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预防、被害人保护与犯罪追诉权配置——以《刑法修正案(十二)》为背景

《刑法修正案(十二)》引发了有关亲告罪设置范围的讨论。当前支撑国家追诉原则的“公共利益”,在法益侵害的框架下理解,混入了不具有法益资格的宏大概念,且犯罪与法益之间的事实关联常被替换为被害人的主观联想;在犯罪预防的意义上理解,则会导致过度主观化、情绪化。犯罪追诉权的配置是一个权衡问题,如果犯罪仅侵犯个人法益,追诉犯罪可能反噬被害人的利益,且预防犯罪的利益并非明显优于被害人因犯罪追诉而被侵蚀的利益,就应当将犯罪追诉权配置给被害人。立法未将民营企业内部犯罪规定为亲告罪,但应当根据立法目的对相关规定作合目的性改造,将其追诉权配置给被害企业。

关于建立普遍意义的附条件程序出罪制度的思考

程序出罪的规模化现象,使我国不附条件不起诉欠缺正当性或正当性不足的特征突显。这必然影响规模化程序出罪的持久性、稳定性,也会形成轻微犯罪治理质效逐渐劣化的趋势。司法规范实际确定了具有相当普遍意义的附条件程序出罪规则,及时弥补了立法的缺陷,修正了规模化程序出罪正当性不足的偏差,也为建立普遍意义的附条件程序出罪制度积累了经验。普遍意义的附条件程序出罪制度,应由附条件不启动刑事追诉程序和附条件终止刑事追诉程序构成,具体包含附条件不予立案、附条件撤销案件、附条件不起诉几种具体的程序出罪方式。以不同等级的附条件不起诉取代酌定不起诉、情节显著轻微不起诉,是建立普遍意义附条件不起诉的关键。

《刑事诉讼法》第四次修改背景下单位犯罪治理体系的完善——以涉案企业合规改革为视角

以涉案企业合规改革为视角来审视我国单位犯罪刑事司法治理体系是否健全,应在法教义学下确保自身价值、逻辑、体系的一体,并与我国刑事司法核心理念和价值追求保持一致。单位应具有相对独立的行为、行为背后的意志及相对独立的主观罪过,具有清晰的归责逻辑,并能够实质分离单位责任与单位直接责任人责任,由此实现单位犯罪归责机制重塑。涉企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建构以此为基础,但并不止步于有效合规的诉讼评价,其“条件”应表达为刑事惩罚性与企业合规自治的结合,遵循宽严相济、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有机统一。《刑事诉讼法》在进行第四次修改时应当对此予以必要关注和回应。具体到涉企附条件不起诉制度构建中,建议完善涉案企业合规保证金制度、合规整改期间涉案企业特定经营禁止制度、涉案企业有效合规承诺制度等,推动涉企刑事诉讼程序专门化,逐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涉案企业合规执法司法制度体系。

“套路贷”刑事案件罪名认定困境及其应对研究

我国刑法并没有针对“套路贷”的明确规定,其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法律概念,它只是司法实践中对部分新型“侵财类”犯罪行为特征的概括性评价,如何对其进行准确评价、合理界定和有效规制仍处于初期研讨阶段。“套路贷”犯罪往往与涉黑犯罪交织,具有罪名基本固定、犯罪行为手段多样、社会危害性大等特点。当前学界和实务界对“套路贷”刑事案件司法认定问题存在诸多争议,主要表现在罪与非罪、罪名认定、财产认定和依法打击等方面。通过对近两年“套路贷”犯罪现状进行实证分析,对司法适用过程中罪与非罪、罪名认定、犯罪数额认定提出对策建议。

网暴犯罪刑事程序法治理的特征、缺陷及其完善

《惩治网暴犯罪指导意见》引入了网暴犯罪治理的刑事程序法视角。通过协助取证的案前延伸,扩大解释公诉条件,优先使用公诉程序,该规范凸显网暴犯罪治理中的职权主导特征。然而,网暴犯罪的职权治理并不完备,可能不当限制被害人的诉权,也未兼顾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利益。因此,在职权治理方面,应明确协助取证的程序要件,降低自诉立案的门槛;在诉权治理方面,应保障被害人前、中、后三个阶段的程序选择权;在平台治理方面,应加强国家机关与第三方网络平台的合作,积极推进网暴合规业务。

重罪案件企业刑事合规不起诉的三大实体法争议问题

我国检察机关主导的企业刑事合规不起诉的改革实践是值得肯定的,能否对企业涉及的重罪案件作不起诉决定,不仅要关注企业治理结构的改进,而且要考虑刑罚目的的实现。现行刑法并没有把企业刑事合规计划作为免责事由,而且对重罪案件实施刑事合规不起诉违背了罪刑法定原则和平等原则,有放纵犯罪之嫌,并不可取。否定在重罪案件中实施刑事合规不起诉,并不意味着否定企业因在事前实施了完备的、科学的刑事合规计划而排除其具有单位犯罪意志。若企业已经实施了完备的、科学的刑事合规计划,而单位之下的自然人借助单位名义实施犯罪,则不构成单位犯罪,只需追究单位之下自然人的刑事责任。在事后刑事合规计划的情况下,即使对单位及单位之下的自然人从宽处罚,也不宜由此赋予企业刑事合规义务。对于企业反悔的情况,检察机关可以以量刑过轻为由提起抗诉,做好企业刑事合规的“后半篇文章”。

案卷笔录中心主义影响下控辩平等路径研究

在目前以案卷笔录为裁判依据的庭审实质下,受职权主义模式、案件办理流程和抗辩手段缺失等因素影响,法庭在对关键证据的认定上容易产生误解,致使量刑上出现偏差,控辩双方力量明显失衡。为弱化案卷笔录中心主义影响,尝试探索丰富控辩平等的路径,不仅能够避免庭审流于形式、促进法官形成合理自由心证,还能够减少冤错案件产生。通过实施控方证据开示制度、赋予被追诉方参与调查权利、强化专家辅助人作用和确定被追诉人沉默权等方式,拓宽控辩平等路径,保证被追诉人权利,实现司法公正。

中小微企业合规的中国实践与完善路径

当前,以刑事法学界领衔的学术圈所热议的企业合规多以大型企业乃至跨国企业为出发点和归宿口,这与司法实践所触及的企业主体类型产生反差,亟需合规改造的无疑是风险更甚的中小微企业。我国中小微企业合规建设面临欠经验、欠能力、欠动力的实践困境,难以套用传统企业合规的法理模型、价值体系和制度框架。以恢复为主的补救式罪后合规建设在实践中已取得长足进展,基于我国中小微企业犯罪类型的集中化倾向,还应探索以预防为主的规范化事前合规建设。具体而言,通过横向合规解决中小微企业合规激励不足的问题,纵向合规解决合规成本高昂以及不同行业的专业性问题,点面结合形成合力共同促进中小微企业建立事前合规体系。

网络暴力自诉案件中的证据供给与风险预防

惩治网络暴力、净化网络空间需要多方协力,更需要刑事司法作为其最后的防线。网络暴力犯罪主要涉及侮辱、诽谤,两个罪名均属于告诉才处理的犯罪。网络暴力自诉案件存在三重悖论:犯罪主体的不确定性与起诉的确定性之间的悖论,国家主动追诉与尊重被害人选择之间的悖论,自诉人取证能力的有限性与证明的严格性之间的悖论。增强对网络暴力被害人的证据供给,有利于在惩治网络暴力和尊重被害人主体地位之间寻求平衡,且符合“自诉为主、公诉为辅”的立法定位,并不至于过度侵犯公民的言论表达空间。应当增强内部供给,准确适用公安机关的协助取证制度;拓宽外部供给,强化网络信息服务者的协助义务;完善行刑衔接,畅通行政证据进入刑事自诉的途径。同时,还应当注意预防证据供给中可能存在的若干风险。在公民权利和公民自治高速发展的年代,刑事诉讼应当改变“以公诉为中心”的立法理念,加强对刑事自诉的制度构建,更好地发挥刑事司法的社会治理作用。

“告诉才处理”案件的追诉机制研究

在实践中,“告诉才处理”案件的自诉人往往面临着证据不足的诉讼困境,通过自诉维护自身利益的难度较大。其原因在于,我国将告诉才处理的犯罪追诉机制一律规定为自诉。在比较法视角下,日本采取公诉垄断主义,而德国与我国台湾地区均采取公诉自诉并行主义,对我国均有借鉴价值。笔者认为,可从降低自诉起诉要求、衔接自诉转公诉、增强检察机关介入三方面对现有追诉机制进行完善。此外,基于立法目的及文义分析,也应当允许告诉才处理案件被害人通过公诉寻求救济。

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追诉困境及其破解

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法定追诉模式共经历了“司法主动型”“职权配合型”和“自诉补充型”三种阶段。实践中,拒执罪的追诉程序启动困难,难以实现其解决“执行难”问题的刑事治理目标,具体表现为“职权配合型”追诉模式因职权异位向“司法主动型”追诉模式逆向发展,“自诉补充型”追诉模式因自诉制度的固有缺陷以及拒执罪的特殊性而无法发挥自诉权的救济作用。破解拒执罪的追诉困境,应当放眼追诉模式之外,从刑事诉权理论维度寻求方案,以“取消自诉,优化职权追诉”为突围路径,摒弃空置的自诉模式,在理顺拒执罪中公检法三机关权力逻辑的基础上,合理分配考核指标,加强调查权与侦查权衔接,激活检察机关的角色。

刑事检察“案-件比”优化路径研究

“案-件比”作为《检察机关案件质量主要评价指标》中的核心指标,能够客观地反映检察工作的质量、效率以及效果。在“案-件比”指标中,“件”的数量决定“案-件比”的比值。通过对H市检察机关2019—2021年刑事检察“案-件比”业务数据的分析,发现延长审查起诉期限、退回补充侦查两个环节产生的“件”在全部“件”中占比最高。为更好地发挥“案-件比”指标的导向作用,应从转变司法理念、完善制度机制、强化跟踪问效三个方面,对降低“案-件比”指标的路径进行优化,以实现司法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

刑事检察案例指导制度的运行困境及完善路径——基于106个指导案例的实证研究

刑事检察案例指导制度旨在通过具有指导意义的案例统一司法的标准和尺度,在统一司法适用的尺度、填补刑事立法的空白、规范司法人员的裁量权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在检察实践中,存在着刑事检察指导案例供给不足、案例遴选方式不完善、指导力不足,以及现有数据库不完善等诸多问题。立足于基本国情,在检察职能原则的指导之下,提出解决检察指导案例制度运行困境的对策:提升刑事检察指导案例的质量,推广刑事检察指导案例检索的智能化,保障检察指导案例的运行机制,明确检察指导案例的适用方式等。

论被害人谅解

被害人谅解,是适格主体在法律规定的可支配权益范围内于适宜时间内所做出的真实意思表示,具有影响定罪量刑的刑法效果。在影响定罪方面,被害人谅解可在实体意义和程序意义上阻却犯罪成立;被害人谅解在不能阻却犯罪成立时,亦有可能成为对被告人作出从宽处罚的理由。被害人谅解契合刑法的不得已原则,有利于维护被害人权益和促进犯罪人重返社会,将其法定化是当下刑法学界刻不容缓的要务。

监委会移送的职务犯罪案件需经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监察委员会整合反腐监察资源、集中履行对公权力的监督职能,是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后产生的重要机构。全国人大常委会发布的《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规定"对涉嫌职务犯罪的,移送检察机关依法提起公诉",那么监委会移送的案件是否需要审查起诉?文章认为,从立法程式、公诉职能实质化、人权保障、证据等因素考量,检察机关审查起诉能够有效保障检察监督职能,因此监委会移送的案件应当先审查后起诉。

企业刑事合规实践探索的适用问题研析

在我国语境下,为求概念的精确,建议合规实践的称谓采用完整的表述“涉罪企业刑事合规”。民营企业的刑事合规应该是企业刑事合规试点实践中的重点场域。企业刑事合规的适用条件包括犯罪类型、罪量程度、认罪认罚、合规承诺、企业规模等方面。企业刑事合规实践中对单位犯罪的认定要注意区分单位犯罪与自然人犯罪,企业内部在案发前的预防性合规计划不能作为单位犯罪的免责事由。对于企业刑事合规实践,需要建立完善的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建议完善现有相关法律规定,设立刑事合规不起诉制度。

进退两难:相对不起诉制度之博弈分析

相对不起诉制度是我国1996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对检察机关免予起诉制度废除后的产物。从10余年的司法实践过程来看,相对不起诉在检察机关应用较少,主要是体现了检察权对审判权的谦抑。从该制度最初的功能设计分析,相对不起诉是为处理刑事案件作适当分流而设计的,它应该是解决刑事案件中利益冲突的途径之一。长期的实践表明,该制度面临着许多矛盾,这些矛盾导致相对不起诉制度处于一个进退两难的境地。因此,从保护被害人权利来说,完善相对不起诉制度,使之成为刑事案件中利益冲突解决的正式途径,应该是新的刑事诉讼修改的一个重要内容。

借鉴古代保辜制度

文章就古代保辜制度如何为现行刑法、刑事诉讼法所借鉴提出了构想:借鉴保辜制度,首先应转变传统的义务本位法律价值观,确立人权保护、人权保障的观念;其次,在刑法方面、刑事诉讼法方面,亦可借鉴保辜制度,建立犯罪复原制度及扩大自诉范围等。

新律师法实施后律师刑事取证权的保障问题

律师在侦查阶段享有调查取证权在法律上已不是问题,但是律师们基于潜在的职业风险在实践中却不敢使用,这值得我们认真反思;律师的调查取证权具有民间调查的性质,不具有强制性,有关单位和个人并无向律师提供证据和作证的义务,因此律师调查取证仍需经过被调查人的配合或同意,否则难以实施;律师的申请取证权如要得到落实,必须赋予律师取证申请以法律效力,明确法院拥有强制取证的权力,给予律师必要的权利救济等;为了强化辩方的取证能力,化解律师职业风险,应当允许律师聘请私人侦探代为刑事调查取证。

论知识产权刑事自诉案件中举证责任的分配原则

我国最新的司法解释进一步明确了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公诉和自诉的规定,旨在切实保障知识产权被害人的刑事自诉权。然而,司法实践中知识产权刑事自诉案件极其罕见。认为在适用现行程序法规定和证据规则的条件下,知识产权遭受侵犯的被害人根本无法提供足够的证据来证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因此,中国在今后制定或修改法律时,应当确立新的举证责任分配原则,从根本上减轻知识产权犯罪案件刑事自诉人的举证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