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ECIAL ISSUE： DISTRIBUTION OF NATIONAL INCOME IN A TRANSITIONAL ECONOMY Changes in the labor share of GDP： a U-shaped curve

本文的目的在于探讨经济发展过程中，劳动份额在初次分配中演变的一般规律，以及当前导致中国初次分配中劳动份额不断下降的结构性因素。我们的研究发现，在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在初次分配中劳动份额变化趋势呈现U型规律，即劳动份额先下降后上升，转折点约为人均GDP6000美元（2000年购买力平价）。我们提出了一个解释u型规律的理论模型。这一发现为库兹涅茨“倒U曲线假说”提供了更深层次的解释。我们还发现，中国初次分配中劳动份额的变动趋势是基本符合这一规律的。除此之外，影响我国劳动份额的因素还包括产业结构的以及劳动者相对谈判能力的变化。这些发现意味着，中国经济未来两年在初次分配中劳动份额可能会进入上升通道，中央政府为应对世界性金融危机而采取的一些政策性、结构性调整则有助于加快这一进程。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收入分配的影响研究

采用沪深A股上市公司2011—2021年数据的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的总收入、劳动收入份额、管理层与普通员工薪酬差距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同时显著提高了企业的技术创新水平、高技能和高学历员工占比、风险承担水平,并缓解了企业的融资约束,表明数字化转型具有产出增长效应、结构优化效应和风险加剧效应,从而可以对企业的收入分配产生增加收入、提高劳动收入份额、拉大内部薪酬差距等多维度影响。此外,管理层权力增强会强化数字化转型对薪酬差距的拉大作用。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收入和薪酬差距的影响在国有企业中更为显著,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在非国有企业中更强,对科技型企业收入分配的影响比非科技型企业更强。分位数回归显示,数字化转型要在达到一定程度后才能显著促进企业收入增长,随着数字化转型程度的提高,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作用趋于增强,而对企业内部薪酬差距的拉大作用趋于减弱。因此,应在积极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同时合理约束管理层权力,利用数字化做大“蛋糕”并分好“蛋糕”。

企业所得税是否影响了劳动收入份额?

作为中国税收体系中最重要的直接税,企业所得税对初次分配的作用一直未被重视。利用来自中国工业企业数据的微观企业数据,测算了企业层面的所得税有效税率以及劳动收入份额,并实证研究了企业所得税有效税率对企业层面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企业的所得税有效税率越低,其劳动收入份额也就越低,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之后,这一结论依然是成立的。进一步的机制分析发现,企业所得税的降低导致了资本密集型企业产出份额的上升和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这两种影响的共同作用,导致最终经济中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

我国现阶段初次分配中劳动收入下降分析

本文通过国际比较以及中国经济省际数据分析发现,初次分配中劳动收入比重U型规律的基本原因是经济发展过程中摩擦工资因素,按照中国经济目前发展的态势,未来两年完全有可能出现劳动收入比重上升的趋势。

初次分配中的劳动份额:变化趋势与要素贡献

本文运用1998年至2009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对劳动份额进行了实证研究,通过运用生产函数估计了劳动对产出的贡献,并采用系统GMM方法分析了劳动份额偏离劳动贡献的原因。本文发现劳动份额偏低,且先下降后上升,逆经济周期变化趋势比较明显。从生产函数的估计结果来看,劳动者所得低于其对产出的贡献,在企业的初次分配中存在着对劳动者不公的现象;通过考察劳动对产出贡献的变化趋势,我们发现,劳动对产出的贡献在逐渐上升,虽然进一步拉大了与劳动份额的差距,但是对后期劳动份额的提高也起了正面作用。进一步的分析表明,产品市场的竞争程度、劳动者的谈判能力以及经济波动是导致劳动份额偏离劳动贡献的重要因素。

初次分配中劳动份额的演变——基于中国部门数据的实证研究

从部门结构的角度对中国初次分配中劳动份额的变化进行了实证研究,在对资金流量表实物交易部分的数据进行处理的基础上,发现劳动者报酬占比上升主要得益于1993～1999年期间个体经济和农户经济的发展环境相对宽松;而在1999～2002年期间虽然整体劳动者报酬占比基本稳定,但已经出现了住户部门发展减缓的趋势,同时金融机构的劳动者报酬开始迅速增加;2002～2008年期间劳动者报酬占比迅速下降,则源于劳动力供给增加而工资议价能力相对下降、宏观政策中资源投放偏向非金融企业和金融机构部门、政府用于投资的资金快速上涨等因素。

初次分配中要素收入份额研究综述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外关于要素收入份额演变的研究逐渐增多。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收入分配制度由按劳分配逐渐向按要素分配的变迁,初次分配中要素收入份额问题逐渐引起国内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本文对国内外初次分配中要素收入份额的相关文献作了比较全面的梳理并给予简要评论。

基于面板数据模型对劳动力保护影响的实证研究

从劳动力保护角度对中国劳动收入份额下降提供新的解释,利用2000—2012年省级面板数据,使用劳资争议案件中劳动者胜利率作为劳动力保护程度的代理变量,研究发现劳动保护程度的加强有助于促进劳动收入份额提升,平均来说,劳动力保护程度每上升1个百分点,劳动收入份额大约上升0.130个百分点.在《劳动合同法》实施后的年份里,劳动力保护程度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力大幅增加,其系数从0.089增加至0.141,显著性水平也从10%上升至5%.研究结论表明,实施《劳动合同法》等改善劳动力保护的政策将有助于提高劳动收入份额.

资本项目开放对劳动议价能力与收入份额的影响--基于跨国制造业数据的分析

针对近三十年来全球范围内普遍出现的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现象,本文在议价博弈模型基础上就资本项目开放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进行了理论分析,进一步采用包含了1965—2010年超过120个国家的制造业细分行业数据和倍差模型展开实证分析。研究发现:①总体上看,资本项目开放未对制造业劳动收入份额产生显著影响,但分样本结果表明,资本项目开放会对发展中经济体的劳动收入份额产生显著负面影响,且外部融资依赖度越高的行业受到的负面影响越大;②资本和劳动要素议价能力的相对变化是形成上述结果的关键。进一步的机制分析也表明资本项目开放显著降低了发展中经济体的劳动议价能力,但对发达经济体劳动议价能力未形成明显影响,从而为前述结论提供了支撑。

广东生产总值中劳动报酬份额下降的原因及对策

广东生产总值中劳动报酬份额持续下降,从1978年的60.57%下降到2010年的44%,降幅达到16个百分点。广东劳动报酬份额下降的原因主要是产业结构变动、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不完善的分配机制以及金融体系的不健全。只有通过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构建公平的劳动力市场制度等深层次调整和改革,才能不断提高生产总值中劳动报酬的份额。

增值税改革对企业劳动份额的作用机制——基于面板三重差分模型的实证研究

以中国工业企业数据为样本,从微观层面运用面板三重差分模型(DDD)对增值税转型的效果进行了测算,发现增值税转型显著降低了劳动份额,并且显著降低了政府份额。为了探索其内在机制,基于收入分配的视角,进一步分析发现增值税转型对劳动份额存在两方面的效果,一是增值税转型降低政府份额,政府份额下降有利于增加劳动份额。二是增值税转型加剧资本对劳动的替代。实证研究发现第二种效果大于第一种效果,最终降低了劳动报酬。研究补充了增值税改革的经验,为2015年营业税改增值税的政策评价提供了参考。

江苏劳动者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研究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提高人民收入水平,而提高人民收入水平的关键就是提高劳动者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根据历史数据来看,2001—2007年,江苏劳动者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呈下降趋势;2008年至今,江苏劳动者报酬占比呈上升趋势。通过与政府收入、企业收入占比以及其他国家的劳动者报酬占比之间的比较,可以发现江苏劳动者报酬在初次分配中比重仍然偏低。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主要有政府收入挤占劳动者收入、江苏产业结构特殊、江苏劳动力市场结构性失衡等。提高江苏劳动者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必须建立与江苏经济发展水平同步的工资增长机制,完善江苏产业结构,提高江苏劳动力素质,扩大中等收入群体。

FDI降低劳动收入份额的争议及解释——基于工业行业技术分类的实证分析

大量实证研究表明外资降低了中国的劳动收入份额,推测的理由是外资降低了劳动者的议价能力。将中国工业行业划分为低技术、中等技术和高技术行业,文章使用2004~2015年面板行业数据,研究表明:外资在劳动密集型的低技术行业降低劳动收入份额,在中等技术和高技术行业外资增加了劳动收入份额;由于劳动密集型的低技术行业占比较高,外资在总体上降低了中国的劳动收入份额。进一步实证分析发现,由于资本替代劳动,外资在低技术行业抑制行业的劳动力增长降低了劳动收入份额,外资对行业工资增长无显著影响,这说明外资对劳动者议价能力的影响有限。

企业绿色化转型与劳动收入份额:促进抑或挤出

在“双碳”背景下,研究企业绿色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以2007—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企业绿色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企业绿色化转型能够提高劳动收入份额,产生了促进效应,而非挤出效应。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之后,基准研究结论依旧成立。机制检验发现,企业绿色化转型通过提高企业经营收益、优化人力资本结构、创造就业岗位和增强劳动力薪酬议价能力的渠道,提高劳动收入份额。通过区分不同类型的劳动收入份额发现,相较于高管薪酬和劳动生产率,绿色化转型更能提升普通员工收入和工资率水平,且能够缩小企业内部薪酬差距。通过分析不同地区绿色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差异发现,相较于东部地区企业,绿色化转型更能促进中西部地区企业劳动收入份额提升。研究结论对于深入理解绿色发展理念、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和提高劳动收入份额具有启示意义。

GDP中劳动份额演变的U型规律

本文旨在探讨经济发展过程中,劳动份额在初次分配中演变的一般规律,以及当前导致中国初次分配中劳动份额不断下降的结构性因素。本文发现,在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在初次分配中劳动份额的变化趋势呈现U型规律,即劳动份额先下降后上升,转折点约为人均GDP6000美元(2000年购买力平价)。本文提出了一个解释该U型规律的理论模型。这一发现为库兹涅茨"倒U曲线假说"提供了更深层次的解释。本文还发现,中国初次分配中劳动份额的变动趋势是基本符合这一规律的。此外,影响我国劳动份额的因素还包括产业结构以及劳动者相对谈判能力的变化。这些发现意味着,中国经济未来两年左右在初次分配中劳动份额可能进入上升通道,中央政府为应对世界性金融危机而采取一些政策性、结构性调整则有助于加快这一进程。

中国收入初次分配结构及其国际比较

本文综合利用UNSD、BEA和NBS的国民核算资料,对中外初次分配格局进行比较研究,以揭示中国初次分配结构的内在特点及动态演进规律。研究发现,2004年前后中国国民经济初次分配结构发生显著变化。经数据可比性调整之后认为:以国际经验判断,中国初次分配中劳动份额偏低,政府介入初次分配的程度很高。中国初次分配结构中,劳动份额(sl)与人均实际GDP(y)呈反向变动关系。这既与"要素收入份额具有时间稳定性"之"典型事实"不符,更与大量研究中二者具有同向关系之经验结论大相径庭。根据国民经济sl形成机制进行因素分解,发现sl与y的长期反向关系主要由产业结构变化引起;而短期反向关系则揭示出我国经济增长以sl下降为代价,增长成果更多流向资本的发展模式。该模式源自资本掌握要素配置主导权,导致要素价格体系扭曲。这一局面如不扭转,必将危及我国可持续发展和国民福利提高。

国有企业改制降低了劳动者的工资议价能力吗?

劳动者的工资议价能力是决定工资的重要因素。本文将De Loecker and Warzynski(2012)对不完全竞争的测算拓展到劳动力市场,构建指标测算了企业层面劳动者的工资议价能力,在此基础上运用1999-2007年工业企业数据库,考察了国有企业改制对劳动者工资议价能力的影响,进而探讨对我国劳动收入占比的作用。实证结果表明:国有企业转制降低了劳动者的工资议价能力,并且国有企业改制的影响具有行业差异:在差异化产品、劳动密集型和高竞争程度行业,国有企业改制会较大程度地降低劳动者的工资议价能力,而在同质性产品、资本密集型和垄断行业,其影响并不明显。本文的研究对于我国建立和谐的劳资关系,改善劳动收入占比不断下降和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局面具有重要的政策参考价值。

收入分配视角下中国“扩内需”的政策协同研究

在我国扩大内需的关键时期,由劳动者收入分配问题引发的内需波动现象突出,而宏观政策发力可能主要参照居民收入状态,来配置政策操作机制。因此,对新时期工资形成机制和政策协同机制的探究,能够为我国找准内需提振的方向和搭建内需提振的政策指南提供理论支撑。文章在异质性家庭DSGE模型中引入劳动工资形成过程,一方面检验劳动者议价能力和工资粘性对内需的影响,以及二者受其他外生冲击的影响;另一方面检验财政货币政策、最低工资标准政策协同在缓解外生冲击对内需不利影响中的效果,并且在居民部门中进行政策协同机制的验证。研究发现:一是我国内需情况与居民收入分配有关,主要表现为劳动者议价能力不足和工资粘性对经济的消极影响,并且这种影响随着非李嘉图等价家庭比例的增加而愈加明显;二是政策间协同可以有效抑制外生冲击所导致的内需波动,进而增进社会福利,其中协同机制下的财政政策效果更为明显;三是要达到最优的政策协同效果,需要考虑政策目标的平衡和政策搭配的时机。文章从收入分配角度分析了我国内需情况,提供了政策协同向度的模拟,为设计"扩内需"的针对性政策提供了参考依据。

劳动收入份额决定机制:一个微观模型

本文根据中国制度环境构建一个包含劳动力异质性和企业异质性的模型,旨在考察劳动收入份额微观决定机制。主要结论是:(1)工资率、生产技术和税负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方向具有多样性。(2)垄断和改制降低了劳动收入份额,劳动者参与利润分享常可提高劳动收入份额。由于作用稳健,对劳动收入份额进行宏观调控时,宜于从这些方面入手设计政策工具。(3)在一定规则和条件下,让企业自主选择改制深度和分享比例,将产生劳动者、雇主和政府三方共赢的格局,有助于实现"两个提高"和"包容性增长"目标。

就业增长、投资与初次分配中的劳动报酬占比

本文通过生产函数和联立方程模型,发现在非农就业增长、投资和劳动报酬占比之间存在着密切的相互联系和影响:在劳动力从农业部门转移到现代部门的过程中,由于未能获得与其边际产出相等的工资报酬,使得劳动报酬占比下降而资本所得份额上升,资本所得份额的上升促进了投资,投资的增加保证了非农就业的持续增长。我们通常把劳动报酬占比下降和高投资率视为中国经济失衡的表现之一并给予特殊关注,但是,本文所揭示的劳动报酬占比变化的内在机制不仅反映了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些典型特征,也表明高投资率和劳动报酬占比下降并不是经济失衡的表现,它们是非农就业增长的必然结果,也是保证非农就业持续增长的关键原因。劳动报酬占比的下降虽然恶化了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却是中国经济模式所必须经历的发展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