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健外交关系如何影响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

本文利用2000~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海关贸易数据库的合并数据测度了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在此基础上研究双边外交关系发展对中国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双边外交关系发展会提高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该结果经过变量替换、更换回归方法等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机制检验表明,双边外交关系发展对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影响主要通过降低国内外中间品相对价格和提高企业加成率两条途径实现。异质性分析发现,双边外交关系发展会显著提高低技术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但对高技术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却表现为抑制作用;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相比,双边外交关系发展对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提升作用在非“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更大。进一步分析表明,金融危机、加征关税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削弱双边外交关系发展对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提升作用。

我国出口服务化水平对企业加成率影响的实证研究——以制造业出口企业为例

本文使用投入产出法测算了我国制造业出口行业总体服务化水平、投入服务化水平以及产出服务化水平,并使用DLW法测度企业加成率。研究发现:从总体上看,我国制造业出口服务化水平远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且发展态势不佳;从投入上看,我国服务化先锋行业有从传统制造业向新兴制造业转变的趋势;从产出上看,所有行业在2000年—2014年间服务化水平均有下降趋势,但传统制造业服务化水平整体较高;从企业加成率看,我国制造业主要出口行业企业加成率不高,仅有个别行业表现突出。在此基础上,通过计量经济学回归方法分析了出口服务化对企业加成率的影响,结果显示,产出服务化、企业内部治理情况的增强对企业加成率的提高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进口中间品质量对出口企业成本加成的影响——基于产业集聚的调节作用

全球疫情延续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给中国出口企业带来巨大冲击,如何高质量发展突破危机迫在眉睫。本文运用2000—2012年的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数据库相匹配,将进口产品质量引入企业绩效理论体系中,从产业集聚视角出发,重点考察进口产品质量对出口企业成本加成之间的影响和产业集聚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从整体上看,进口中间品质量的提高和产业集聚度的加深均显著提高了出口企业成本加成,同时产业集聚强化了进口中间品质量对出口企业成本加成率的提升效应;此外,进口中间品质量、产业集聚对出口企业加成率还因企业所有制及要素密集度的不同有明显的差异。研究为后疫情时期扩大进口战略、强化新基础设施建设和促进制造业集聚提供了依据和借鉴意义。

企业绿色化转型的价值链升级效应——基于中国上市公司年报的文本分析

结合中国当前面临的绿色化转型需求和价值链升级难题,基于上市公司2007—2016年的样本数据,研究发现绿色化转型对以出口国内附加值率为表征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有显著提升作用,且该结论在各种稳健性检验下依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企业绿色化转型通过增强企业创新能力、优化绿色出口结构和提高成本加成三个渠道提高了其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异质性分析表明,企业绿色化转型对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升作用在不同企业类型、不同贸易方式和不同地区之间均存在异质性。

数字贸易规则、缔约经验与出口企业加成率

在数字经济发展的大背景下,探讨数字贸易规则对制造业竞争力的影响愈发重要。本文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国海关数据库和TAPED数据库,实证检验了签署包含数字贸易规则的区域贸易协定对出口企业加成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总体上,签署包含数字贸易规则的区域贸易协定对出口企业加成率有一定的抑制作用,主要通过扩大进入出口市场的低生产率企业数量、提高企业出口成本及促进高生产率企业之间价格竞争等三条途径实现。异质性分析显示,与拥有丰富数字贸易规则签署经验的经济体缔约,对提高出口企业加成率有积极作用;与数字贸易规则签署经验较欠缺的经济体缔约,则更有利于中国发挥在国际数字贸易治理中的引领和带动作用,进而实现互利共赢。签署包含数字贸易规则的区域贸易协定在降低出口企业加成率的同时显著提高了地区内的资源配置效率。本文为中国在数字贸易领域如何根据缔约对象的不同特征,精准选择谈判策略,进而推动中国出口贸易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政策启示。

对外反倾销与制造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基于中间品视角

本文基于Kee和Tang(2016)模型框架,采用交错型双重差分法首次研究了中间品对外反倾销对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并对异质性交错型双重差分法的处理效应进行了充分讨论。研究表明,对外反倾销措施的实施显著提升了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机制分析发现,对外反倾销同时通过调查效应和成本效应影响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成本效应起主导作用,且对外反倾销对低加成率企业影响更大。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对外反倾销对进口中间品种类较少、技术复杂度较低企业的出口国内增加值率提升作用更显著。本研究为如何更好借力反倾销措施提升本国制造企业出口竞争力提供了政策依据。

产品质量与中国出口企业加成率——来自中国制造业企业的证据

本文基于2000-2006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海关数据库的匹配数据,实证检验了产品质量对出口企业加成率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现阶段提高企业产品质量对我国出口企业加成率的提升具有重要影响;提升出口产品质量的重点在于沿海地区的非国有企业,尤其是非垄断行业内的大量私营企业;在位企业产品质量的提高显著提升企业加成率,而新进企业和高出口倾向企业产品质量的提高则显著降低了企业加成率;产品质量通过产品价格和边际成本影响出口企业加成率。本文的结论对于理解在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如何有效提升企业产品质量找到另一条识别路径——通过提高出口企业加成率惠及一个国家。

反倾销调查对中国出口企业产品成本加成率的影响

文章运用中国出口企业内产品层面数据,重点分析国际反倾销调查如何通过改变中国出口企业内部产品的调整行为,进而影响企业的产品成本加成率。实证显示:反倾销调查提高了中国出口企业的产品成本加成率,这种提升效应只出现在企业出口的非核心产品中,对核心产品没有显著影响。通过静态分解和动态调整机制的进一步检验发现:面对反倾销调查,企业一方面会选择退出那些更低市场竞争势力的非核心产品,进入更高市场势力的新产品;另一方面将部分非核心产品从反倾销调查发起国转移到非反倾销的第三国加以规避。对于核心产品,企业除了继续维持核心产品在反倾销发起国的市场,也会积极开拓第三国市场。由此,面对反倾销调查,我国企业除了采用规避应对外,还应该进一步提高产品内在的市场竞争势力。

数字经济发展与出口企业加成率——兼论对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

数字经济发展正深刻改变当下的全球贸易格局,对提升出口企业乃至整个产业国际竞争力有着重要意义。本文基于异质性企业模型并使用2004~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数据库匹配的样本,从理论与实证两方面研究数字经济发展对出口企业加成率以及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显著提升出口企业加成率,该结论在经过内生性问题处理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检验表明,生产成本和生产率是数字经济发挥作用的两条重要渠道。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发展提升了东部地区、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非国有出口企业和低制度壁垒地区出口企业加成率。进一步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发展降低了出口企业加成率离散度,显著优化了资源配置效率。本文的研究结论对推动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有着重要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