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矛盾纠纷化解中的行政拖延:形成机理与矫正对策

基层矛盾纠纷化解中的行政拖延是基层政府在矛盾纠纷化解过程中行动迟缓、敷衍塞责、推诿扯皮,错过了矛盾化解的最佳时机,最终使群众利益受损的一种行为。运用组织行为学理论,从组织拖延产生的“心理—制度”分析框架可知,基层行政拖延受认知、能力、体制、资源、责任等五因素的影响。一方面,任一因素都会直接影响基层政府的行政行为,催生行政拖延现象;另一方面,基层行政拖延又是各个因素相互耦合、共同运作的结果。矫正基层行政拖延的重要策略包括基层政府组织文化建设、治理能力提升、纠纷化解制度优化、组织资源拓展以及监督、问责机制的完善。

《治安管理处罚法》修改应当重建治安行政裁决制度

治安行政裁决作为一种重要的行政行为和纠纷解决机制,是在1986年的《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中确立的制度。由于受到对权力分工原则的误认、治安行政裁决制度的不完善和公安机关畏惧作被告的心理等因素影响,治安行政裁决制度长期以来被虚置,直至最终被废除。废除治安行政裁决制度不利于治安管理领域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构建和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应当在《治安管理处罚法》(修订草案)中重新确立行政裁决纠纷解决机制,并对相关制度予以完善。

涉民族因素社会矛盾纠纷的类型及其化解途径——基于315个案例的分析

文章依据主体不同,将涉民族因素社会矛盾纠纷划分为少数民族内部、少数民族之间、少数民族与汉族及少数民族与行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的矛盾纠纷四种类型。不同类型的矛盾纠纷,由于其内容、性质、特点差异巨大,需要在法治化的总体要求下构建分类化解机制,并综合考虑国家法、习惯法在矛盾纠纷解决中的作用,以利于此类矛盾纠纷得到合法公正有效的解决。

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矛盾纠纷转型及化解机制研究

受新冠疫情影响,人们的社会交往、互动模式等都发生了重大变化。社区矛盾纠纷在表现类型、发生场域、解决形式等方面出现转型,并呈现出发生领域广泛性、强关联性、反映渠道多元化等特征。如果新的矛盾纠纷不能得到妥善化解,不仅影响到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的提升,还可能威胁社会的和谐稳定与长治久安。化解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的矛盾纠纷,需要发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政治优势,完善“五治”融合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创新化解矛盾纠纷的思路和理念,完善“网格化+网络化”双网协同的矛盾纠纷治理模式;引入“四环介入”模式,构建“全息”动态矛盾纠纷化解机制,最终实现社会的和谐与有序。

试析涉诉信访的社会矛盾化解能力

涉诉信访作为当代中国一项特有的权利救济和纠纷解决机制,被视为化解社会矛盾的重要渠道。但是,涉诉信访处理纠纷和提供救济的特殊性,决定了它很难成为化解矛盾的手段,而极可能成为产生问题的途径,使"诉"与"访"形成循环,导致矛盾不断升级。

社会矛盾化解视野下的派出所解纷权——以一起自杀式讨薪案的处置为例

自杀式讨薪行为是一种底层的不"体面"、不"正规"、不合法的纠纷解决方式。民间纠纷的当事人常常以扩大纠纷的方式解决纠纷,调解这类含有暴力因素或有危害公共秩序之虞的因素的民间纠纷,成为当前派出所日常工作的一个主要项目。民警在这类案件中的功能,主要是充当纠纷解决过程中的控制者、缓冲者、疏导者、协调者的角色。派出所的民间纠纷解决权,是底层大众解纷需求的产物,以此为核心的派出所调解机制的实践反映了底层解纷机制对当代中国法治进程的影响。

论大学生矛盾纠纷及源头预防

当代大学生矛盾纠纷起因多样而复杂,因自制力弱而加深,因心理失常而激化,因讲情重义而扩大。引起大学生矛盾纠纷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教育引导工作没跟上是根本原因,部分大学生心理素质差是重要原因,环境因素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原因。从源头预防大学生的矛盾纠纷,必须加强思想道德教育和法制纪律教育,加强人际交往引导和校园文化建设,发挥好党团组织和学生骨干的作用,搞好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和咨询服务工作,建立新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开辟解决大学生矛盾纠纷的新途径。

冲突鉴定意见解决机制研究——以笔迹鉴定为视角

鉴定意见是发现事实真相和解决案件争议的关键证据,然而在实践中针对同一鉴定事项,有时呈现不同的意见,甚至可能出现截然相反的结果,致使人们对鉴定意见产生争议和质疑,法官面对冲突鉴定意见时难以采信。以笔迹鉴定为视角,运用案例分析、比较和逻辑分析方法分析后可知,产生冲突笔迹鉴定意见有诸多因素,可以归纳为启动程序、鉴定材料、技术标准、重新鉴定等方面的原因。我国应尽快通过制定样本收集规范、完善重新鉴定程序、加强鉴定意见综合审查等手段构建冲突鉴定意见预防机制,通过优化鉴定人出庭作证、专家复核鉴定和参加审判等构建冲突鉴定意见选择机制,不断完善司法鉴定管理体制,更好地发挥司法鉴定为诉讼服务的功能和价值。

程序阻却还是纠纷解决——执行和解功能上的批判与反思

执行和解在“基本解决执行难”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由于社会生活的复杂性,实践中执行和解的纠纷解决功能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甚至在程序运作中出现功能错位的现象。从规范和实践层面考察,执行和解更多地发挥了程序阻却功能,而不是纠纷解决功能。这与执行和解的性质有关,而学界关于执行和解的性质尚未形成共识,不同的观点赋予执行和解不同的功能,而不论在理论还是实践中,执行和解的功能定位为纠纷解决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随着执行和解制度规范的完善,应当站在“解释+构建”的法教义学立场推进执行和解纠纷解决功能的实现。

我国农村社区治安矛盾化解研究——以国外COPPS实践为视角

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中后期,世界各国开始兴起了一种以治理社区内的犯罪活动以及维护社区秩序与安全为主要内容的社区治安与犯罪问题解决活动,即COPPS,并且把社区治安与犯罪问题解决上升为一种战略高度来处理社区内外部的各种问题、矛盾纠纷,各国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COPPS战略对于我国农村矛盾的化解工作有很大借鉴意义,可以充分挖掘农村社区在我国农村矛盾化解中的重要作用,以维护农村社区的稳定与和谐。

国际法院针对俄乌冲突“防止争端加剧”临时措施分析

国际法院在乌克兰诉俄罗斯案中做出采取临时措施的指示,将“防止争端加剧”义务施予双方。“防止争端加剧”作为本案法官达成一致意见的临时措施,相较于国际法院的其他临时措施具有相对独立性与特殊性。国际法院对这项临时措施的论证持较宽松的标准,并可以根据实际需要适当调整义务主体与内容,反映出国际法院拥有自由裁量权及其作为联合国和国际社会最重要的司法机构承担的重要职责。国际法院在本案中及时采取临时措施,对于避免争端加剧或扩大,以及促进国际争端的和平解决具有积极意义。但“防止争端加剧”临时措施的执行面临困难,原因在于《国际法院规约》和《国际法院规则》未对不执行临时措施的后果予以明确,通过联合国安理会保障本案临时措施实施不具有可行性,国际法院不存在执行机制也直接影响执行效果,国际法院的职责定位导致其难以解决引发俄乌冲突的本质争议。未来,当事双方应当明确临时措施的法律约束力,充分发挥联合国体系及其各机构的职能,并综合运用法律、政治、外交等多重途径,共同推动争端的和平解决。

关于对局域网IP冲突的研究

主要分析了IP地址冲突的危害和IP地址冲突的工作原理以及造成IP地址冲突的原因。提出了一些相对有效的解决方案,最终避免局域网中发生IP地址冲突。

涉检信访案件多元化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研究

涉检信访制度作为重要的民主监督渠道和重要的权利救济手段,为维护社会稳定、保障群众合法权益发挥了重要作用。现阶段,检察机关着力推进规范司法,深入贯彻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努力以群众看得见的方式树立司法的公正与权威,但不服检察机关决定、不服法院生效裁判以及不服检察机关查办的职务犯罪结果等群众信访日益多元化和复杂化,涉检信访形势日趋严峻,处置难度进一步加大。因此,必须客观面对当前涉检信访工作面临的突出问题和发展趋势,釆取多元化的工作措施,逐步完善涉检信访的法律保障和工作机制,提高涉检信访案件处置成效,进一步发挥好其积极作用。

试论政府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的多元机制

深入研究新形势下社会矛盾纠纷表现和特点,积极探讨政府依法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的基本路径,对于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保障改革开放深入推进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具有重要意义。

检察机关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路径——以法律监督实践为视角

社会管理与检察工作密切相关,既是检察机关履行职责的重要内容、发挥职能的重要领域,也是检察机关必须承担的重要社会责任。检察职能具有多样性,参与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路径也有多种。根据法律规定和检察实践,以执法办案为依托,完善检察环节的各项工作机制,配合相关部门深化犯罪预防、制发检察建议、完善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参与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参与"两新组织"和虚拟社会的服务管理,是检察机关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有效路径。

和谐社会背景下物业纠纷解决的法律思考

伴随着物业管理行业的快速发展,其间产生的矛盾日益增多。此类纠纷关系到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如不能妥善解决,容易造成群体性事件或是突发性事件。所以分析物业纠纷的类型,探究物业纠纷的成因,完善物业纠纷的解决机制,对于和谐小区与和谐社会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

口腔医疗纠纷发生的常见原因及风险防范

目的探讨口腔医疗纠纷发生的原因及防范要点。方法回顾性分析乌鲁木齐市口腔医院149例医疗纠纷患者的投诉原因和纠纷解决情况,总结防范与处理医疗纠纷的措施。结果 149例医疗纠纷中有70例是由医疗质量问题引起,占全部纠纷的47.0%,其次是由医患沟通不良引起,有46例,占30.9%。经科室和医务科协调,149例纠纷均得以顺利解决。结论口腔医疗纠纷主要原因是医疗质量问题。提高医疗质量,加强医患沟通,是防范医疗纠纷的重要措施。

“传统−现代”关系视野下的人民调解

传统是现代的伴生物,也一直与现代性进程相伴相形。改革开放40多年来,从“乡土中国”“单位中国”到“城乡中国”“社区中国”,中国社会发生了沧桑巨变,人民调解这一传统制度也必须重新生产出自己的现实合法性。随着以往城乡二元结构的变化和越来越多城乡社会混合体的出现,社会治理也日益向基层社会下沉,由此形成了社会治理的社区化以及社区民间调解的兴起,传统民间调解的草根特质得以更新,并催生出了新的社会团结粘合剂,促进了居民的自我教育和自律自治,特别是专业性资源的引入大大拓宽了社区民间调解的可用资源。正是在基层社会变迁和社区治理创新的时代熔炉里,从传统“东方之花”淬炼出了现代“东方经验”。在新时代人民调解制度的持续性探索中,社会治理现代化将继续催生出“东方经验”的新篇章。

社会矛盾纠纷的预防、调解与处置研究——以南宁市为例

当前公安机关在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中遇到的社会矛盾纠纷日益增多,预防、化解和调处工作面临着新的挑战。公安机关应强化责任意识,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完善矛盾纠纷综合治理的各项工作机制,发挥信息优势,做好党和政府决策的参谋,积极参与"大调处",及时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纠纷,依法调解和处置突发性群体性事件,为国家经济建设和人民安居乐业保驾护航。

社会矛盾纠纷防范的空间路向思考

本文借鉴运用了空间理论的分析框架,简要分析社会空间与社会矛盾之间存在的内在联系和逻辑关系,解读社会矛盾纠纷发生、演变的规律特点,解构分析社会矛盾纠纷预防化解的基本路向。研究认为新型经济、新型科技发展驱动的空间生产导致消费纠纷、虚拟空间纠纷不断增多,“时空分离”“时空延展”引发了矛盾新形态,公共空间行为失范、“邻避运动”等时有发生,空间正义问题日益引起人们关注。建议根据社会矛盾纠纷与空间的关联特征,把握空间的自然性、生产性、文化性,梯次构建防范矛盾纠纷的物质防线、社会防线、思想防线,推动矛盾纠纷主动防范、多元化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