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再审程序改革研究

从近年来的司法实践看,法院和检察院对再审程序的适用呈不断减少的趋势,但同时不服生效裁判的申诉却呈不断增加的趋势。调查表明,人们对现行刑事再审的制度设计评价并不高。现行刑事再审程序的运作实际上也已陷入了困境。这是因为立足于发现事实真相、纠正错误裁判理念的原制度设计存在启动主体不适当、再审理由不具体、审理程序不规范、裁判效力不确定的"四不"缺陷。改革的基本思路是:从创新制度的立论基础出发,树立以程序正义为核心价值的"特殊救济"再审理念,以启动程序的法定理由具体化为切入点,严格限制法院自行再审的职权,规范检察院的再审抗诉权限,赋予当事人启动程序的主体资格,并确立再审一审终审原则。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修改刑事诉讼法再审程序的多条立法建议。

审判中心主义与认罪认罚程序的“双重陷阱”

由于文化排异和认知不足,我国误将常识和中国传统观念作为构建普通程序的基准,落入“中国化陷阱”,导致“繁者不繁”,进一步引发认罪认罚从宽程序的一系列病变和风险。而在构建认罪认罚从宽程序时却抛弃最为适宜的中国传统转向西方正当程序的框架和话语体系,误入“西方化陷阱”,导致“简者不简”,制度设计叠床架屋引发恶性循环。要走出双重陷阱,关键在于厘清西方文化所孕育的普通程序与中国文化所应代表的认罪认罚制度在事实认定、价值定位等方面的巨大悬殊,从而做到二者界分清晰,各得其所。同时,在认罪认罚制度中引入“密室交流”和“律师背书”制度取代司法证明,引入律师主导的“认罪领刑”制度以简化侦查程序,省略审查起诉、公诉程序。

认罪认罚制度背景下量刑程序独立化改革之发展趋势

在当前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背景下,法庭审理重心由定罪转为量刑。量刑成为评判案件质量的关键因素,为独立量刑程序改革提供了新的契机。但目前关于独立量刑程序的理论研究存在滞后现象,未对量刑审理主体的确立及量刑裁决之救济程序进行充分探讨,且未结合当前繁简分流理念对不同案件中量刑程序的独立程度进行合理设定。故应以是否认罪为标准确立差异化的独立量刑程序,结合审判委员会及陪审员制度改革,实现我国量刑与定罪主体之相对分离。并以完善审级制度为基础,构建独立的量刑裁决之救济程序,以实现量刑公正及刑罚轻型化目标。

量刑程序的裁判权控制

与其他大陆法国家一样,中国刑事诉讼法确立了定罪与量刑一体化的程序模式。按照这一模式,刑事审判程序的设置主要是围绕着控制定罪问题而展开的,定罪依据与量刑依据的不对称、量刑程序中的缺乏诉讼权、量刑程序证据规则的缺失等,使法官不能充分考虑量刑的各种因素,不能体现量刑的个别化,无法实现对量刑程序的裁判权控制,容易造成自由裁量权的滥用。因此应建立定罪与量刑的分离程序,设计量刑控制为中心的证据规则,建立量刑听证制度,并设计相关的配套制度,将控辩审的对抗理念和模式引入量刑中,有效制约法官在量刑上的自由裁量权。

智能量刑系统应用的司法难题与改良路径

智能量刑系统的司法适用,不仅推动了我国传统司法结构的转向,而且拓宽了关于“同案同判”裁判算法化的基本路径。对智能量刑算法裁判层层演进的脉络进行了研究,其司法适用难点在于智能量刑的公众认知偏向、经验归纳的不周延属性与个案问题的规律性偏差。顺利过渡智能量刑系统应用的司法适用困境的关键是探索设置进行算法质量的司法听证、衔接算法裁判和法官裁判以及保障算法的区域变通适用的程序,使之与司法数字化改革相适应,由此放大智慧司法的优势效果。

认罪态度对法官判决影响的实证分析

被告人的认罪态度会对法官的判决产生影响,这不仅因为认罪态度是酌定量刑情节,而且与法官的个人因素也有着密切的关联。认罪态度对法官判决影响的方式主要是通过一种感性的刺激,比如通过影响法官的情绪从而对法官的判决产生影响。由于我国实行的是义务本位主义的诉讼模式,再加上定罪与量刑一体化的制度设置,关于被告人认罪态度的法律规定实质上会对被告人的权利产生负面影响。为限制法官在认罪态度认定方面的自由裁量权,保障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应建立独立或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进行量刑辩护,把构成认罪态度的各个要素进行量化。

行政复议程序反司法化定位的思考及其制度重构

反司法化定位下的现行行政复议程序欠缺程序公正的基本制度要素,不利于公正解决行政争议。行政复议司法化的主张并非将司法程序全盘照搬至行政复议,实质在于将体现程序公正的基本要素引入行政复议中,在行政复议中确立公正程序的各项基本原则,切实保障申请人的各项程序权利,在此基础上完成正当行政复议程序制度重构,具体包括回避制度、复议案件公开审理制度、言词辩论制度、复议决定说明理由制度等。

从经验事实到规范研判:速裁上诉何去何从?

通常认为拖延诉讼留所服刑、利用上诉不加刑再度求轻是速裁案件上诉权滥用的主要表现。本文通过实证分析发现,拘役刑速裁上诉案件确实存在量刑偏重的迹象,被告人本就应当留所服刑,上诉理由比较可信,认罪认罚从宽存在制度效能有限、量刑规范化不足等问题。有期徒刑案件量刑总体上并无明显不当,二审后留所服刑增量明显,上诉合理性值得怀疑,但案件流转期限不明、二审效率过低无疑为留所上诉提供了制度温床,也使得量刑纠偏陷入被动。综合考虑速裁案件一审裁判的正当性基础和比较法层面制度与实践的背离,我国不宜过早对上诉权加以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