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人民法院在民事诉讼中的职权

法院是民事纠纷的裁判者 ,裁判权是其最基本的职权 ,然而 ,在围绕着这一职权的行使而展开的一系列程序中 ,又衍生出诸多权利 ,如程序控制权、程序事项裁决权、调查取证权、释明权、事实认定权等。程序控制权和程序事项裁决权是法院控制诉讼的发生、发展和终止的节奏和方式并对程序争议事项进行裁判的权力 ;调查取证权、释明权和事实认定权作为法院的三大审理权 ,在不同的诉讼模式下是有所区别的。笔者认为 ,在我国 ,法院不应通过职权干预调查取证 ;释明权作为一把双刃剑 ,应正确把握和运用 ;而事实认定权的行使 ,则必须通过建立一套科学的证据规则 。

论我国刑事诉讼中的证据使用禁止——以证据取得禁止和证据使用禁止之间的关系为中心

通过比较研究发现,就证据取得禁止与证据使用禁止之间的关系而言,我国虽采取的是规范保护目的理论的立场,但和德国学说和实务见解相比,具有明显的中国特色,即只有那些旨在担保所获证据真实性和可靠性的重要取证规定被违反时,我国相关法律才会科以明确的证据使用禁止后果。此外,我国证据使用禁止呈现立法上的积极主动、司法上的消极保守、阶段上的层层把关、论证上的简单恣意四个特点,这些特点皆与德国相关法律规定相背离,这一现象从另一侧面反映出,尽管我国与德国同属大陆法系,共享职权主义传统,但在刑事诉讼制度方面却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行政诉讼证据制度的几个问题探析

文章认为我国目前有关行政诉讼制度的理论设计和法律规定正在走入一个误区 ,其制度的目的背离了行政诉讼制度控制行政权和保障合法权益的初衷 ,表现为对证据合法性标准的不合理突破、被告行政机关举证认定规则的放宽和举证责任的不合理分配 ,这极有可能影响我国行政诉讼制度的健康发展。

审判中心主义下的“程序倒逼”机制探析

在审判中心主义的改革背景下,我国刑事诉讼应改变以往的"程序宽容"做法,通过庭审功能的实质性发挥,来强化审判对于侦查、起诉的引导制约作用,严格贯彻落实疑罪从无原则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使法官敢于做出无罪判决、敢于排除非法证据,从而树立审判权威、提高司法公信、保障司法公正,实现从"程序宽容"到"程序倒逼"的转变,并最终逐步实现审判中心主义的改革目标。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理论分析和立法完善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建立和健全是我国刑事诉讼法律制度逐步走向完善的标志。《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做了系统规定,但是这两部法律文件中的相关规定还有待完善,我们有必要对这两部法律文件中关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相关规定存在的缺陷和不足进行剖析,并提出《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的完善意见。

瑕疵证据之新解读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一直为我国社会所关注,其所蕴含的人权保障与程序正义理念已成为刑事诉讼的基本价值体现。两个证据规则的出台明确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的正式确立,但与非法证据相伴而生的还有瑕疵证据,二者在证据的基本属性上有本质的差异,对其排除与适用规则也有不同规定:非法证据一律排除,瑕疵证据则可以有条件转化适用。

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民事诉讼中的适用——基于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的比较

随着我国民事诉讼由职权主义向当事人主义的转变,人权保障、程序正义的理念逐步深入人心。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成为人权保障和程序正义的应有之意。但是由于调整的社会关系不同,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在诉讼理念、诉讼结构等方面存在很大差异。因此,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两大诉讼法中具有了不同的内涵。

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完善路向——由新《刑事诉讼法》引发的思考

2012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所明确确立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规范侦查机关的取证行为、保障基本人权、实现司法公正、维护司法形象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其在新《刑事诉讼法》中的确立在我国刑事诉讼发展历程中具有重要里程碑意义。然而,新《刑事诉讼法》关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法条本身及长久以来的司法传统和现实的司法环境使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要发挥出其应有的功效还任重道远。因此,进一步完善法律的相关规定,改变一些落后的司法传统,营造依法取证、主动排除非法证据的司法环境是使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应有功效得到最好发挥的关键所在。

论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现代法治建设的重要内容,是刑事诉讼中最重要的证据规则之一,它对保证司法公正、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有着重要的意义。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很多国家都已确立,但对于我国刑事诉讼中的非法证据排除问题,学界与理论界存在较多争议。加强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研究与探讨,对于建立我国的刑事诉讼规则具有重要的意义。

完善我国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新思考

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防止违法取证行为、保障公民人权具有重要作用,我国宪法、刑事诉讼法和相关的司法解释对刑事非法证据的排除作出了规定,但仍存在着非法证据排除缺乏统一的立法体例、排除非法证据的规定不够全面、非法证据排除的程序不够详细、没有建立起非法证据排除的配套制度等问题,应该在立法上加以完善。

新刑事诉讼法背景下的侦查取证风险

新刑事诉讼法已经实施,由于本次修改初步建立了以证据资格和证明力为基点的证据规则体系,这对于侦查工作来说是一个巨大挑战。传统的侦查取证方式将面临一系列可能的法律风险。这些风险是可以识别和控制的,需要侦查机关在风险管理和侦查能力提升上多下功夫。

论抽象非法取证行为——从“防冤意见”第8条切入

抽象非法取证行为的实质是对于程序违法取证行为非法性的"拟制",其构成要件包括"符合特定的程序违法类型"与"不存在非法性阻却事由",其主要类型是一个增量而非定量。同程序性制裁理论相比,抽象非法取证行为理论能够更好地解释当下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尤其是其中的非法言词证据排除规则。同瑕疵证据理论相比,抽象非法取证行为理论在操作上更加简单明了,将两个理论整合起来,可以很好地指导对程序性违法取证行为的规制。抽象非法取证行为理论是一个过渡性理论,随着取证行为非法性的实质向程序非法性倾斜,其可能逐渐被程序性制裁理论吸收。由于抽象非法取证行为对于证据的排除刚性有余而弹性不足,在设定程序违法取证行为类型和非法性阻却事由类型时须格外审慎。

浅谈构建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刑事非法证据的取舍问题,是近年来法学界争论的焦点。我国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应借鉴国外现行刑事法律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结合我国国情,修改现行刑事诉讼法,确立与完善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新刑诉法视野下调取证据侦查措施的实施

调取证据侦查措施是新刑事诉讼法做出的新规定,正确界定调取证据的概念,全面解读调取证据的法律规范,并研究调取证据在侦查实践中的实施要点及注意事项,有助于新刑诉法的正确实施,推动公安侦查工作合法有效的开展。

侦查程序的非法取证问题评析

非法取证是我国刑事诉讼中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这说明我国现行的侦查程序存在缺陷:侦查目的发生偏倚,强调起诉、审判准备忽视独立价值;侦查价值发生倾斜,强调打击犯罪忽视保障人权;侦查权力也失衡,权力缺乏权力(权利)的监督制约。我国当前应当树立相对独立的侦查目的,形成有中立第三方介入的特殊三角结构,建立侦查行为的可诉性机制。

侦查阶段会见权和调查取证权问题探讨——以新《刑事诉讼法》及其相关解释规定的实施为视角

2012年《刑事诉讼法》的修订对辩护制度进行了重大的改革与完善,有利于进一步维护被追诉人的合法权益。然而,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关于侦查阶段辩护制度的个别规定仍然较为粗疏,且过于原则,有的规定甚至可能会阻碍辩护制度的顺利实施。2012年底通过的司法解释、高检规则以及公安部规定等文件,对侦查阶段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不被监听、凭"三证"可以会见以及调查取证权等问题进一步予以明确,并细化了侦查阶段法律援助的相关规定。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范围与程序研究

在我国人权保障事业的进程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可谓是里程碑式的进步,从学者的提议到立法机关的立法,期间经历了很多艰辛。但是,对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中的很多问题,如非法证据的范围包括哪些以及排除非法证据的程序该如何安排等问题都有待明确和细化,非法证据的概念和类型等,仍然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以便在司法实践中能够准确应用。

汽车底盘件结构耐久自动分析系统研究

针对汽车底盘件结构耐久分析中存在的效率低、一致性差的问题,建立了分析流程自动化系统。在载荷分解方面,基于多体动力学、统计学等原理,开发了载荷快速转化、结果自动校核等算法,建立了载荷求解及结果后处理的自动化系统。在有限元分析方面,基于二次开发技术、视图变换等原理,提出了自动建模、批量后处理等算法,建立了有限元分析全流程的自动化系统。基于流程自动化系统进行底盘件分析时,载荷分解效率提高了91%,有限元平均分析效率提高47%,在大幅缩短工作周期的同时规避了人为错误的影响,使分析结果的一致性得到充分保证。利用该系统进行某车型动力总成悬置支架的优化,在10 d时间内完成7版数据的优化迭代,使问题得到快速整改,验证了所开发系统的高效性和实用性。

试论刑事诉讼中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刑事诉讼法中证据采证规则,尤其是非法证据采证规则的修改是新一届全国人大5年立法规划对刑事诉讼法修改的重要内容。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应当确立为审判机关对侦查人员违反法律规定的权限、程序或者以其他不正当手段获取的言词证据以及除不利维护国家安全、社会重大利益等的实物证据予以排除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构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必须完善宪法、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建立健全相关配套制度。

论担保物权的实现:实体法与程序法的体系衔接

现行《民事诉讼法》在特别程序中所确立的担保物权实现程序这一制度与担保物权实体法规则紧密相关,实体法上在事后折价、拍卖、变卖等担保物权实现方式中,基于合意的事后折价无须借助担保物权实现程序来达成.但作为独立非讼程序的担保物权实现程序,并非担保物权人实现担保物权的唯一程序路径:一方面,当担保物权合同由公证机关赋予强制执行效力时,担保物权人可直接通过执行程序实现担保物权;另一方面,债权人仍能将债务人与第三人类型的物上保证人作为共同被告起诉,并通过执行程序拍卖、变卖乃至根据法院以物抵债裁定书取得担保物所有权,从而实现自身债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