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清代州县诉讼结构的成因

清代健讼之风加剧,贱讼与健讼成为州县诉讼的矛盾性结构。该诉讼结构受高调的儒家意识形态支配,私人利益在官场话语中缺乏应有地位,为维持私人利益而启动的诉讼容易失去正当性。首先,在官方表达中,出色官员总是比法制和组织机制重要,似乎只要“得人”,问题即可迎刃而解;其次,受州县官过度集权的影响,“一人政府”模式下正印官无力及时审结大量案件;再次,受“薄赋敛”的财税政策支配,州县衙门长期缺乏足够司法经费,无力应对诉讼量暴增的局面。官方对民众健讼之风的压制成为案件尘积困境下的贱讼策略。但官员对健讼之道德评判掩盖制度僵化的缺陷,制度之反思、调整与优化缺乏动力,州县诉讼的对立结构持续存在并日益恶化。

巴里坤县团结东路清代墓地发掘简报

2019年8—9月,为配合巴里坤县群众文化中心项目建设,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团结东路墓地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共清理清代墓葬45座,出土纺织品、木器、银器、铜器、玉器等各类器物150余件(组)。其中M12墓主身着补服、蟒袍、衔水晶顶子的官帽,疑为五品官员,在新疆地区较为少见。这批墓葬的发现,对研究清代随葬习俗、清代官员服饰制度及清朝政府对巴里坤的有效治理具有重要意义。

清代地方档案中的州县官官衔释读

清代地方档案保存了大量的州县官官衔信息,从《南部档案》等资料看,知县的官衔主要分布在上行文、平行文和下行文的前衔、后衔中,有繁衔和简衔之分。南部知县的官衔构成主要包括加衔、升调花样、职任、议叙和知县姓氏五部分,它不仅反映了官员的性质、迁调路径,也反映了官员任职环境的变迁。对相关信息的准确释读,是我们有效利用档案的前提,也是厘清职官术语、探析官员规制的重要渠道。

对清代州县佐贰、典史与巡检辖属之地的考察

清代州县佐贰、典史与巡检辖属之地问题,涉及到清代地方政权结构、最低一级政权、上层政权对基层社会统治等方面,是新近引起学界关注的重要问题。本文以广东为重点,通过考察州县佐贰、典史与巡检辖属之地的实况、依据、性质,否定了清代"皇权不止于县"的猜想,进一步梳理了县以下各种不同的行政编组和区划,为深入认识清代国家权力与基层社会固有权力在制度层面上的契合点,提供了有益的历史素材。

晚清州县的办公经费与公费改革

晚清州县办公经费存在着公私不分、上下不分和使用无确定限度的特点。同治光绪年间,一些省的督抚从整顿吏治出发,进行了裁减浮收陋规以定公费的改革,但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光绪末年,在州县财政困难和吏治腐败的背景下,州县公费改革再起;而随着清理财政的推行,宣统年间又循着"化私为公"的路径,开始了大规模的州县公费改革。但由于这一改革直接关乎各省财政利益,所以各地办法不一,实施力度有别,改革在实践中并没有实现"公私分离"、"财政统一"的既定目标。

晚清州县官任职制度的紊乱——透视中国传统政治的深层矛盾

清代对州县官的任职资格与程序等定有完备的制度。清咸同以后,督抚多方破坏各种有关州县官任用的定制;州县官委署与补用漫无章程;滥开捐例与滥行保举导致候补人员壅塞,吏治腐败,州县官任职制度因此陷于紊乱。透过晚清州县官任职制度紊乱的表象,可以发现中国传统政治和社会体制中所存在的各种深层矛盾,主要包括"人治"与"法治"无法协调,官僚队伍恶性膨胀不可避免,以及良性政治不能见容于恶劣社会环境等。

政繁赋重,划界分疆:清代雍正年间江苏升州析县之考察

雍正二年江苏苏、松、常三府大规模升州析县,为明清江南县级政区最大规模的一次调整。从赋税征收和官员考成角度考察,这是当时当地赋税征收的难度超出了官员考成的合理程度的结果,着眼于解决官员个人能力所及和征收钱粮过多之间的矛盾,其根本出发点在于分摊官员赋税征收和繁剧事务的责任,而不是简单地"为了分摊赋税负担"。赋税轻重、事务繁简、官员考成与政区大小从而有机地结合在了一起。

清代州县审断的灵活性——以清代南部县档案中“判词”为例

分析清代川省南部县档案中的"判词"在知县审断中的运用、形式、内容以及作用等呈现出的特征,可以揭示有清基层衙门在审断纠纷上与中央官厅的不同面向,进而从审断中表达知县态度的文本——"判词"——这一侧面,说明了至少清季州县在纠纷审断上所具有的,也是当下司法所不具有的灵活性或自主性。

德政碑与唐代州县官员的政绩书写

唐代考课条文强调州县官员的税收、垦田、户口增减政绩以及官员清白、清勤的生活、工作作风。与之相较,德政碑所书州县官员政绩,却是强调其所应该具备的儒家品德修养、境内社会秩序、对民众的礼义教化、鼓励农桑和赋役税收问题;考课条文所没有提及的发展工商业、灾异现象及祈神灵验等,却被德政碑书写为善政;有的碑文所述官员政绩,还与考课条文的精神旨意相悖,如税收力役、垦田等问题,反映了民间和官方对于一位州县官员的评价标准存在差异。此外,德政碑的政绩书写内容,细化并深化了我们对"四善二十七最"纲领性考课条文的认识。

清末州县官选任制度的变革

晚清以来,随着捐纳、保举的扩大,致使州县候补人员流品混杂、仕途壅滞;而督抚任用中的不拘文法,也直接冲击原有的铨选成例。新政开始后,随着一系列制度改革的推行,州县官选任制度也随之发生变革。主要表现为:通过学习考试以定去留;变通回避之制,准州县官近省取用;停止部选。这些变革不仅呈现出被动应变的特点,而且也由于各方利益的牵制而难以取得预期的效果。

百年来清代州县幕友研究述评

清代州县衙门中,作为辅佐州县官的幕友,是一个比书吏、衙役、长随更为重要的群体。研究幕友是揭示清代州县衙门运作实态的关键。百年来,对这个群体的研究经历了三个阶段,涉及源流、延聘原因、来源、数量、薪金以及在衙门中的职掌和运作等问题,既有的研究基本上厘清了事实,不断有突破,但也有进一步挖掘的空间。

近三十年来的清代州县长随研究述评

长随是清代州县衙门组织的重要群体。研究长随有助于把握清代州县政府的组织和运行实态。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学界陆续发表和出版了一些论文和著作,基本厘清了其源流、来源、数量、经济状况、社会地位、职能与作用、弊端等相关问题,但也有一些遗憾。本文拟就相关成果作一述评,以期对清代长随有一个更加清晰的认识。

清同治年间的旌德宾兴——兼与绩溪宾兴的比较

清同治七年,应旌德士绅的请求,官方将到期的牛本银两拨为宾兴经费,旌德宾兴因以建立。通过官绅合作和严密的制度设计,旌德宾兴的经费经营、资产管理及公车经费分配等均成效显著,实现了良性发展。这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传统中国地方公益基金运作的生动个案。与稍早的绩溪宾兴相比,旌德宾兴具有重经营、官绅互动热络和商人角色弱化等特点。这不仅体现了晚清地方公益事业发展的新趋势,也表明在当时地方经济凋敝、民间乏力的情况下,政府在地方公益事业中并非完全无所作为。

清代督抚监司监察制度的弊端与异化

清代在各省设置督、抚和藩、臬、道等各级监司,这种制度与现代政治中的地方行政分层制度性质不同,主要职能在于督导、规范州县官行政。督抚监司在督导监察州县行政方面各有其权责。然而,这种制度的实际运作效果却不理想,不仅未能实现其督导和监察州县行政的本旨,反而造成许多严重的弊端,发生了严重"异化"。它严重干扰了州县政府的行政,给州县带来沉重的经济和精力负担。督抚监司制度实行的结果,一方面限制了州县官的施政权力,消磨了他们的施政积极性、主动性;另一方面,却未能阻止他们剥民、虐民。中国传统政治单纯通过"以官制官"的体制内监察,无法解决政府运作的规范与廉洁问题。

清代州县佐贰杂职官员研究述论

一直以来,对于清代州县官员的研究,学界主要致力于清代州县正印官。由于佐贰杂职官员是州县行政不可或缺的有益补充,故一些学者日益关注佐贰杂职官员,或分类研究,或综合研究,并奉献了一批重要成果,但也存在一些不足和分歧,有必要从资料、内容和方法上继续深化、拓展和提高。

论儒家法律文化对两汉郡县官吏司法活动的影响

经过汉初七十余年的文化复兴及文化整合,至西汉中期,儒家法律文化占据了法律文化的主导及主流地位,儒家法律文化深刻地影响了汉代法制的各个环节。儒家法律文化对汉代司法的影响主要表现在郡县官吏司法的儒家化方面。两汉郡县官吏在儒家伦理法观念、"无讼"观、"身正令行"观、德刑观及"恤刑"观的影响下形成了"春秋决狱"、综合治理、道德感化、调处息讼及"哀矜折狱"的司法之风。两汉郡县官吏司法的儒家化影响中国古代儒家化的司法传统及司法制度的形成。

清代州县的“主奴集团”统治——透视“秦制”的根本特征

对于中国秦以后政治制度的本质与特征,国内外理论界迄今还没有一种确切的把握。由于清代政治制度是"秦制"发展的完备形态,因此,通过剖析清代的州县制度可以对这一问题进行更深入的探讨。清代州县官府是一个宗法性"主奴集团",内部充满各种依附关系、尊卑关系,州县官、幕友、长随、书吏、差役都不是有法律保障的自由人。"官府"作为与社会对立的统治者,又是一个统一的自利集团,上下尊卑相互依存,共同营私,对来自社会的反抗实行控制、镇压。州县官府的行政机制,以服从私人意志而不是以贯彻法律、制度为纽带。清代的州县财政是一种"家产制",表面上具有公共性质,而实际上却为州县官私人所支配;表面上国家定制严密,而实际上却遵循各种潜规则运作,有时甚至全无规则。所有这些,都反映了"秦制"的特征。

清代官吏考核的在地化与普遍性——以稀见卷宗《江南安徽府州县各官贤否清册》为中心

官吏是国家机器运转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考核与王朝正常运转乃至更替密切关联。不列颠图书馆藏珍稀文献《江南安徽府州县各官贤否清册》涉及清代江南官吏考核的在地化,与安徽行政地理密不可分。通过对史料所涉官吏年龄、籍贯、任职类型及考语等普遍性指标的分析,可窥见安徽官吏考核乃至江南官场行政运转及其政治趋向。清代安徽官吏考核乃至选拔经验,涉及江南地区府州县乃至清廷治吏理政的集权主义思路,得失成败值得省思。

清代两淮盐场的灶户保甲及其与州县保甲之别

清代保甲制度在盐务系统的推行,强化了对基层灶户的监控,重在源头上稽查和告发私盐。文章重点考察两淮盐场保甲制的产生与实施、内容与特点,以及与州县民户保甲的区别,揭示灶户保甲在清代的适应性生成和演化的问题。一方面,食盐国家“专卖”体制,决定了灶户保甲的“专制”主义特色,组织化的保甲制与火伏制,共同构成盐务系统的基层治安网络。另一方面,灶户保甲的废弛,折射了保甲制“集体性惩罚”的悖论,“厉而不严”,实质是社会衰败在盐务系统的突出表现与反映。

清代州县强盗防范制度研究的问题论域及评价展望

清代州县强盗防范问题不但对当时社会产生深刻的影响,也对现代基层治安制度的构建有所启示。如何通过对历史文本的发掘,再现清代州县强盗防范制度的构建状况,分析影响制度运行效果的各种变量因素,总结清代地方具体政治制度构建和运作过程中成功经验与失败教训,成为政治制度史学界关注的重要课题。文章系统梳理了现阶段该问题的研究现状与不足,展现出学界对清代州县盗案防范制度研究的学术图景。该制度的研究从简单到系统,呈现出"丰富与匮乏并存"的特点。学界的研究还应在深入发掘制度构建的细节、拓展制度影响因素的理论分析视角、占有历史材料范围等方面进一步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