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实务视角下完善保外就医制度的路径探析

保外就医制度作为我国刑罚执行的一项重要制度,体现了党和政府对罪犯生命健康权的保护。实践中,监外执行启动程序缺乏具体操作规范,一些罪犯利用法律法规漏洞,违规办理保外就医以逃避监管。上述情况不仅严重影响司法公信力,也会给和谐稳定的社会秩序造成潜在威胁。对此,检察机关应从提升监狱医疗保障能力、完善医学诊断法律规制、探索审判模式的保外审批制度以及加强保外就医监管等方面入手,有效化解当前保外就医制度中存在的问题,以更好维护司法公正,提升社会治理能力和社会治理水平。

谦抑与惩戒:检察实践视阈下的宽严进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理论与实践研究之一

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是我国现阶段惩治与预防犯罪的基本刑事政策,该政策具有丰富的辩证法蕴涵与多维度指向,"宽其所宽,严其所严"当为其旨趣,谦抑与惩戒的区别适用乃检察实践的应有之义。和谐社会语境下,刑法的谦抑性可在扩大相对不起诉范围、确立暂缓起诉制度、引进刑事和解制度、确立辩诉交易制度、慎重适用逮捕措施以及积极谨慎地认定自首等层面得以彰显,而法治理念中刑法的惩戒功能则可从适用对象和适用方式等角度予以规制。

试论刑事审判监督运行机制的调整

刑事审判监督的运行实践需要放在审判独立和检察一体化的语境下考量。刑事审判监督的偏行政性属性,决定刑事审判监督不能简单与公诉分离,而是尝试内部设岗与机构合作的路径。在处理与审判独立的关系上,通过借力监督和加强对职务犯罪监督的方式,以实现平衡两者的价值取向。

刑事和解工作实证分析——以怀化市鹤城区人民检察院为蓝本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增设了刑事和解制度,刑事和解作为一种新的结案方式,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背景下具有重要意义。在检察工作实践中案件的多元与复杂,使刑事和解面临传统刑事司法理念的影响,存在诉讼风险性、钱刑交易、赔偿不到位、刑事和解运用范围把握不当、协调环节过多导致和解率偏低等问题,对上述问题进行实证分析,具体考量刑事和解制度的实施与运行,严格规范和解效力,构建多元和解方式,建立和解内外监督体系,加大和解工作宣传力度,有利于刑事和解制度在检察实践中贯彻与践行。

宽严相济与检察实践

本文就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历史渊源进行简单梳理,分析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精神实质,并就这一政策理解上出现的偏差给检察机关带来的影响进行初步归纳,对当前急需解决的问题进行思考。

论刑事申诉检察对检察权的监督制约

刑事申诉检察对检察权进行监督制约具有深厚的法理根据,它主要通过复查人民检察院诉讼终结的刑事处理决定来实现。刑事申诉检察对检察权的监督制约尚存不足,应按照构建和谐社会和自觉接受监督的思想,进一步加以完善和改进。

刑事和解的实证分析

刑事和解是20世纪中叶西方国家出现的一种新的刑事思潮,它以恢复正义为核心,目的是恢复被加害人所破坏的社会关系,弥补被害人所受到的损害并使加害人改过自新、复归社会。本文结合检察实践,从检察权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作用探讨了刑事和解制度的理论基础、实际运行及制度构想。

检察刑事和解规范化问题研究

基于对检察刑事和解的实证研究,我国应当规范检察刑事和解,尽快完善刑事和解的立法规定,建立刑事和解适用所需的配套制度,以使其体现自身的合理价值。

论检察权配置的自缚性

检察权由诸多不同类型的权力组合而成,并各自在刑事诉讼流程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目前的检察权配置,正是基于其权能的特质才形成固有模式,表现为精细化分工的内设机构。但是,这样的格局形态却导致司法实践中的权力运行障碍,限制了立法原意的实现,产生了某种"自缚性"。这一问题的解决,有赖于释放办案主体的自主性,以渐进方式破除"部门析出"的体制性障碍。当检察权以相对集中的样态呈现时,或许可以彻底摆脱因其自身功能失灵所造成的反噬,确保内外关系秩序的恢复。为此,需要重新对检察机关的内部组织形式进行排列组合,打破精细化分工的固有格局,代之以具有自主性的办案单元。当然,消除"自缚性"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科学的方法论在其中发挥着至为关键的作用,并推动提升司法效能、保障司法公正之根本目标的实现。

重罪案件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实证研究

重罪案件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改变长期以来重罪领域重追诉、重羁押司法惯性的当然选择。当前,重打击轻保护传统司法理念未全面转变、从宽审查标准和适用程序不完善、横向司法协作不协同,是制约重罪案件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主要因素。检察人员应当树立正确司法理念,积极履行重罪案件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重要主体责任,当宽则宽、当严则严,严格证据标准、规范法律适用、加强协调联动,努力提升优质司法能力。同时,应合理优化检察官办案职权配置,科学构建业务考核管理机制,完善非羁押强制措施执行、违反惩戒机制,配套设置赔偿保证金提存制度、明确适格重罪不起诉条件,切实推动重罪案件领域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有效贯彻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