑事实的调查取证,严格掌握量刑建议的具体幅度,规范量刑建议的提出程序,并加强内部监督,避免量刑建议权的滥用。

民事诉讼法的修改与民事检察制度的发展

1991年民事诉讼法确定了民事检察制度,但由于法律规定过于原则,民事检察制度的发展十分缓慢。2007年10月民事诉讼法的修改,完善了审判监督程序,细化了检察机关的抗诉理由,明确了再审法院和法院裁定的再审期限。这次修改推动了民事检察制度的发展,但仍未从根本上解决民事检察制度存在的弊端。本文从审判监督程序修改内容及对民事检察工作所带来的影响入手,分析现行民事检察制度的不足,并对我国民事检察制度的发展进行粗浅的法律构想。

认罪认罚从宽中量刑建议精准化的合理性及演进展望

量刑建议精准化是一项复杂系统的工作,检察机关的工作量及工作难度都将面临着挑战;而且现阶段我国的刑事辩护并未实现实质化的全覆盖,控辩协商达成的“合意”遭受正当性的质疑。但量刑建议精准化是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应有之义,是司法改革的重要一环。量刑建议精准化不仅符合以审判为中心庭审实质化的要求,而且符合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本义,体现了公安司法机关办理案件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原则。控辩审三方应当充分发挥“合作性司法”理念的精髓,充分保障值班律师的合法权益,创造公平的控辩协商环境,形成以确定型量刑建议为主,幅度型量型建议为辅的量刑建议精准化格局。

检察环节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补强与完善路径研究——以广西检察机关认罪认罚从宽办案实践为参照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中国从理论借鉴到实践试点再到纳入立法,从先行先试探索摸路到全面铺开再到发展创新,有了一定的成熟经验。但是,在司法体制改革大背景下,检察机关深入推进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尚存在诸多问题和薄弱环节。通过分析广西检察机关认罪认罚从宽办案实践,发现主要存在被追诉人认罪认罚自愿性未得到实质保障、诉讼效率尚未明显提高、检察官精准量刑困难等问题,需从完善值班律师制度、完善被追诉人权利告知制度、建立程序繁简分流机制、完善量刑建议制度等方面,推进检察环节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之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