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遗民集序书写的纪传与想象

别集序在文体初创时期,就已经确立了传记写作的传统。明末清初的遗民通过诗文来回应国家和自我身份认同等问题。这种回应体现在别集序的书写中,使其中的纪传部分更加注重真实性的表达。然而,由于别集序的主观创作空间较大,真实与想象的成分在遗民的别集序中交织在一起,这无疑影响了通过“知人论世”的传统批评方法所得批评主张的有效性。此外,集序作者往往通过个人经历的想象和性情的投射来塑造遗民的形象。这种塑造可能源于作者真实情感的流露,也可能出于对经典文本的模仿。因此,遗民集序中的人物形象可能与他们的历史行为存在差异,这进一步影响了集序所传达的文学批评要素的接受和传播。

明清别集的著述化

明清别集编纂中,有一引人注目的现象,即打破只录单篇辞章和以诗赋为中心的编纂传统,在别集命名、内容收录和编次体例上,都呈现出显著的著述化趋势,甚至涌现出大量以述学为主、完全无涉诗赋辞章的“学人文集”,并伴随着相应的理论自觉。这种变化,体现了明清士人对别集起源、性质、功用及文学观念的独特理解,也透露出诗赋辞章地位的日渐衰微。

《诗经》“言”字说——基于安大简《诗经》的考察

《诗经》中"言"字的用法非常复杂,尤其是部分"言"字能否当"我"讲,聚讼纷纭。将安大《诗经》简与《毛诗》对读可以发现,简本中"言"字已经大量使用,《葛覃》《芣苢》《汉广》《草虫》《汾沮洳》《墙有茨》诸篇简本"言"字的句式、用法与《毛诗》一致,但有四处重要的异文信息却为我们解决这一争议提供了契机。安大《诗经》简45、46、47、48号四只简正好可以与《毛诗》中的《秦风·小戎》对读,内容高度一致。《毛诗》该篇共三章,章十句,每章第七句皆作"言念君子",而简本三章该句皆作"我念君子"。《毛诗》三处"言"字,简本皆作"我"。另外安大《诗经》简74、75、76号简正好可以与《毛诗》中的《魏风·园有桃》对读,内容高度一致。其中《毛诗》中的"心之忧矣,我歌且谣",简本作"心之忧,言歌且谣",今本"我"字,简本作"言"。这四处重要的异文信息说明毛传和郑笺把"言"解作"我"是有所本的。《诗经》中"言"可当"我"讲可能是方言成分的遗留。

略论历代遗山集序的时代特征

诗文集序作为一种文体不仅体现序作者对诗文的评价,而且反映其所处时代的思想观念、价值判断、学术风范等时代特征。元代遗山集序体现了北方士人的文化意识及民族意识;明代集序反映明人狭隘的正统观和文学评论中的史学意识;清人序言则折射出清代的思想政治背景及学术风气。

从《成败集》看孟文涛民族音乐研究理路

已故的武汉音乐学院孟文涛教授,经年学术研究的部分成果《成败集———孟文涛音乐文选》,给后学展示了一位学者在音乐分析学、音乐理论、中西方音乐史学等方面的研究真知识见,透露出一位学者博古通今学贯中西的学养。通过《成败集》,看似不多的民族音乐研究论文,其实在一个方面显示出了这位学者的宽阔的研究视域独和特研究观念,有着十分强烈、积极的现实意义。

宋代别集序的叙说内涵

宋代别集的编纂与刊行之盛,为前代所未见。有刊必有序,宋代别集序的创作十分繁盛。它的内容主要包括交代文集编纂的缘由、过程和目的,叙述文集作者的生平事迹,评价文集作者的文学成就,表达序作者的人生观念和文学观念等。解读宋代别集序的叙说内涵,可以从中理解宋人的著述观念、文学观念和文化观念。

罗隐《湘南应用集》及其应用文写作

罗隐的诗歌一直以来备受后世文人学者重视,但对其应用文的研究却被忽略。罗隐的文集《湘南应用集》以应用文命名,第一次以应用文结集个人专著,这是我国应用文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罗隐一生在求仕与为官过程中写作了大量应用文,为我们研究晚唐历史和古代应用文写作提供了大量资料。

毛姆长篇小说的中国书写论略

威廉·萨默赛特·毛姆出生成长的时代正值英国社会文化经历过山车式的震荡,从过度自信的维多利亚时代到内心空虚的爱德华七世时代,再到精神瓦解的乔治五世时代。毛姆在这急剧变化的年代里,对中国的书写既带有英国社会集体的想像,又有亲历中国游览后的现实的抒写。在其长篇小说《人生的枷锁》、《彩色的面纱》和《在中国屏风上》的创作中辉映着欧洲浪漫主义对东方风格和中国情调的企慕,也不可避免的浸染着帝国情怀与殖民扩张等非正义性情愫,值得我们研究与反思。

上海图书馆藏徐时栋藏书题跋考释

徐时栋是晚清宁波一位杰出的藏书家和学者,其藏书今保存在天一阁外,尚有许多图书馆收藏,尤以北京、上海、台湾三地,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为多,此以上海图书馆所藏徐时栋藏书为据,对徐时栋藏书题跋逐一考释。

傅玉书父子与《潘氏八世诗集》

《潘氏八世诗集》是一部艺术价值高、教化功能强的诗歌总集,是贵州明清之际著名的文人家集,是贵州诗史中光彩夺目的篇章。诗集中有不少名宦才人为该集写序跋文,从而增添了含金量。其中傅玉书父子撰写了七篇诗序,实为难得一见的新史料。

《古今图书集成》在英美的流布及其影响

中国学术史巨著《古今图书集成》成书后,先后印制成铜字版、美查版、同文版、中华版等多种版本,并在英美等国的剑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耶鲁大学等图书馆以及博物馆广泛流布。由此吸引欧洲人把研究目光投向中国,进而造就遍布世界的汉学研究人物和汉学机构,在"东学西传"以及国外汉学研究中发挥巨大作用。

新出墓志与唐代文学研究的拓展——以《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墓志》为中心

《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墓志》在文学研究方面具有重要价值。通过墓志记载文学家的事迹,可以对唐代文学名家诸如贺知章、李白、杜甫、韦应物等具有更为全面的了解;唐代是诗人辈出的时代,但因仅靠写本文献的流传而埋没了很多诗人和诗作,从新出墓志中挖掘被埋没的诗人和作品,也是学术研究的重要任务;墓志是特殊的人物传记,它在程序规范和变化发展的交融过程中不断演进;墓志出土的偶然性以及未经选择的原始状态,最有助于文体发生和演变的研究;通过墓志以钩稽唐代文人的著述,也可以展现唐代文学与学术繁荣的状况。

以史存文:唐代别集序与史传之关联

别集序撰写之盛,始于南齐建元年间,并确立了一种以史存文的史学传统,故其文体近于史传。梳理《唐文粹》《文苑英华》《全唐文》存录的唐人别集序,发现唐代别集序文也延续了传体书写模式,在序文中叙述作者家世生平。唐代别集序以文序传重在“叙人”,遂逐渐成为一种重要的史料,后世修史对其多有利用,以两《唐书》人物传尤为明显。若别集序与史传有墓志、行状等共同史料来源,二者会出现内容互见、相互印证的现象。若史料来源不同,史传往往会采摭别集序作为史料补充,其中《新唐书》人物传(以下简称《新传》)对别集序的利用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