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定性之探讨

现有帮信罪定性观点均以共犯理论为依托,但无论正犯说、共犯说抑或并合说,均无法对司法解释中通常属于共犯、例外属于正犯的双重属性界定予以兼顾,因此唯有摆脱共犯理论方能实现帮信罪的准确定性。误用共犯理论的原因在于帮信罪共犯型的犯罪构成,而为帮信罪赋予独立的犯罪构成资格即可在理论纠偏的同时实现其准确定性。“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作为帮信罪条文中共犯特征的标志性表述,为其给予独立的构成要件要素定位即可赋予帮信罪独立的犯罪构成资格,且“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只得视为帮信罪客观情状。由此,帮信罪得以实现当然的正犯定性。

从一起贪污案看间接正犯的实务认定

在共同实施犯罪行为的情况下,司法实践往往会根据“部分行为全部责任”理论一并按照《刑法》第26条的规定进行量刑处罚,而对于共同犯罪中是否存在间接正犯的问题在现实中却少有剥离和区分,导致判决罪责刑不相适应的情况时有发生。根据刑法的间接正犯理论,在利用者与被利用者共同参与的情况下,利用者利用被利用者的错误认识完成构成要件行为,被利用者存在事实认识错误,对利用者应认定为间接正犯。

论我国过失共同正犯的规范前提——以《刑法》第25条第2款的规范构造为中心

我国过失共同正犯的理论与实务都是以《刑法》明确否定过失共同正犯的成立为前提的。在此前提下,既不利于实践问题的解决,也不利于过失共同正犯理论自身的发展,因此有重新审视的必要。通过言语行为理论可以发现,《刑法》第25条第2款的规范构造既是行为规范也是制裁规范。作为行为规范,该条所禁止的是引起法益侵害结果的过失共同犯罪行为。而作为制裁规范即是要对违反行为规范的行为作出评价。因此,法官在依照该制裁规范裁判案件时,是以过失共同犯罪行为为评价对象的。在具体定罪量刑之前,需要确定是否成立过失共同犯罪,进而将结果归责于各行为人,这就为过失共同正犯的解释论展开提供了规范前提。

共同犯罪论

本文系研究共同犯罪基本理论的学术论文。本文通过对共同犯罪的概念、正犯的概念 ,共犯的概念及其相互关系的分析入手 ,研究各共同犯罪人的犯罪构成及其刑事责任。

结果加重犯的共同正犯浅论

结果加重犯是故意实施基本的犯罪构成要件的行为,发生基本犯罪构成结果以外的重结果,刑法对重结果规定加重法定刑的犯罪。我国的结果加重犯存在两种类型,即基本犯为故意,重结果为过失的结果加重犯(纯正结果加重犯)与基本犯为故意,重结果也为故意的结果加重犯(不纯正结果加重犯)。前者不能成立结果加重犯的共同正犯,而后者可以成立结果加重犯的共同正犯。

共同正犯“部分实行全部责任”的法理及适用

根据因果共犯论,共同正犯"部分实行全部责任"归责原则的法理根据在于各行为与法益侵害结果之间的因果性。我国立法明确否定共同过失犯罪,故解释论上难以肯定过失共同正犯,但司法实务中所讨论的过失共同正犯的实例,常常存在回避结果发生的义务违反,因而完全可以以过失的同时犯对结果承担责任;肇事"逃逸"的罪过形式是故意而非过失,故指使"逃逸"可以成立共犯。只要片面行为与结果之间存在物理的因果性,就应肯定片面共同正犯的成立。承继共犯正犯否定说是因果共犯论的当然归结,因而利用被害人不能反抗的状态中途参与取财的,仅成立盗窃罪共同正犯,而非抢劫罪共同正犯;未参与盗窃仅事后参与暴力的,不成立事后抢劫的共犯。

网络共同犯罪的多元挑战与有组织应对

网络环境使得共同犯罪意思联络具有突出的片面性、模糊性、间接性、偶发性,共同犯罪行为具有明显的单方性、中立性、预备性、危险性等特征,导致传统共同犯罪理论与立法规定深陷适法"过敏"症状。"共犯正犯化"的扩张解释应声而出,而其争议可以通过理论变革或立法解决。网络片面共犯及按照片面帮助犯处理网络技术帮助行为、独立处罚网络预备行为等路径应持续发力。

论无特殊身份者参与身份犯的基本界限与程度

在身份犯中,由于具备特殊身份的自然人的危害行为才可能侵犯法益,或加重、减轻法益的侵害,因此,刑法典分则将其作为一种特殊的犯罪类型加以规制。但不具备特殊身份者可以与具备特殊身份者共同侵犯身份犯保护的法益,因此,其可以成为身份犯的共同犯罪人。实行犯与正犯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具有不同的机能。对于无特殊身份者能否成为身份犯的共同实行犯之问题,须根据身份犯的实行行为分别而论。但无身份者不能成为身份犯的共同正犯,否则,"区别对待共同犯罪中的首恶者与胁从者,惩办少数,改造多数"之刑事政策就不能实现。

论共同犯罪中的身份

犯罪主体的不同身份能够对共同犯罪的性质产生影响。中外刑法通说主张的共犯从属于正犯的观点,较好地解决了共同犯罪的定罪问题。对于纯正身份犯的共同犯罪,其定罪可分为:非身份者教唆、帮助身份者的共犯关系;非身份者与身份者共同实行或组织实行的共犯关系;身份者教唆、帮助非身份者实行的共犯关系等情况进行。

单一正犯视角下的身份犯的共犯问题

德、日等国采取区分正犯与共犯的区分制体系的刑法,为解决这种犯罪参与体系带来的对身份犯的共犯处罚不均衡的问题,其不得不对身份犯的共犯设特殊例外的定罪处罚规定。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使对身份犯的共犯的处罚更为合理,但是却带来了刑法解释论上一些新的弊病。我国刑法采取不同于德、日刑法的单一正犯体系,按我国刑法对共同犯罪的定罪处罚规定和单一正犯的解释论,无论是真正身份犯还是不真正身份犯中的共同犯罪案件,采取与非身份犯中的共同犯罪同样的定罪处罚规则,均能得到恰当的处理,因此,不应借鉴德、日的身份犯的共犯解释论。

论共同正犯“部分实行全部责任”的归属逻辑——以反思“行为共同说与犯罪共同说”为中心

共同正犯之"部分实行全部责任"的根据在于参与人对结果的实现具有心理的因果性且共同分担了法益侵害事实,即共同性与正犯性的统一,这才是"共同正犯的本质"。行为共同说将共同正犯视为客观违法形态,不能正视"共同实行的意思"这一主观要素对于共同正犯之违法性的意义,无法区分同时犯与共同正犯。部分犯罪共同说纠结于共同正犯"犯的是哪一个罪"这种无实际意义的问题,并且在业已确定的共同正犯之外确定结果归属,不能说明"部分实行全部责任"的原理。所以,行为共同说与部分犯罪共同说不能独立承担共同正犯的认定,应当放弃这一对概念图式,而直接从"共同性·正犯性"这一真正的共同正犯本质上确定共同正犯的成立条件和责任归属逻辑。

过失共同正犯若干问题研究

中外刑法学界对过失共同正犯的争议起源于对共同犯罪本质的不同理解——“犯罪共同说和行为共同说的对立”。我国刑法通说否认过失共同正犯,这迫使司法实践中法官“偷偷”适用“部分实行全部责任”的共犯处罚原则来处理过失犯罪案件。确立这一理论必须排除“规范否定说”、“意思联络缺乏说”和“罪刑均衡违反说”三大障碍。过失共同正犯同样具有共同实行的意思表示,共同注意义务才是过失共同正犯成立的本质。

“片面的共同正犯”若干问题探讨

是否承认"片面的共同正犯" ,在国内外刑法学界都有不同意见 ,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理解共同正犯的本质。鉴于刑法的具体规定 ,应当认为犯罪共同说比较符合我国的法律环境。而根据犯罪共同说的观点 ,不能承认片面的共同正犯 ,对有关的案件 ,有的可以直接按照单独犯进行处理 ,有的可以作为片面的帮助犯进行处理。

对决、批判与“新生”:共犯成立范围理论的一次清理

由于强调共犯成立必须是故意内容的完全相同且发生"意思疏通",故"完全犯罪共同说"不当局限了共犯成立范围;由于立足于"前构成要件"的自然事实意义上的"行为共同",故"旧行为共同说"有着承认共同过失犯罪而不当扩大共犯成立范围的危险;"新行为共同说"即"构成要件的行为共同说",虽然消除了"旧行为共同说"不当扩大共犯成立范围的危险,但其仍有可能将"同时犯"纳入共同犯罪。在当下获得越来越多支持的同时,"新行为共同说"不为人注意地掩盖着"重复评价"的错误和定罪与科刑相分离,从而形成违背责任主义的致命缺陷。由于背离了共同犯罪的"刑法整体性思维"或"刑法整体性观念","新行为共同说"在我国仍然面临着实定法障碍。虽然对共犯成立范围把握适中,但"部分犯罪共同说"必须切入其理论构造并紧密联系"部分实行全部责任"原则,才能获得"新生"。

论共同过失正犯

大陆法系刑法立法与司法的发展过程造就了共同过失正犯理论的肯定说与否定说。从中外关于共同过失正犯的实践经验与理论成果反思我国共同犯罪的立法缺陷与理论不足,对我国的刑法实践与刑法理论都将大有裨益。正如共同故意犯罪,共同过失正犯的核心在于心理与物理即主观与客观两个方面的"因果性",此"因果性"正是共同过失正犯的成立基础所在,其维系着共同过失正犯的共同性及其机能。行为人法律地位的平等性、行为人回避危害结果的义务共同性和各行为人都具有主客观支配性,共同构成了共同过失正犯的成立条件。共同过失正犯是共同过失犯罪的一种"具象",且"过失共同正犯"之于"共同过失正犯"较为准确或贴切。

论共同过失正犯及刑事责任的实现(下)

共同过失，是共同罪过的形式之一。虽然我国刑法中，只对共同故意犯罪的刑事责任有规定，但是，这并不是否定有共同过失犯罪的现象，基于共同过失是否应当负共同犯罪的责任 (成立共同犯罪 )，是刑法理论上一直争论的问题之一。笔者结合大陆法系立法及判例和实践，对共同过失正犯的理论和范围以及刑事责任进行了探讨。

论共同过失正犯及刑事责任的实现(上)

共同过失，是共同罪过的形式之一。虽然我国刑法中，只对共同故意犯罪的刑事责任有规定，但是，这并不是否定有共同过失犯罪的现象，基于共同过失是否应当负共同犯罪的责任 (成立共同犯罪 )，是刑法理论上一直争论的问题之一。笔者结合大陆法系立法及判例和实践，对共同过失正犯的理论和范围以及刑事责任进行了探讨。

论背信罪的成立要件(2)

事务处理者出于牟利加害的目的,实施违背任务的行为,给本人造成财产上的损害的,成立背信罪。其中,“牟利加害的目的”只是从反面显示“不存在为本人谋求利益的动机”,无须属于积极的行为动机;“财产上的损害”是指从经济的角度而非仅仅从法律的角度评价本人的财产状况,因行为人的行为而使得本人的财产价值减少或者本应增加而未能增加。对于背信罪的共同正犯,无须从法律的角度进行特别限定,凡能认定成立共同正犯的,事实上就已经被限于当事人之间存在经济上的利害关系的共同性或者实施了积极的参与行为的情形。一般而言,根据究竟是以行为人自己还是以本人的名义或者出于本人的计算而处分财物,可以区分侵占罪与背信罪,但这种区分不具有排他性,以本人的名义或者出于本人的计算处分财物的,虽然也可以成立背信罪,但应优先适用侵占罪。

论轮奸的复行为理论与共同正犯说

在我国刑法中,轮奸被定位为强奸犯罪的一种加重情节,而非独立的罪名。因强奸犯罪属复行为犯,复行为中的强制行为之上可成立共同正犯,而奸淫行为具有亲手性和排他性,故不能成立共同正犯,各犯罪人只能轮流地、各自地实施奸淫行为。轮奸不是典型意义上的共同正犯,而是数个独立意义上的强奸犯罪之叠加,也只能在宏观上被拟制成为"共同正犯",即多犯罪人"在实现各自轮流奸淫被害人的目的支配下"通过参与实施"团体性"强制行为而实现每个犯罪人对被害人的奸淫行为。

论共同正犯的犯罪未遂与中止

共同正犯的犯罪未遂问题应根据“部分实行全部责任”的原则来判定,因而包括共同正犯的亲手犯在内均不存在部分正犯犯罪既遂、部分正犯犯罪未遂的现象。应从是否脱离了共同关系出发具体认定共同正犯的部分实行犯的犯罪中止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