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处罚决定公开制度的解释与建构

2021年修订的《行政处罚法》第48条以“具有一定社会影响”限定了行政处罚决定的相对公开,其立法目的在于监督执法和风险预警,但伴随着行政机关处罚裁量权的行使,公开行政处罚决定的功能逐渐异化为“羞辱式”制裁。行政处罚决定公开制度功能的变化导致制度本身应当被反思,而“具有一定社会影响”的概念认定却未在法律规范中予以明确。然而,“具有一定社会影响”的认定应结合区分处罚对象社会身份的主体标准,违法行为侵害范围的领域标准和社会影响存在形态的状态标准等多项指标综合判断。因此,行政处罚决定公开的载体应以互联网公开为主,以纸质公开为辅,并限制网络平台的复制、转载、截图、评论;公开行政处罚决定的内容应对自然人和企业分别采取隐名公开和显名公开的方式,均对敏感信息进行去标识化处理;行政处罚决定公开的开始时间和持续期限还应围绕不同情形、对象、特点设置差异化期限。

略论国际刑事法院的量刑制度

量刑制度是国际刑事法院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的问题,国际刑事法院的量刑制度贯彻了罪刑法定原则、无罪推定原则及正当程序原则的精神,对量刑的基本情节、特别情节等作出了一般规定,而且还进一步对监禁刑、罚金和没收财产的量刑进行了规范。同时,国际刑事法院的量刑程序和法官也对量刑公正的实现发挥着作用。国际刑事法院的量刑制度体现出当代国际社会刑罚轻缓化的趋势,要求量刑公正与平衡,并兼顾刑法保护社会和保障人权的机能。

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中若干问题理论探究

在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中,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前,可先行作出行政处罚,并不违反"一事不二罚"、"刑事优先"原则;行政证据同样具有刑事诉讼证据的"关联性、合法性和真实性"基本属性,经公安机关调取后,应当作为刑事诉讼证据使用。在现行的立法框架下,检察机关对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实行检察监督,缺乏明确的宪法和法律依据,应该修改《检察院组织法》相关规定。

试论刑事法治对人权的保护

人权需要法治的确认和保护,以免受到社会其他公民和国家公共权力两个方面的侵犯。根据依法治国的要求,我们应当树立正确的刑事法治观,既要重视刑法在惩罚犯罪、维护社会治安方面的作用,也要重视刑法在保障人权方面的作用。罪刑法定原则是依法治国在刑事法领域的具体要求,它在国家刑罚权与公民的自由之间划出了一条明确的界限,从而保证刑法既能有效地打击侵犯人权的犯罪,又能防止滥用刑罚权侵犯人权。为了更加有效地保护人权,应当慎重适用死刑和注意“严打”中的人权保障。

罪刑法定视野下的量刑规范化——以明确性与适当性的博弈为视角

罪刑法定原则是贯穿于刑法运行全过程的基本原则,作为司法过程一环的量刑活动必然要遵循此原则,当前我国司法系统正在推行的量刑规范化改革当然也要在罪刑法定原则的框架内展开。罪刑法定原则对量刑规范化提出了明确性和适当性这两个要求,但是,量刑规范化改革更多实现的是罪刑法定原则明确性的要求,却难以完全实现其适当性的要求。由此,在量刑规范化改革的推进过程中要在罪刑法定原则的视野下寻求明确性与适当性之间的平衡。

论量刑公正的一般标准

在近代刑法学术史上,西方国家曾经围绕报应刑论与目的刑论的对立,就刑罚价值取向和量刑公正标准量刑进行过激烈的争论:报应刑论认为"刑罚轻重应当与罪行轻重相适应",目的刑论认为"刑罚轻重应当与人身危险性相适应"。最后在两者之间形成折中主义刑罚论,认为"表明行为社会危害性和行为人人身危险性事实情况都是影响刑罚轻重的因素",此说为多数学者所赞同并为多数国家刑事立法所采纳。根据现行刑法第五条规定,我国量刑公正标准属于折中主义刑罚论,表现为"罪责刑相均衡",其精髓在于:刑罚的宽严程度应当与行为的社会危害程度以及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程度"相互适应",因此,正确处理法定刑、量刑情节与宣告刑三者之间的数量关系,是实现量刑公正的唯一途径。

论行政处罚与刑罚关系的处理

行政处罚和刑罚都是法律责任的承担方式,两者关系较为复杂。厘清两者关系的前提是行政违法与刑事违法的界限划分。处理行政罚与刑罚两者关系的核心在于对于同一行为是否能双重适用。处理顺序上应当遵循刑事优先的原则,特定情况下可以对行为先行行政处罚。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上诉不加刑原则适用问题研究——以余某平案件为例

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与上诉不加刑原则的理论基础看,二者之间的趋同性和差异性对其如何适用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二者的趋同在于价值选择、目的和功能作用三个方面;而其差异则在于整体与部分、维护利益倾向和是否涉及新诉讼模式三个方面。从个案角度看,余某平案折射出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上诉不加刑原则适用的两大困境,即刑罚轻重比较的失序和认罪认罚中“求轻”抗诉效力的缺失。由此,应当从确立刑罚轻重比较规则和确立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诉权对审判权制约规则两个方面来破解困境。

盗窃窨井盖行为定性之若干思考

近些年来,盗窃窨井盖行为频频发生。对盗窃窨井盖行为按照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处理是适当的。这种认定不违背罪刑法定原则,因为罪刑法定原则已经从当年绝对的罪刑法定走到当今相对的罪刑法定;从构成要件的角度来看,盗窃窨井盖行为也符合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构成;这种认定也不是重刑主义,而是罪刑均衡。对这种行为的认定不需要寻求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

评《论犯罪与刑罚》的基本思想及对刑法的影响

贝卡里亚在《论犯罪与刑罚》一书中阐述分析了犯罪的本质与刑罚的目的 ,提出了罪刑法定主义、罪刑相适应原则等关于刑法原则的思想、犯罪的标准和刑罚适用原则思想及犯罪预防思想 。

关于罚金刑缓刑制度合理性的思考

罚金刑是我国刑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适用范围的不断扩大,其暴露出的问题也越来越多。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罚金刑缓刑制度是解决罚金刑弊端的必要措施和有力手段。

论非刑罚处罚制度的核心价值

重刑主义观念在刑事立法、刑事司法领域确有泛滥之虞。在比较分析了关于非刑罚处罚制度价值的不同认知后,阐明非刑罚处罚制度的核心价值,即抑制重刑主义,并实现犯罪人的罪、责、刑相统一。坚持不断完善非刑罚处罚制度对推进刑法社会化、维护个案司法公正、实现刑罚的社会价值均有重大积极意义。

法定刑立法配置的基础观念——以罪刑均衡原则为视角

在法定刑立法配置的过程中要遵循罪刑均衡原则,其体现包括个罪的内部均衡和罪与罪之间的外部均衡,内部均衡是指个罪罪刑关系中罪质与刑种、罪量与刑量、罪度与刑度之间的均衡,外部均衡是指各章罪个罪之间罪刑关系的相对均衡,整体的协调。

浅论罪刑法定原则及其在我国刑法中的运用

罪刑法定原则是刑法的一项基本原则。我国在 97刑法中予以确定 ,并在许多相关法律条文中加以具体化。但在刑法的实践中 ,这一原则的贯彻仍然存在着一些限制 。

论治安管理处罚的基本原则

2005年8月28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标志着公安机关的行政执法进入新的历史时期。该法框架下的治安行政处罚原则有:错罚相当原则、公开公正原则、保障人权和尊重人权原则、教育与处罚相结合原则。

想象竞合犯的处罚原则新论

基于不同的理论,对想象竞合犯的处罚有三种原则,即从一重处断、数罪并罚和从一重重处断,但这些原则都存在着一些不足,为与想象竞合犯的罪数本质相匹配,根据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和我国的国情,从一重从重处断原则是最为合适的。

公平正义理念之刑事法论域——以俄罗斯刑事法研究为视角

公平正义是俄罗斯刑法的首要价值,是贯穿其刑事立法、司法与执法的重要原则,是俄罗斯刑事法的生命线。中国刑法应当借鉴俄罗斯刑事立法中所体现出来的公平正义理念,在刑事立法、司法与刑罚执行方面坚持公正原则,贯彻"中庸"思想,以期达到防卫社会与保障人权的双重目标。

刑罚目的的应然选择:新功利刑论

刑罚的目的在于保障全体公民的基本人权;刑罚的目的借助于刑罚的三个基本要素——刑的对象、刑种与刑量得以展现;报应刑论无法确定刑种与刑量,目的刑论难以确定刑的对象与刑种,新的功利刑论暗含了刑法的不得已原则和罪刑相适应原则,不仅明确了刑的对象,也把握了刑罚适用的标尺,能同时满足刑罚的三个要素,并充分发挥保障人权的效用。

论行政处罚对象的法定化

对于行政处罚对象,当前我国行政法规范层面上或是根本不提及,或是呈现出相当程度的随意性。行政处罚法定原则作为行政处罚领域的一项基本原则,其具体内容不能仅强调以行政机关面向为规范重点,局限于诸如行政处罚主体、内容、程序等具体制度层面的法定,而应当同时重点规范行政相对人面向,强调应受行政处罚行为的主体,即行政处罚对象的法定,以及应受处罚行为构成要件的法定。《行政处罚法》修订过程中,应明确行政处罚对象的一般性原则,以“行为人”为规范重点,辅以“状态责任人”制度,并结合比例原则对行政处罚对象的限制,制定专门条文规范行政处罚对象。

浅析清代的刑罚制度

清代刑罚有主刑与附加附之别,刑罚活用原则也有自己的特色,规定了累犯加重、自首减罚等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