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规范民事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的程序运行

民事非法证据排除制度是查明真相与保障人权、实体利益与程序利益、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三重逻辑的有机统一。据此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具有正当性。然而,通过检索裁判文书网的实务案例,不难发现民事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程序运行中仍存在前段启动双重变奏、中端自由裁量各异、末端救济保障不足等问题。而一个制度最重要的就是运行,如果无法规范民事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的程序运行,也将难以实现程序正义、保障权益的初衷和目标。

刑事诉讼中私人不法取得证据之证据能力研究

私人不法取证是私人以非法侵犯被取证人合法权利的方式取得证据的行为。私人不法取证本质上是一种侵权行为,但与公权机关非法取证存在诸多不同。关于私人不法取得的证据是否具有证据能力的不应排除说、法秩序一元说、权衡理论等诸家学说中,权衡理论更具有合理性。针对我国当前立法对私人不法取证问题规定的空白,应根据权衡理论对私人不法取证进行分类排除。

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重大发展——以《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规定》之颁布为视角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功能与价值不仅在于防范冤假错案,更体现于程序正义的彰显、司法行为的规范和人权保障的强调。《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规定》之颁布,对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实施中的现实问题作出了有针对性的正面回应,多处规定"严格"力度较大,包括进一步界定了非法言词证据的范围、明确了重复自白应当如何排除、强调了非法证据排除的及时性和侦查监督的同步性、重视对过程证据的收集和运用、发挥庭前会议中证据收集合法性审查的作用,等等。《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规定》出台后,需要继续关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实施情况,确保其发挥事后制裁和阻却违法的双重效用。

刑事诉讼的程序性制裁

在我国刑事诉讼实务中 ,刑讯逼供、超期羁押、侵犯被追诉方辩护权等违反程序的现象屡禁不止 ,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我国缺乏严密的程序性制裁机制。制裁是法律的内在构成要素 ,是保障法律实施的必要机制 ,对于实现法的公平与正义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程序性制裁无论是在适用范围、实施机制 ,还是在基本功能方面都是刑事制裁、民事制裁、纪律制裁和国家赔偿所无法替代的。程序性制裁有终止诉讼、撤销原判、排除非法证据、诉讼行为绝对无效、诉讼行为相对无效、从轻量刑等主要方式。

论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之建构

建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证据合法性、可靠性以及法律真实的必然要求。为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适应民事审判方式改革以及现代科技的发展,我国应当结合司法审判实践经验并借鉴国外的成熟做法,建构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行政诉讼证据制度的几个问题探析

文章认为我国目前有关行政诉讼制度的理论设计和法律规定正在走入一个误区 ,其制度的目的背离了行政诉讼制度控制行政权和保障合法权益的初衷 ,表现为对证据合法性标准的不合理突破、被告行政机关举证认定规则的放宽和举证责任的不合理分配 ,这极有可能影响我国行政诉讼制度的健康发展。

审判中心主义下的“程序倒逼”机制探析

在审判中心主义的改革背景下,我国刑事诉讼应改变以往的"程序宽容"做法,通过庭审功能的实质性发挥,来强化审判对于侦查、起诉的引导制约作用,严格贯彻落实疑罪从无原则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使法官敢于做出无罪判决、敢于排除非法证据,从而树立审判权威、提高司法公信、保障司法公正,实现从"程序宽容"到"程序倒逼"的转变,并最终逐步实现审判中心主义的改革目标。

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权在侦查程序中的导入

个人信息权已经成为大数据时代人权的新面相。我国大数据侦查模式发展忽视了对个人信息的保护,出现了信息收集行为权能性质不明、信息收集门槛过低、信息过度收集等问题,其根本原因在于个人信息权在侦查程序中的缺位。在侦查程序中导入个人信息权,既需要宪法对个人信息保护的确权化,也需要刑事诉讼的立法精细化,同时亦需要司法审查发挥作用。国家在必要时可以设立专门的信息监察机构,以强化对个人信息权的保障。

非法证据:前提、认定机制及排除

分析非法证据之界定、证据非法的制度成因以及排除非法证据的相关协调机制和规范。

中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最新发展

《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规定》细化、扩充了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初步确立重复性供述排除规则,对重大程序性违法获取的供述如何处理予以明确。与此同时,《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规定》对非法证据排除的程序问题予以完善,一些规定具有突破意义。《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规定》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主要是实体性规则存在不足,对一些争议问题没有规定,一些规定仍然较为模糊,实践中可能会存在争议。《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规定》的修订是有必要的,具有重要意义。未来修订规则时,应当反思规则修订的具体方法。

论多元主体对非法证据的排除

新刑事诉讼法将公检法三机关作为非法证据的排除主体,绩效考核机制、内部审核监督机制和过错执法责任追究机制分别提供了程序操作平台、组织保障措施和内在排除动力,使该制度在中国具备了相应的适用空间。短期来看,该制度不会大量催生不当"洗白"证据的情形,有助于激励办案人员形成追诉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的心理意识和行动自觉;长期来看,该制度在符合目前分段式追诉模式的同时,并不会显著阻碍有效司法审查的建立,是利大于弊的制度选择。为提高该制度的适用性和正面效应,应制定非法证据排除标准的分层规则,明确各机关排除非法证据的具体时机,加强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口头化和公开性。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理论分析和立法完善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建立和健全是我国刑事诉讼法律制度逐步走向完善的标志。《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做了系统规定,但是这两部法律文件中的相关规定还有待完善,我们有必要对这两部法律文件中关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相关规定存在的缺陷和不足进行剖析,并提出《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的完善意见。

非法电子数据排除的理论基点与制度建构:以数字权利的程序性救济为视角

对数字权利的干预和侵犯,不仅来自私人主体或组织,还有很大一部分是来自国家权力机关,特别是在刑事侦查违法取证中对数字权利的侵犯。在刑事诉讼中实现对数字权利的保护和救济已成为数字时代不可回避的理论问题。非法证据排除是程序性制裁和救济的重要措施之一,我国《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并没有将电子数据纳入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用范围,司法解释虽然建立了电子数据合法性审查规则和排除规则,其主要是将技术性程序和真实保障程序的合法性作为审查内容,排除对象主要是取证程序有瑕疵、真实性无法保障的不可靠电子数据。在司法实践中,我国司法机关对非法电子数据主要采取“拒绝排除”和“依附排除”两种处理方式。前者以欠缺法律规定为由直接拒绝将电子数据纳入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用范围;后者将电子数据依附于存储介质而纳入物证来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其具有间接性、限定性、单阶性等特点,无法为数字权利提供充分、独立的法律救济。很多电子数据承载公民财产权、隐私权等基本权利,违法取证可能干预数字基本权利,因此,需要在刑事诉讼中确立尊重和保障“数字人权”的基本理念,以回归数字权利的程序性救济为理论基点,将电子数据纳入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用范围。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确立后侦查工作变革之展望

新刑事诉讼法明文规定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从证据收集的角度对非法证据进行了界定,将非法证据分成两种类型:一种是以侵犯公民基本权利的手段收集的证据;另一种是并未对公民的基本权利构成侵犯,但违反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程序收集的证据。因此,不同于其他国家以人权保障为要旨,我国刑事诉讼立法对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具有多方面的功能期待,对侦查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也必然会推动执法意识、程序规则、侦查体制等多方面的变革与完善。

非法证据排除的司法困境及对策

2012年通过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正文中称新刑诉法)从非法证据的排除机关、范围、具体程序、证明方式等方面作出了具体规定,确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但近年来鲜有排除非法证据的实际案例,该规则的实践效果不彰已成事实。这其中既有来自刑事诉讼证据规则、诉讼模式的障碍,亦有规定本身缺陷、配套措施未得落实的原因,这些都是未来实践中需要克服的因素。

瑕疵证据之新解读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一直为我国社会所关注,其所蕴含的人权保障与程序正义理念已成为刑事诉讼的基本价值体现。两个证据规则的出台明确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的正式确立,但与非法证据相伴而生的还有瑕疵证据,二者在证据的基本属性上有本质的差异,对其排除与适用规则也有不同规定:非法证据一律排除,瑕疵证据则可以有条件转化适用。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生成方式的困境与出路

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在实践中不尽人意,这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生成方式有着密切关系。以司法规范为主导确立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带来该证据规则的不稳定、排除价值取向和标准的多元、排除规则的前后矛盾,以及对刑事诉讼法的突破和扩张等结构性困境,并由此产生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体系建构的若干缺陷:一是非法证据排除的基本理念和原则欠缺;二是非法证据排除的基本标准和尺度仍为空白;三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技术手段欠缺等。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结构性问题和自身体系中的缺陷,并非通过绝对的法典化立法方式就可解决,综合性而非单一性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生成方式仍是较稳妥的选择,即采取以法典规范的总体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标准为基础,以司法解释的技术性规定和指导性案例具体情形例举相结合的规范模式较为合理。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框架与反思

2017年新出台的有关非法证据排除问题的司法解释从实体和程序两个方面发展了我国现有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该解释细化了"非法取证行为"的内涵,初步确立了重复性供述的排除规则,完善了程序性辩护制度,进一步明确了检察机关、法院在审判前和审判阶段排除程序中的主导作用。但不可否认的是,受司法体制等因素的影响,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实体的排除对象上仍存在一定的结构性难题;而在程序上,律师在程序性辩护中仍面临的一些制度性障碍、嫌疑人及其辩护人在审判前排除程序的参与不足以及审判阶段排除程序的形式化等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为了保证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有效实施,应当从根本上增强法院审判的独立性、权威性和公正性。

论我国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完善

非法证据排除程序作为一项国际通行的程序,具有保障人权、实现实体正义的价值。我国非法证据排除程序尚存在辨方承担启动程序的初步举证责任不够合理、法庭启动调查程序的标准过于笼统和抽象、公诉人证明取证手段合法性缺乏公信力、调查程序缺乏法庭裁决、证据能力与证明力混淆、缺乏救济程序等诸多缺陷,应当适当降低程序启动证明标准、细化启动规则、规范侦控方的证明方法、规定当庭裁定、建立救济制度,以进一步完善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程序。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与程序正义

作为司法公正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题中应有之义,程序正义的独立价值得到学术界和实务界的普遍认同。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实现程序正义的必然要求,是衡量一国法治观念进步程度与人权保障水平的主要指标之一。在2012年的刑事诉讼法再修改过程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得到了进一步深化和健全,堪称一大亮点。然而,这也对公、检、法三机关的办案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尤其是作为法律监督机关的人民检察院,为切实保障程序正义,必须正确把握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运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