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side and Outside Perspectives on the Relation of People’s Personal Values and Their Acceptance of Legal Norms

Based on a representative survey on crime prevention,this paper studies how personal values are related to persons’acceptance of legal norms(LNA).We here take a closer look at these relations than previous research.Offenses,in particular,are classified into different offense types,and the persons’ratings are studied both as observed and as individually centered data.It is found that conservation-oriented persons give higher and less differentiated badness ratings to all offenses than persons striving for hedonism and stimulation.The correlational structure of basic personal values and norm acceptance ratings for 14 different offenses,when represented via multidimensional scaling,exhibits that conservation orientation becomes a better predictor of LNA of all offense types if it is augmented by an additional value,peace of mind.When looking at centered ratings(i.e.,controlling for each person’s mean ratings),social values become the best predictors of offenses such as tax evasion,benefits fraud,or taking bribes.Statements on the impact of personal values on general norm acceptance should,therefore,be replaced with more differentiated relations on how particular values are related to people’s attitudes towards particular offenses.

信息性人格权的规范构造

信息性人格权是以“不同面向的个人信息”为客体建构的新兴人格权,其具有主体识别性、客体动态性、有限支配性等特质。在类型体系上,信息性人格权包括信息性隐私权、个人信息权、信用权和被遗忘权等具体权利。上述各权利在规制对象上具有同质性,即为个人与信息处理者之间在数字社会形成的一种持续性的信息不平等关系。在规范构造层面,信息性隐私权宜采取合理隐私期待标准,建立“私人安宁+私密信息”的保护范式,实现空间隐私向场景隐私的转化;个人信息权的权能体系建构需以信息保有权为基础、以信息自决权为主干、以信息获取权为分支、以信息修复权维系数字人格的完整性;被遗忘权的本质是一种免受不当信息惩罚的要求权,其具体形态为删除权。吸纳信息性人格权,有助于保障人格尊严和人的自主性、规范新兴人格权法权构造、丰富人格权规则体系和化解智能时代人的主体性危机。

基于规范中介的社交媒介使用与环保意愿研究——意见领袖特质的调节作用

在媒介融合时代,社交媒介对公众环保意愿的引导作用不言而喻。基于全国性问卷调查,本文探讨社交媒介如何通过外界的规范压力和内部的个人道德激发公众在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环保意愿。研究表明,社交媒介使用不仅能够对公域与私域环保意愿产生促进作用,还能通过个人规范产生间接影响。高水平意见领袖特质能够正向调节主观规范在社交媒介使用和公域环保意愿间的中介作用,并且负向调节个人规范在社交媒介使用和公域、私域环保意愿间的中介作用。本研究揭示了影响社交媒介用户环保意愿的内、外部因素,并从自我视角厘清了意见领袖特质如何影响前述两种因素作用的发挥。本研究有助于在媒介融合时代背景下,探索能够更有效激发社交媒介用户环保意愿的环境宣传策略。

营利法人社会责任规制体系优化进路研究

在现代法治社会,营利法人的社会责任既非纯粹的道德自律责任,也非简单的约定责任,而是多元化的法定责任。任何营利法人都不得规避或逃避应承担的社会责任。营利法人承担社会责任必须全面纳入法治化轨道。要真正实现我国营利法人承担社会责任法治化,应从立法规范化、司法功能化、国际法律趋同化等方面进行全方位拓展。营利法人承担社会责任的范围、种类、内容、方式与程度等,不可仅仅停留于我国《民法典》第八十六条的粗线条规制层面,也不可满足于《公司法》第二十条的规定,应将其进一步细化、类型化、具体化并纳入公司法、侵权法、环境法、税法以及其他行政法规的全视域的法律规制范畴,积极构建多元化实现机制;要重视营利法人社会责任规范的可诉性研究,强化其司法适用性和裁判功能;不断促使我国在立法和司法层面与国际社会法律趋同化保持同步性或协调性。

论大数据背景下的个人信息自决权——由“大数据杀熟”引发的思考

大数据时代背景下,“大数据杀熟”给个人生活造成多方面困扰。个人信息自决权是有效规避“杀熟”的手段之一。有别于隐私权,个人信息自决权的内涵体现为自主自决,是积极控制之权利,其保护对象是具有可识别性和关联性的个人信息。个人信息自决权是一项具体的人格权,具有自身的独立性和所承载人格利益的特殊性。传统意义上的具体人格权体系的构造及其内容无法涵盖民事主体个人信息自决权的利益。合理设置个人信息自决权作为具体人格权的规范构造,要从权利义务主体、客体范围、权利义务内容三个方面开展。从比较法角度观察,反省我国创设个人信息自决权的必要性,能够实现个人信息全面且高度的保护。此外,个人信息自决权的创设在我国已具备现实性、客观性及坚实的法律基础,但明确个人信息自决权作为一项独立的具体人格权的法律地位,仍然是亟待完成的一项时代课题。

数字经济下委托处理个人信息的责任认定与风险应对

在数字经济的背景下,《个人信息保护法》在委托处理个人信息导致权益受损时,行为主体的责任认定类型与赔偿范围尚无明确规定。基于类型化思维对委托处理信息的行为进行分析,以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为视角关注侵权责任中过错的规范效果与因果关系的判断依据,为委托处理个人信息的行为提供责任认定依据,进而在涉及法定义务的保护性规范、信息委托合同的正当性判断、惩罚性赔偿规则的适用方面提出规制进路,以实现在司法实践中对于信息主体的权利保护。

高校教师有组织科研参与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计划行为理论和规范激活理论的视角

基于368份高校教师调查数据,本研究对高校教师有组织科研参与意愿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发现,行为态度、认知行为控制对参与意愿有直接、正向、显著的影响,且行为态度对高校教师参与意愿的影响最大;主观规范、个人规范难以显著影响高校教师有组织科研参与意愿,主观规范主要通过行为态度、认知行为控制、个人规范三条路径对参与意愿施加间接影响;后果意识对参与意愿存在间接影响,主要通过行为态度、主观规范、责任归属三条路径发挥中介作用;对样本按照人口统计特征进行分群组分析后发现,性别、年龄、学历、职称、岗位和所在学科领域在诸多心理因素与高校教师有组织科研参与意愿之间的调节效应得到了验证。政府和高校应组建专业科研团队,提供政策倾斜和资源保障,完善科研创新生态,营造宽容科创环境等,提高高校教师有组织科研参与意愿。

海军官兵迈尔斯-布里格斯类型指标常模的构建与分析

目的建立海军官兵迈尔斯-布里格斯类型指标(MBTI)人格类型常模,为其职业发展及不同群体比较提供依据和参考。方法应用MBTI-M版本量表汉化版,测试我国海军官兵外向(E)-内向(I)、感觉(S)-直觉(N)、思考(T)-情感(F)、判断(J)-感知(P)4个人格维度的偏好和人格类型,建立常模。结果海军官兵总体在4个人格维度上偏好E(标准分为0.585±0.213)、S(标准分为0.636±0.201)、T(标准分为0.591±0.204)、J(标准分为0.676±0.224)。除不同性别官兵在E-I维度和S-N维度、不同身份官兵在S-N维度、不同单位性质官兵在S-N维度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外,不同性别、单位类型、身份、业务部门、单位性质、兵种类别的海军官兵在E-I、S-N、T-F、J-P各个维度的偏好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均<0.05)。人格类型以ESTJ(24.4%)、ISTJ(11.1%)、INFP(10.1%)为主,不同群体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均<0.05)。结论海军官兵MBTI人格类型倾向于E-S-T-J,尤其是J,但总体倾向均不明显;综合人格类型以ESTJ、ISTJ、INFP等为主;常模受一般人口学因素尤其是不同单位类型、业务部门和兵种类别等的影响,但性别因素影响不大。应根据海军官兵不同的个性特征实现不同岗位之间的调整,同时参照最适合军人的ESTJ类型有意识地修正和完善发展其辅助功能,开展多方面的心理训练。

某银行新入职员工心理测评MMPI测验分析

目的探讨分析某银行新入职员工明尼苏达多相人格测验(MMPI)结果,对比分析其与全国常模、新入职医护人员以及入伍新兵的心理测评结果差异。方法使用MMPI对某银行新入职的255名员工进行测评,使用独立样本t检验的方法比较其与全国常模以及新入职医护人员、入伍新兵测评结果的差异。结果女性受试者MMPI男女性化(Mf)子量表评分高于男性受试者(P<0.01),女性精神分裂症(Sc)、轻躁狂(Ma)以及伪装(F)子量表评分均低于男性(P<0.01)。男性全国常模和男性大学文凭常模MMPI谎言(L)、防御(K)两个效度量表评分均低于男性受试者(P<0.01),其他10个分量表评分全国常模均高于男性受试者(P<0.01)。女性全国常模和女性大学文凭常模MMPI谎言(L)、防御(K)以及男女性化(Mf)分量表量表评分均低于女性受试者(P<0.01),其他9个分量表评分均高于女性受试者(P<0.05)。男性受试者MMPI谎言(L)、防御(K)子量表评分均高于男性新入职医护人员(P<0.01),疑病(Hs)、抑郁(D)、癔病(Hy)、精神病态(Pd)、妄想(Pa)、精神衰弱(Pt)子量表评分均低于男性新入职医护人员(P<0.05)。女性受试者MMPI谎言(L)、防御(K)子量表评分均高于女性新入职医护人员(P<0.01),其他各子量表评分均低于女性新入职医护人员(P<0.05)。男性受试者MMPI除男女性化(Mf)外其余各分量表评分均低于入伍新兵(P<0.01)。结论1985年制定的MMPI常模标准与某银行入职员工的测评存在显著差异,新入职医护人员、入伍新兵与银行入职员工在相同维度显著性差异不同,随着时代变迁,有必要针对不同行业进行常模修订。

社会准确性模型:人格判断的个体差异分析策略

社会准确性模型(SAM)将准确性分解为标准准确性和独特准确性,并计算这两者在判断者和目标中的随机效应,从而对人格判断的个体差异做出直接估计,是一种比传统的Cronbach方法和社会关系模型更有效的分析方法。该文介绍了SAM的概念和原理、数据分析与处理、研究设计与扩展形式,扼要综述了SAM与心理适应、喜欢及其他个体差异变量在人格判断准确性研究中的应用。未来运用SAM进行个体差异研究,应不断优化研究设计,简化建模难度,考虑更多变量及变量间的相互作用,提高研究的生态效度,并与其他模型相结合,深入探讨人格判断的个体差异问题。

人格特质与青年大学生志愿服务持续参与意愿研究

根据江苏省349名青年大学生的调研数据,从人格特质角度构建青年大学生志愿服务持续参与意愿的链式中介模型,运用结构方程模型透视人格特质驱动青年大学生志愿服务参与意愿的可持续路径。研究发现,人格特质、主观规范、服务态度和青年大学生志愿服务持续参与意愿显著正相关。人格特质不仅直接影响其志愿服务持续参与意愿,还通过主观规范的中介作用、服务态度的中介作用以及主观规范—服务态度的链式中介作用对其志愿服务持续意愿产生间接作用。研究结果揭示了人格特质对青年大学生志愿服务持续参与意愿的传递路径,以期为实现持续性的青年大学生志愿服务供给行为提供切实可行的模型参考和实践指导。

个人信用治理的法理反思及其制度安排--基于平台企业共治共享视角

“信用共享共治”目标的提出表明我国的个人信用治理即将步入全新的数字阶段。对个人信用治理的法律理论反思事关信用治理创新的正当性基础。梳理个人信用治理的演化历程可见,传统的治理手段及其法律规制模式正在从金融领域向其他社会领域迁移。基于平台企业共治共享视角的分析表明,数字技术创新加速了个人信用治理规范体系的结构性调整,数据要素等政策文件的出台进一步推动了个人信用治理规范价值取向的重新校准。当前,个人信用治理规范属性与“信用共享共治”目标之间发生价值断裂。依赖法律规范实现“信用共享共治”目标的制度安排难以完全契合信用的形成规律与立法目的。因此,个人信用治理规范体系急需重建。新规范体系应当遵循数字时代信用治理的运行逻辑,改善信用法律规范的功能定位,在法治指导下重组多种信用治理资源,从而实现从对抗式规制向工具箱式治理的整体升级。

自由划分而非法益保护——国家确立刑法规范的本体论根据

在说明国家确立刑法规范的根据时,法益理论从未提供一个确定性的内容。无论从前实证法中的价值秩序,还是从实证法中的宪法秩序价值,法益理论均不能确定自身包含哪些内容,并进而说明是什么侵害了法益。同样,法益理论无法说明在什么范围内需要将自身上升为刑法的保护对象。法益理论与立法者想要据以确定哪些属于刑法意义上的行为类型毫无关系,法益保护理论对说明国家确立刑法规范的根据并不具有理论贡献。事实上,规范为人格体在社会中彼此共存获得自由提供了可能,规范确立的根据并非对有价值客体的保护,而是对人格体之间自由空间的合理划分。对刑法规范来说,立法者通过设置积极义务与消极义务以及责任承担,为人格体间的自由划定了合理的界限,从而保障了人格自由在社会中成为现实。

信息干预策略对环保产品购买意愿的双路径作用机制研究

在“双碳”目标驱动下,本研究以垃圾分类政策为导向,探讨如何运用信息干预策略来引导居民使用垃圾分类型环保产品。企业产品宣传中需要解决关于信息传递内容(信息内容:个人vs.环境)和信息表达方式(信息框架:积极vs.消极)的两个核心问题。本研究通过4个实验室实验发现:(1)相比积极信息框架,消极信息框架对环保产品购买意愿的影响效果更好,感知价值和亲环境个人规范的双路径解释了这种影响;(2)信息内容-环境关注-感知价值和个人规范-购买意愿的链式中介作用机制;(3)个人对信息的解释视角(解释水平)能显著调节环境关注的中介作用。环境信息(vs.个人信息)对以低解释水平模式来解释信息的消费者具有更好的说服效果。本研究通过多重路径解释了信息干预对环保产品购买意愿的差异化影响,强调了信息干预策略与个体匹配的意义。研究结论拓展了现有的信息干预策略理论,并为企业制定环保产品的营销策略提供了切实有效的建议。

威尔斯《隐身人》中格里芬人格异化的精神分析

威尔斯小说《隐身人》描述了主人公格里芬因为利用其发明的隐身术给世人带来恐慌而被群殴身亡的故事。随着生活环境的变化,格里芬逐渐丧失了理性,妄想利用其发明的隐身术建立一个恐怖帝国,对世人发号施令。格里芬最终因其恐怖行径而身亡。通过分析格里芬的疯狂行径、犯罪心理特征以及错乱的精神世界,揭示在社会变化过程中格里芬的心理障碍、人格障碍、情感障碍以及社会规范意识的缺失对于其人格异化的影响。

论社会学的基本问题:个人与社会

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是社会学的基本问题。分析这个问题应遵守认识论、逻辑学和辩证法一致性原则 ,使认识过程与历史过程和逻辑一致起来。个人是以角色的名义参与社会生活的。角色包括非人格化的职位和人格化的角色活动两个方面。角色人格体系是社会的第一个体系。人格的核心要素是价值标准 ,价值标准外化为公开的和隐蔽的行为规范 ,价值规范体系是社会的第二个体系。规范通过权力制度化 ,最基本的社会制度有四种 :承担人口繁衍的婚姻家庭制度、为人类提供生存资料的经济制度、促进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发展的教育科学制度、发挥领导和整合作用的政治制度。权力制度体系是社会的第三个体系。通过对以上三个社会体系及其有机联系的分析 ,从理论上完整地再现社会真实。这个理论可名之曰“角色—制度理论”

大学生电子垃圾回收行为意向的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以大学生群体为被试,研究了他们的电子垃圾回收行为意向的影响因素和对于各种增加电子垃圾回收行为做法有效性的偏好。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大学生的电子垃圾回收行为意向与他们所拥有的电子垃圾相关知识、对于电子垃圾回收的特定态度、参与回收的个体规范、内控性特质、参与回收的社会规范显著正相关,而与一般环境态度、回收的便利性无关;在各种增加电子垃圾回收行为的做法中,有效性排在第一、二位的分别是加大电子垃圾回收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增加参与回收的经济报酬。根据研究结果,给出了提高大学生电子垃圾回收参与度的策略,并在最后指出了研究存在的局限性。

大学生人格障碍问卷河北省常模的制定

目的:制定大学生人格障碍问卷(UPDI)河北省常模并考查其信效度。方法:以河北省1449名大学生为常模样本,进行UPDI测试,分别制定性别、年级、城乡常模,并以均数、百分位、T分和划界分作为常模形式。结果:全量表的同质性信度和重测信度分别为0.92和0.86(P<0.05),对人格障碍诊断的灵敏度为72.8%,特异性为89.7%。因子分析提取到一个主因子,可解释方差的55.78%,因素负荷值为0.548-0.657,人格障碍诊断组与普通大学生比较后实证效度LSD值为1.66-3.68(P<0.05)。结论:大学生人格障碍问卷的河北省常模及信效度指标达到心理测量学要求,可用作大学生人格障碍筛查及临床诊断的参考量表。

军队士兵16PF测验结果引发的对国内常模现实参照性思考

目的:探讨军队基层兵员人格特质,为塑造当代军人健康人格特质提供依据。方法:以某舟桥部队兵员为对象,以Raymond B.Cattell 16项个性因素测评量表(16PF)为工具,测评结果与辽宁省1981年成人常模、男大学生常规进行总体均值差异显著性检验。结果:样本群体除B因素外,其余15项人格因素均与成人常模有显著性差异,与大学生常模的两样本均值差异性检验9项因素具有显著差异。结论:现行国内16PF常模对现阶段青年、青年群体,尤其是特种兵军人群体的参照性值得商榷,现时的建模问题,应引起心理学界尤其是军队心理学专家的关注。

规范激活理论:公众环保行为的有效预测模型

规范激活理论是利他行为研究的重要理论,该理论认为个体规范是影响利他行为最直接的因素,而个体规范受结果意识和责任归属的影响。规范激活理论被广泛地运用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利他行为包括环保行为的研究,并被证实能有效解释和预测公众的环保行为。该理论在具体运用中得以不断发展,新变量被逐步纳入模型,并最终形成了价值—信念—规范理论。规范激活理论的易操作性、开放性和包容性使其适用于解释、预测和干预中国公众的环保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