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强制调解于“一带一路”投资争端解决的适用

“一带一路”倡议实施十年间,沿线国直接投资数额显著增加、投资结构持续多元化,但也有若干项目由于投资者和当地政府矛盾而被迫中断。“一带一路”是和平之路、合作共赢之路,可以效仿国内法中的强制调解制度,通过引入程序上的强制性来扩大调解在投资者-东道国投资争端解决中的适用,发挥其比投资仲裁更为经济、灵活、有助于合作关系修复的优势。强制调解制度并不会改变调解作为ADR自愿性的本质特征,和解协议的达成仍取决于双方同意。“一带一路”投资争端解决引入强制调解制度时,应该选择适当的路径,明确适用范围,综合考虑磋商、仲裁、东道国法院诉讼等其他争端解决方式的优劣,通过程序规则衔接,着眼于一整套高效、灵活争端解决机制的构建。

司法公正实现之程序机制——以当事人诉讼权保障为侧重

司法公正需要通过一定的程序机制来表达和实现,法院审判权与当事人诉权之构成司法程序的基本要素,当事人诉权的程序保障直接影响司法公正的实现。通过程序机制合理界定两者的程序角色,为当事人诉权实现提供便利的程序机制,充实对当事人实现诉权之程序制度,适当强化法院对当事人诉权实现之程序保障义务,司法公正之实现便具备了程序基础。

新时期构建有中国特色的警察民事调解制度初探

随着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建设和新时期“枫桥经验”的深入开展,建立完善警察民事调解制度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当前,我国已具备构建警察民事调解的法律与政策基础,各地在推动警察民事调解中也有诸多探索并取得积极成果。我国警察民事调解制度面临着主体力量不足、调解范围模糊、无专门程序规定和配套机制不足等问题。从本土实践出发,借鉴域外经验,立法上明确警察民事调解职权,合理界定调解的范围,同时拓宽警察民事调解与其他调解的流转与协同,构建有中国特色的警察民事调解制度。

政府购买:创新发展人民调解的有效形式——以公共物品供给理论为视角

随着民间纠纷多样化和复杂化,人民调解时常表现出力不从心,由此政府尝试转变人民调解生产模式,积极探索购买人民调解创新机制。政府购买人民调解机制不仅对政府解压和人民调解解纷具有重要价值,而且对社会组织发展拥有现实意义,符合国际社会发展趋势。当前中国尚未形成稳定的政府购买运行模式,纵观国内实践状况和国外购买服务经验,其至少应包括确立需求、立项、宣传、招标与签订合同、评估及监督,而要确保政府购买顺利完成和实现政府购买初衷,还须构建配套的政府购买保障机制与科学的人民调解运行流程。

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制度的发展及其完善

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制度是人民法院运用司法权对人民调解工作给予的一种有力支持和保障,同时也是对当事人的司法救济和司法保障。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制度已经成为完善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重要内容,这一制度把"非诉讼"的人民调解和司法的强制力结合起来,对运用多种途径解决纠纷起到了聚合作用。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制度从实践到制度的形成经过了地方实践、正式确立和程序完善三个阶段,但是当前由于机制的不完善,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制度还存在一些问题。为了充分发挥出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制度应有的功能,我们还需从制度上加大和不断完善调解协议的司法确认机制。

基层人民调解工作保障机制研究——以怀宁县为例

自2011年1月1日《人民调解法》颁布实施以来,人民调解作为一种既不同于诉讼与仲裁,也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调解制度,凭借着我国悠久的调解传统和低成本、高效率解决争议,日渐成为基层纠纷解决的和维护社会稳定的第一道关卡。虽然在立法上有了一定的完善,但是在实践过程中仍有许多问题,例如调解员经费保障、司法确认、没有完善的程序等等问题。通过对安徽省安庆市怀宁县人民调解工作的调研,发现实践中的一些问题以及提出了一些建议,为以后的人民调解工作完善提供一些完善措施。

我国人民陪审员参审机制的反思与进路

完善人民陪审员参审机制有助于提升人民陪审员参与庭审的质效,进而推进司法民主,促进司法公正,提升司法公信力。人民陪审员参审机制既要确保人民陪审员"当家作主",又要引导人民陪审员公正裁判以预防"失控的陪审员"。因此,完善人民陪审员参审机制,应在保障公民依法行使民主权利的基础上,努力实现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具体包括:构建以证据评价为基础的事实认定模式,优化参审案件的范围和人民陪审员在合议庭中的组成比例及选任模式,完善法官指示规则和合议庭评议表决机制。

商事调解及其司法确认的发展现状反思与制度设计建议

《人民调解法》自推出以来就被展开了充分讨论,这些学术探讨对当前除人民调解以外的其他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发展也起到了推动作用,尤其是在商事调解领域。种种探讨均表明建立和完善商事调解机制是当前为法院分流案件的有益尝试,但学理上在与商事调解协议并立的司法确认制度方面尚无显著研究成果,对实践中商事调解及其司法确认的交互性发展无法起到良好的指导效果。本文试图从商事调解机制运营现状和目前我国立法中有关于商事调解协议的司法确认制度做出系统梳理,探讨二者衔接的理想状态,找寻二者实际操作中存在的对接问题并做根源性分析,以期对激活我国商事调解的发展提出一些优化设计与制度建议。

论农村土地承包纠纷非诉讼调解机制的建构

农村土地承包纠纷调解机制的构建及其有效运行,对及时、有效和妥善解决农村土地承包纠纷,稳定农村土地基本经营制度,保障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构建和谐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等来说无疑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应从构建有效的农村土地承包纠纷调解机制之必要性出发,着力解决土地承包纠纷调解机制构建中调解模式的设定、调解程序的配置和调解协议的效力等问题。

检察监督过程中当事人诉权的保障

修订后的《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九条规定了当事人向人民检察院提出申请检察建议和抗诉的程序,较之修订前的民事诉讼法有较大的进步且更加规范,是当事人维护自身权利的有力保障。民行检察部门应规范程序,完善制度建设,多举措并重,做到当事人息讼工作,以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新民诉法视野下对“案件分流”的思考

面对我国司法资源越发紧缺的情况,节约司法成本,有效地优化程序成为迫切需要。英美法系在庭审前注重对案件进行分流处理,使得大部分简易案件庭审和解解决。案件分流机制能够更有效地利用有限的司法资源集中力量解决复杂的案件问题。在进一步明确案件分流标准、保证当事人的程序选择权和完善制度设计等方面采取一定措施。为避免片面追求效率和节约司法成本。

清代民事纠纷民间调处运行机制简论

民间调处一直以来作为清代社会解决民事纠纷的重要方式之一,被民众广泛地运用。随着民间调处的广泛运用,民间调处的运行机制在清代有了很大发展,特别是在民间调处运行机制的构成环节方面逐步形成了大体相同或相似的部分。通过对司法档案、契约文书等的考察,发现虽然各地民间调处存在一定差异,但与以往不同的是整个清代民间调处运行机制已经出现了制度化趋势。一方面,清代各地的民间调处运行机制一般都包括了民间调处启动、受理、理剖以及调处结果执行几环节,且每个环节都有着比较详细的规定;另一方面,清代民间调处运行机制的这种制度化趋势也为民间调处的有效性提供了保障,从而更有利于民间调处的解纷功能发挥。

构建我国法院附设调解制度的理论设想

法院调解制度作为我国民事诉讼中的一项特有制度,在实践中对于及时解决民事纠纷、妥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维护社会稳定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但是,随着民事审判方式的改革及群众法治观念的逐渐增强,法院调解制度也显现出诸多的局限性和弊端,严重影响了其积极作用的发挥。以改革现行法院调解制度为契机,构建我国的法院附设调解制度,对于社会的稳定与和谐有着巨大的法律价值和现实意义。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体系下的国际海洋争端解决机制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构建了一个由一般程序和特殊程序组成的国际海洋争端解决机制。在该机制中,一般程序兼具包含交换意见和一般调解的非强制性程序,以及包含强制仲裁、强制司法裁决和强制调解的强制性程序。该机制还设定了特殊程序以解决由深海海底开采、快速释放被扣押船舶和船员,以及裁定临时措施事项引发的特殊争端。在我国与相邻国家海洋争端日益尖锐的今天,明晰国际海洋争端解决机制的相关内容,对于妥善解决海洋争端、维护我国海洋权益、弥补学术研究不足以及澄清媒体误解,都显得至关重要。本文从国际海洋争端机制的适用范围入手,着重探讨该机制的内容建构与运行特征,并对其效力进行评述。

中国民事立案前调解制度规范化研究

民事立案前调解制度已从基层法院试点逐步上升为常设性制度,其合法性已有司法政策和法律保障。立案前调解的对象要求符合人民法院的受案范围、排除不能调解的民事纠纷。为了取得更切实的实践效果,适宜立案前调解解决的纠纷包括家事类纠纷、专业性较强但事实争议不大的纠纷、事实较为明确的群体性纠纷、争议标的额较小的财产类纠纷及适宜立案前调解解决的其他纠纷。立案前调解的主体应根据纠纷类型具体确定,总的来看应以特邀调解组织(个人)为主,以法院立案庭为辅,以其他适宜的调解组织(个人)为补充。立案前调解不成的,应登记立案;在调解组织(个人)主持下达成的调解协议,可依法申请司法确认,在立案庭主持下调解成功的纠纷,应出具民事调解书。

国际经济合作背景下中国外商投资争端调解机制研究

"最大限度减少对双方之间经济合作关系的破坏"已成为当今国际投资领域中解决纠纷的首要原则,寻求妥善解决纠纷的办法时,应当考虑如何将调解与其他纠纷解决办法相衔接,取长补短,从而发挥最佳效果。为此,我国不仅要健全解决涉外投资纠纷所依据的实体法和程序法,弥补在涉外调解方面立法的空白,也要考虑发展与各国之间的合作,完善能够适用这一多元化投资纠纷解决机制的模式,顺应国际经济合作的大趋势,掌握参与全球贸易投资新规则重构的话语权。

被追诉人认罪自愿性的程序保障机制研究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有效施行的重点与难点是被追诉人认罪自愿性的保障。保障被追诉人认罪自愿性有利于实现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当前,我国认罪自愿性程序保障机制仍存在诸多问题,如值班律师尚未辩护人化、证据核实权不明确、自愿性审查流于形式等等。贯穿于侦、诉、审三阶段的认罪自愿性程序保障机制亟待完善,以防止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正当性基础受到侵蚀。

论民事纠纷解决机制之重构

受当前制度设计的制约,我国民事诉讼中存在纠纷解决效率低下和渠道单一的问题,因此,强化第一审的作用,改革简易程序和将法院调解变革为法院附设ADR就显得非常必要。文章试对此予以探讨,揭示现行解决纠纷机制存在的弊端,以期能对立法和司法提供借鉴。

行政诉讼调解制度初探

主司司法调解的法院,一直以来只对民事纠纷案件进行调解,而对于行政纠纷案件的处理则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因为我国《行政诉讼法》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不适用调解。大量的行政案件,法院在做双方当事人思想及相关协调工作后,只能用法定结案方式"撤诉"来替代,而无法直接用调解的方式结案。而行政审判实践中调解的潜在运用比民事诉讼更甚,大量的撤诉实质上是没有调解书的调解。我们呼吁建立行政诉讼调解机制,完善司法调解体系,实现司法调解保证下的三种调解手段的有效衔接。

多元解纷机制下的调解协议司法确认制度

在调解程序中,司法确认是确保调解协议获得法律效力的重要程序,文章通过对多元解纷机制的建设与发展的论述来揭示我国司法确认制度的现实困境。目前,司法确认程序中存在关于管辖法院的规定模糊、与执行程序衔接不畅等问题,据此,文章提出细化管辖法院的相关规定、建立与执行程序衔接机制等措施,以期完善调解协议的司法确认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