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侵华时期日伪政权对华北猪鬃的统制与掠夺

猪鬃是近代重要的工业及战略物资,无论在作为生活用品的毛刷还是在坦克机枪喷漆清洗原料等方面都有着重要的用途。近代以来,中国一直是国际市场上猪鬃出口第一大国,华北地区作为猪鬃产地,又处于北方出口转运中心,其猪鬃生产极为重要。全面侵华期间,日本为弥补本国工业生产所急需的猪鬃材料,在华北地区制定了专门的猪鬃发展计划,成立相关统制机构,进行大肆掠夺。从出口数据来看,该时期华北、东北两地的猪鬃生产量值占了日本消耗猪鬃量值的八成以上,日本对中国的殖民罪恶可见一斑。

军队与政权:抗战时期太行根据地的军政关系

军政关系的和谐,对于推动抗战胜利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政机关在太行根据地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八路军通过拥政爱民、加强地方武装、协助抗日政府和提升军队干部素质等,为抗日民主政权提供安全保障;抗日民主政府通过广泛动员民众参军支前、拥军优属等,为八路军提供全方位支持。良好的军政关系为八路军的发展壮大,为太行抗日根据地的巩固发展,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抗日根据地时期中共基层干部群体——以晋西北抗日根据地为中心的研究

干部在中共抗日根据地政权建设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或者说中共要达成自己的政权建设目标需要建立一个忠诚且有效的干部支持体系。1940年1月晋西北抗日民主政权建立后即开始自己的政权建设努力,试图通过民选方式和平且合法地改造基层政权,实现控制乡村社会、汲取乡村资源、服务抗战的目标。而越来越多的贫苦农民则依靠中共支持并借助"选举"渠道进入政权系统,由此构建了以中、贫农为主体结构的基层权力格局。这些新生干部尽管是中共在乡村社会最基本的依靠力量或中共革命事业最主要的承担者,但由于文化素质低下、行政经验缺乏、革命意识不强,似乎很难真正承担起中共的伟大理想。这亦充分说明干部队伍建设是中共需要不断努力破解的一道"难题"。

试述抗战时期日伪在浙江的政治统治

抗战时期,随着日军在杭州湾的登陆和国民党军队军事上的失利,各级伪政权组织相继建立并将控制区从杭嘉湖、宁绍一带,扩大到金华等地。它们在日军司令部、特务机关的授意与控制下,对沦陷区民众实行严酷的政治统治,依托警察、保安机构、汉奸外围组织厉行法西斯统治;实行"人口"登记与保甲制度,限制民众人身自由;实施治安肃正,维护铁路、警备公路和通信网的"安全",以强化其统治;沦陷区民众政治上、精神上受到严酷的摧残。

抗日根据地乡村政权建设的历史经验

抗日根据地的乡村政权建设是民主革命时期我国政权建设的成功范例,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主要是:第一,高度关注民生问题,并通过实行一系列以解决民生问题为核心的措施,形成民众对党和政府的认同。第二,始终将推行民主选举作为建设乡村政权的基础工作,通过开展细致而充分的宣传动员工作和实行普遍、直接、平等、无记名投票原则,让民众直接参加选举,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力。第三,把发动和组织民众放在重要位置,将民众组织起来,创造乡村政权的组织基础。第四,把加强民众直接监督置于重要地位,约束乡村干部行为。

伪满洲国作家爵青资料考索

爵青是伪满洲国受多方面关注的重要作家,文章提供爵青政治面貌、作品、言论等原始调查材料,并通过细致考察与分析,探讨伪满洲国时期该地域内中国本土作家的创作经验和当时东北新文学发展状态,并讨论了殖民地知识分子相互矛盾行为背后的复杂心态。

从集团部落看日伪统治下的东北农民

作为“匪民分离”的反动决策之一,日伪在东北强制实行归屯并户、建立集团部落,致使100万户、500万人陷于“无衣无食无房”的悲惨境地,过着疾病缠身、徭役繁重的非人生活。在残酷的法西斯殖民统治和严酷的经济封锁下,东北农民失去了一切权利和自由。集团部落的建立极大地加剧了东北农民的贫困化进程,使东北农村社会危机达到了空前程度,日伪殖民统治已无可挽救地发展到穷途末路。

河北日伪基层政权统治模式研究——以定县为例

抗日战争期间,扶植筹建日伪傀儡政权是日本政治上“以华制华”政策的主要组成部分。伪县级政权是日伪政权的末梢,是其在基层单位的代理机构。本文以定县伪政权为个案,对基层伪政权的组织系统进行了初步探索。

抗战时期中共对冀东农村日伪保甲制度的利用

20世纪90年代以来,史学界对我国近现代保甲制度的研究取得了较大进展,但基本不涉及中共对保甲制度的利用。文章对抗战时期中共从八路军与日军力量悬殊的冀东特殊环境的实际出发,采取利用日伪保甲来为抗日斗争服务的策略进行了研究。分析了冀东共产党反对"左"的倾向,在保甲体系内添加"办事员",使其隐蔽在内主宰或代替保甲行政人员的行为;总结了冀东共产党利用保甲制度的"合法"身份,保护抗日力量和支持抗日战争等方面的成效;认为冀东共产党利用保甲的过程,体现出对战时农村基层行政模式和对敌斗争方式的创新,为夺取冀东抗战的胜利作出了贡献。

太行山文书中“抗日三字经”的独特学术价值

太行山文书中的"抗日三字经"自入藏邯郸学院以来,受到社会各界广泛关注与报道,却未见有学者进行深入探究。该藏本与同时代其他版本"抗日三字经"相比有特色,一是藏本珍贵,很可能是目前发现的该版本唯一藏本;二是内容独特,是目前发现的唯一宣传中国共产党抗日民主政权建设主张的"三字经"藏本;三是历史信息丰富,既有抗日战争历史渊源阐述,又有中国共产党抗日主张与策略。尤其是其抗日民主政权建设思想,篇幅较重,论述全面,观点鲜明。既有远景目标,又有近期现实主张与策略,以及具体的行动方案与步骤,是研究该课题不可多得的珍贵民间文献。同时,为我们从民间历史文献角度,自下而上研究抗日战争相持阶段的复杂时代背景、中国共产党的抗战主张及其与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策略,以及根据地民众抗日动员和教育方式等方向课题,提供了一个崭新而独特的历史视角,值得关注。

日伪统治与朝民向中国东北的迁徙

日伪统治时期,朝民向中国东北的迁徙分为两个时期。1931年至1936年为自然迁徙时期;1937年至1945年为组织迁徙时期。两个不同时期朝民的迁徙都与日本殖民者施加的影响有关。前一时期,日本殖民者通过逼迫和引诱的方式迫使朝民迁徙;后一时期,日本殖民者则直接通过"集团"、"集合"等方式组织迁徙。

美国馆藏日伪时期苏皖沿江地区教会医院档案文献

美国一些档案馆和图书馆收藏了不少日伪统治时期苏皖沿江地区教会医院的档案与文献,其种类丰富多样,且相对完整,但由于分布分散及语言等问题,这批珍稀档案未得到充分利用。对这批档案进行搜集、整理与研究,不仅可为学术界研究日伪时期教会医院的生存状态、探索二战期间美日远东国际关系之演变提供第一手史料,还可以无可辩驳的事实揭露日军在侵华战争中犯下的暴行,回击日本右翼分子否认侵略战争的谬论,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沦陷时期日本在吉林建立“集团部落”剖析

九一八事变之后,作为“匪民分离”的反动决策之一,日伪在包括吉林在内的东北强制实行归屯并户、建立集团部落,进行残酷的法西斯殖民统治和严酷的经济封锁,给吉林乃至东北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同时也给抗日武装斗争造成严重的困难,使东北抗联丧失原有的斗争的基本条件,进入前所未有的艰苦斗争阶段。

抗战时期日伪政权在广州的“社会救济”

抗战时期广州沦陷于日军铁蹄之下长达七年,战争阴霾中的广州经济凋敝、社会动荡,贫民缺衣少食、生计维艰,生活的困顿倍于以往。为此日伪当局也不得不采取一定的"社会救济"措施敷衍应付,试图舒缓民怨,维持其傀儡统治,然而捉襟见肘的财政状况却使得这些工作大多都虎头蛇尾,成效不彰。

日伪政权统治下北京师范大学的奴化教育论析

1938年4月,在原北平师范大学校址和原北平大学法商学院校址,日伪政权先后建立"国立北京师范学院"和"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学院";1941年11月,又将两校合并改组为国立北京师范大学。伪政权创办该教育机构的直接目标是为沦陷区中等学校培养所需师资,实质上是把日本殖民主义思想与中国封建文化结合起来对中国沦陷区人民实施奴化教育。其奴化教育既标注在学校办学的宗旨上,也体现在课堂内的教学和课外活动等各个教育教学环节之中。师生被特务严密监视,校园如同一座人间地狱。在此恶劣环境里,选择继续在伪校执教的教师,大多数不得不"忍辱含诟",但仍有少数教师进行秘密抗日。多数学生在沉默中"容忍吞声",埋头于书本求知,一部分学生则转往后方,一部分学生则对奴化教育采取消极抵制的态度。虽然奴化教育活动及其当事人都已成为历史,但故事为什么发生与它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影响,永远值得深思。

论太平洋战争后日汪对上海保险市场的监控

太平洋战争后,日军占领整个上海,接管了英美等国保险公司,追随而来的日本保险公司则妄图攫夺、控制上海的保险市场。汪伪政府也相机而动,对1942年开始出现的上海保险市场的混乱状态进行了监控,也取得了一定成效。但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日汪控制上海保险市场的图谋最终归于失败。

中共中央北方局各抗日根据地的民主政权建设

抗日战争是全民族的事业,必须给广大人民群众以充分的抗日民主自由权利。中共中央北方局在抗日战争初期即遵照中央指示,改造旧政权,建立抗日政府。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前后,又致力于抗日民主政权的建设,创立了"三三制"的民主政权形式,开展了广泛的精兵简政运动,巩固了抗日根据地,推进了中国人民的抗战事业。

日美新安保体制对我国国家安全的危害及对策

伴随着日美安保体制的转型,其保障、防卫的范围在不断扩大,对我国的国家安全将造成严重危害。面对日美军事同盟针对中国的巨大压力,我国必须未雨绸缪,采取政治、经济和外交等多种手段,改善自己的安全环境,将日美同盟的消极影响降低到最低程度。

“三三制”与“两面派”——华中抗日根据地的政权建设和统一战线

华中各根据地在贯彻"三三制"原则的同时,灵活地、创造性地尝试实施两面派政权政策。险恶的政治环境和复杂的政治力量对比,为苏中区和苏南区实施两面派政策提供了充分的现实可能性。苏北、苏中和苏南三个抗日根据地的统一战线工作各有侧重点。苏中和苏南两个抗日根据地,由于政治环境相对苏北区更加险恶,更加注重对伪军的争取工作。如何争取土匪和帮会反封建的进步性,克服其封建落后性,成为对土匪和帮会争取工作的关键。

民族抗战与革命建政——中共的抗战崛起之路

1937年全国抗战爆发之际,中国面临的内外矛盾集中表现为外敌入侵与民族抗战。但是,抗战的过程同样是构建现代中国的过程。中国共产党通过对战争与革命的逻辑关系的深刻理解,将反抗侵略的民族独立战争与改变中国的革命解放运动有机地联为一体,通过在其治下的各根据地实行的一系列建政施政举措,既考虑到现实中战争时期的特殊性,着眼于抗战的胜利,又放眼战后未来更长远的革命目标,追求的是建立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理想,形式与内容统一,目的和手段一致,在实践中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从而成功地通过抗战而崛起,为最终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建国理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