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渝地区南宋石室墓仿木构建筑史料研究

川渝地区位于我国西南部,具有较为封闭的地理环境以及长期具有明显地方传统的历史文化。根据目前考古发现可知,川渝地区出土了较大数量的宋代墓葬,其中盆地周边丘陵山地多出土石室墓,石室墓中常见较为精美的仿木构雕刻,仿木构的形制亦呈现出一定的变化。通过对重庆及四川地区仿木构石室墓的形制进行排比分期,研究其发展趋势及流变现象,将其具体分为乾道及之前(1173之前)、淳熙年间(1174-1189)、绍熙至嘉定(1190-1224)、嘉定之后(1224之后)四期,其中第三期又以庆元(1195-1200)分为前后两个部分;并在上述年代学研究的基础上,解决川渝地区仿木构石室墓的形制断代问题。此外,通过对比研究,探讨当时同地域地面木构及仿木构建筑特点及形制发展的异同,补充川渝地区宋代建筑的研究材料,阐释川渝地区仿木构石室墓在建筑历史研究中的重要价值。

论南宋中兴时期江湖诗人产生的社会文化基础

学界一般认为江湖诗人作为一个群体或流派出现于南宋后期,因而往往从南宋后期的历史环境入手,探讨江湖诗人产生的社会文化背景。事实上,由于南渡之后的社会流动、中兴时期的科举积弊、盛世背后的冗官充塞、底层士人的求仕之途等因素,南宋中兴时期已有一批重要的江湖诗人活跃于文坛,并具有鲜明的群体特征。因此关于南宋江湖诗人及其文学创作的历史风貌、时代内涵、文学史地位等问题,还需突破南宋后期这一时间界域,放到更为深远的历史时空中进行新的审视和思考。

南宋官窑分期浅析

本文根据最新的考古资料把南宋官窑(老虎洞窑和郊坛窑)分为两期,其年代的分界线为宋宁宗开禧年间。两期产品在器类、造型、装饰及烧造工艺等方面存在较明显的变化。文章认为两个官窑存在同期共烧的事实。官窑产品不仅用于朝廷的礼仪活动,还可能作为商品进入市场流通。

论南宋中兴时期道学发展与道学诗人群体的形成

宋室南渡前后,道学南传,至南宋中兴时期获得进一步发展:在学理层面深入拓展,形成各具特色的学派;从理论与实践层面加强对释道思想的清理,进一步巩固道学地位;在政治层面加强与政治和帝王之学的联系,强化道学内圣外王双向发展的实学性质;在文献层面加强道学文本的整理与传播。在道学发展过程中,道学诗人围绕学术、政治和文学上的问题展开广泛深入的争鸣,形成密切的关系网络,促使道学诗人群体形成,为南宋中兴诗坛注入了新的活力,成为推动宋诗发展演进的重要因素。

南宋时期两浙路市镇经济的发展

市镇是草市和镇的统称。聚落萌发草市,草市成长为镇市,这一乡间商品经济渐进的、自发的过程贯穿于南宋。南宋时期两浙路的市镇经济有了较大发展,这主要从市场的繁荣、海港的崛起和商税的增加三个方面体现出来。

词亦“可以群”:论宋代南渡唱和词

宋代南渡时期唱和词在特定时代文化背景下兴盛起来,被词人们广泛运用于交际应酬,充分发挥了表达友情、交流思想、切磋词艺、逞才角技、交游娱乐、宴饮酬赠等重要功用;它向世人昭示:词亦“可以群”。南渡唱和词风的盛行,发扬了“诗可以群”的创作传统,增强了词人的群体意识,深化了“以诗为词”的创作观念,推动了词体文学的更大发展,促进了南宋词创作的高度繁荣,其价值意义不容低估。

南宋学者陈仁玉生平及著作考

南宋学者陈仁玉撰有《菌谱》一卷流传于世,是目前所知世界上最早的关于大型真菌的专著。陈仁玉的生平及著作不见载于《宋史》,因此笔者在地方志、文集、诗话、丛书之中相关的零星史料基础上加以考索和综合,以期能勾勒出陈仁玉著作和生平的概况。

论南宋后期诗歌从宗唐到学杜的转变

南宋后期最早活跃在诗坛的是永嘉四灵和江湖诗派,他们从晚唐入手的创作方法表示了宋诗向唐诗的复归。这个时期成就较高的诗人是文天祥和汪元量,他们是这个阶段学杜最有成就的诗人,也普遍有以诗存史的观念,在他们身上实现了诗歌从宗唐到学杜的转变。文天祥创作的集杜诗取得了较高成就,他的集杜入乐也是一个创新。宋末的其他遗民诗人如林景熙、谢枋得、郑思肖等,其诗歌创作也有学杜之处,但文学创作的总体成就不高。

北宋前期审刑院与宰相的司法复审权

审刑院设立于宋太宗淳化二年,罢废于神宗元丰三年,专门负责天下上奏的疑难案件的复审工作,是北宋前期国家最高司法机构之一。审刑院的设立,对宰相的司法权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双方对中央司法复审权的争夺十分激烈:在宋初,宰相拥有充分的司法复审权;太宗淳化二年审刑院设立后,宰相淡出司法复审领域,审刑院完全掌握了复审权;从仁宗中期开始,随着相权的整体攀升,宰相的司法权不断扩大,最终使审刑院由独立于宰相到沦为其附属。

论崇宁年间宋徽宗与蔡京的矛盾和妥协

崇宁元年(1102),宋徽宗起用蔡京为相并命其提举讲议司,推行绍述神宗、哲宗变法的政策。蔡京权势随着绍述之政的顺利铺开也得到扩张,为保固权位,蔡京不惜广植党羽、布结私恩,甚至伺察宋徽宗之动静。二者矛盾逐渐积累,并以对辽、夏的和战问题为导火线,集中爆发于崇宁四年(1105),导致崇宁五年(1106)宋徽宗以星变为由首次罢去蔡京相位。但宋徽宗随即迫于复杂的政治与经济形势复相蔡京。蔡京罢相的失败是宋徽宗的一次政治挫折,也是宋徽宗统治特点与北宋晚期政治生态的转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