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孩政策下家庭教育期望及其生育效应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生育观念转变,家庭生育决策进入日益理性化和成本约束的阶段。父母较高的教育期望和激烈的教育竞争影响着家庭生育意愿和行为。通过构建家庭资源约束条件下教育期望、培育策略与生育效应的分析框架,并基于大样本调查数据,考察了教育期望对家庭生育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家庭教育期望显著提升了生育一孩的概率,但降低了家庭生育二孩的概率,较高的教育期望引致家庭采取“质量替代数量”的生育决策。异质性分析发现,教育期望对不同阶层生育数量和再生育意愿的影响形成分化效应。较高的教育期望显著降低了中低收入阶层家庭二孩和三孩的生育意愿及行为;但在高收入阶层,较高的教育期望并未对家庭二孩和三孩的生育意愿及行为产生挤压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育龄夫妇受教育程度与家庭教育期望形成替代效应,育龄夫妇受教育程度越低,教育期望对二孩生育的挤压效应越大。机制分析发现,较高的教育期望显著降低了家庭的男孩偏好,说明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期望越高,越重视孩子的质量而非性别和数量,带来少子化的生育决策。家庭教育期望具有一定程度的不可逆性和不同群体的趋同性,必须降低家庭的养育成本和缓解家庭养育焦虑。通过发展普惠性学前教育和义务教育,提高城乡教育均等化水平,提供多元化的市场养育服务,改善家庭的生育预期,进而提高家庭生育率。

三孩政策下未来中长期我国托幼服务供需关系分析

基于“七普”数据,运用经典队列要素法,对我国学龄前人口规模作出预测,在此基础上结合入园(托)率和师幼比指标,从学位和师资两方面对我国托幼服务需求规模与供需关系的中长期变化趋势作出预测性分析。中等水平预测结果显示:2022—2050年我国幼儿园学位及师资长期处于供过于求的状态。2024—2050年期间各年份幼儿园学位富余量均在千万以上,其中3/5年份的学位富余量超过1500万个。2023—2050年期间各年份幼儿园教职工富余人数、2025—2037年期间各年份专任教师富余人数均在百万以上。2022—2050年我国托育机构托位及保育人员则持续供不应求,3/5以上年份的托位缺口在500万个以上。托育机构保育人员缺口由2022年的10万人逐年递增至2045—2046年期间的峰值145万人。建议科学统筹规划托幼服务资源,利用幼儿园富余学位提供面向3岁以下特别是2岁幼儿的托育服务,提高托幼资源配置效率;审慎拟定幼儿园师资培养计划,合理扩充托育机构师资规模。

“全面二孩”政策下学前教育发展的问题——基于二期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的调查与分析

调查东、中、西部六个城市4064位幼儿园园长和教师,透过利益相关者对二期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的评价,分析我国学前教育发展的问题与挑战。结果显示,尽管二期行动计划取得了良好成效,但面对"全面二孩"政策落地后的新需求,学前教育发展仍然存在着严峻的问题与现实困境:普惠性资源依然短缺;财政投入依然不足,软件投入亟待改善;幼儿园教师数量不足、离职率高、非编教师生存与发展受阻仍是队伍建设的难点;弱势群体扶助政策仍需完善。究其根本,学前教育立法缺失、财政投入长效保障机制不健全、幼儿园教师地位和待遇未能切实落实、区域公共财力不均衡和城乡二元结构是当前我国学前教育科学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有针对地破解当前的矛盾和问题,并不断加以调整和完善,是新时代学前教育深化改革与科学发展的关键。

对取消学前班政策的思考

针对近几年各地出现强力取消学前班的情况,本文通过回顾学前班的由来与发展,对取消学前班政策背后的事业发展观及其后果进行了剖析,认为学前班有着独特的价值和发展空间,是我国幼教事业多样化发展的一种形式,而非权宜之计。任何行政政策的出台必须基于客观调查和对社会现实状况的认真分析,对待学前班也应持这种客观合理的态度。

儿童福利视角下瑞典学前教育公共支出政策内容、特征及启示

从儿童福利视角来看,来自于福利部门和教育部门的支出政策共同构成了瑞典学前教育公共支出政策的基本框架。根据支出的重点,这一政策框架至少包含了时间支出、服务支出和现金支出三种政策类型。作为一个典型的制度型福利国家,瑞典的学前教育公共支出政策呈现出系统化特征,是一个以"儿童权利"和"性别平等"为核心的多向度公共支出体系,兼具"去家庭化"和"再家庭化"的融合特点,并呈现出明显的"去商品化"倾向。为了儿童福祉,政府应积极承担发展学前教育的责任,而发展学前教育需要多部门公共支出的系统支持,同时应加强0~6岁托幼整合,重视学前教育公共支出对家庭的支持功能。

儿童照料的延续和嬗变与我国0～3岁儿童照料服务体系的建立

利用2010年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个人调查数据，使用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分析儿童照料中的延续与嬗变。从主要照料者来看，本人或者配偶为主要照料者的占63．3％，本人父母或者配偶父母为主要照料者的占31．7％，选择保姆／家政工、托儿所／幼儿园代为主要照顾的占全部被访者的3．9％。回归结果显示，与农村男性相比，城市男性、城市女性和农村女性由本人主要照顾0～3岁孩子的可能性更大；与农村男性的配偶父母相比，城市男性、城市女性和农村女性的配偶父母作为O。3岁孩子主要照料者的可能性更大。儿童照料中延续的是对传统的遵从，即夫妇之间女性成为主要照料者的可能性更大，双方父母之间男方父母成为主要照料者的可能性更大。儿童照料中嬗变的是已经有男性开始成为主要照料者，尤其是城市男性；与农村夫妇父母相比，城市夫妇双方父母成为主要照料者的可能性更大，而且城市夫妇双方父母之间的差距更小。儿童照料的延续受到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的分工模式和性别角色观念的影响，变迁的主要原因是男女平等的宣传和城镇地区女性收入的相对增加可以帮助她们持续地减少家务劳动，男性成为主要照料者的可能性增加。当前政府在制定延迟退休政策时应充分考虑该政策对上述儿童照料变化趋势的影响，尽快建立以居民需求为导向的0～3岁儿童照料服务体系，通过顶层设计、优惠政策和监管政策，以延迟退休为契机，大力发展0～3岁早期教育，并在“十四五”规划中进行全方位的规划，包括立法、经费投入、社会力量参与、人才培养、理论研究等。

家庭式托育服务与社区治理的耦合:原点、机制与路径

作为托育服务的重要形式,家庭式托育服务与社区治理之间有着密切关联。通过家庭式托育服务与社区治理之间关系的梳理,以及对这两个子系统的要素、结构和功能的分析,构建了“动力—保障—运行”的立体耦合机制。同时,从市场准入与监管政策的制定、托育服务人才的培养、社区教育的高质量发展和社区托育氛围营造等方面探讨家庭式托育服务与社区治理的耦合路径,以期推进符合我国国情的家庭式托育服务体系建设,助力“幼有所育”目标的实现。

儿童早期发展多元化政策目标整合的国际经验

国际社会日益将儿童早期发展的照顾与教育服务有机整合,并不遗余力地将其纳入国家建设战略及公共政策议题的一部分。明确并完善儿童早期发展政策目标,对于形成全国系统性的儿童早期发展政策体系具有重要意义。借鉴国际经验,应统整中央与地方层级策略架构,确立儿童早期优先发展阶段计划与核心目标,并从国家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出发,创新设计适应地方化情境的儿童早期发展政策目标。

国际学前教育质量研究新动向

从近十来年国际学前教育质量研究的文献分析发现,本领域研究有如下三个新动向:将师幼互动质量看作是当前学前教育质量的核心;大量研发科学的师幼互动评估工具,并据此对各国和地区学前教育质量进行评估;基于理论的学前教育质量改进策略的开发与验证是国际学前教育质量研究未来方向。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加强我国学前教育质量研究的几点建议。

彭婉如基金会事件对台湾地区幼教生态与未来政策走向的影响及启示

1998年，彭婉如基金会在台北市数所小学内利用小学资源为附近社区居民提供幼儿课后照顾服务。这一举措虽受到社区居民的好评，却遭到了安亲班业者的激烈反对。这一冲突事件的背后有着理论观点上的差异。本文先从“社区自治观点”与“市场竞争观点”着手来分析该冲突事件背后的理论观点，然后再提出其对幼教生态与政策走向的启示。

质量评估精准化:基于班级过程质量与个体微观质量的个案比较

本研究以个案法呈现1个托班中3名幼儿的个体微观质量剖面,以幼儿所在班级过程质量为参照进行对比分析,发现个体微观质量能更精准地描述个体差异。个体微观质量反映幼儿在各个维度的质量特性与差异,呈现了个体间和个体内的差异,而班级过程质量代表的是以教师为中心的班级整体平均过程质量。本研究表明,班级过程质量与个体微观质量存在嵌套关系,个体微观质量以班级过程质量为基础,更能反映偏离集中点的独立个体的质量。质量改进应将班级过程质量与个体微观质量结合起来,以实现教育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