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特定群体民事公益诉讼的制度化

虽然我国已初步建立未成年人、妇女民事公益诉讼制度,但作为抽象化的特定群体,由于其具有相对性,需要保护的社会公共利益具有不确定性,在法律没有明确规定时,特定群体民事公益诉讼适用范围存在着难以有序拓展的问题。特定群体民事公益诉讼需要制度化的内容涉及社会公共利益的认定和程序规则的设定。在民事公益诉讼实践中,社会公共利益既是审理对象,又是起诉条件,作为起诉条件的社会公共利益,需要由实体法予以规定。同时,为解决程序规则的合法性、冲突与重复问题,应尽快制定《民事公益诉讼特别程序法》,通过实体法和程序法的配合,实现特定群体民事公益诉讼的制度化。

论“环境执法非诉执行类”检察行政公益诉讼的反思与优化

负有环境资源监督管理职责的主管部门对其生效的行政决定怠于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检察机关在诉前程序无果的情形下向人民法院提起的检察行政公益诉讼虽“于法有据”,但司法实践案例中呈现出的“诉讼的耗时性与环境公益保护的紧迫性存在冲突”“检察机关的胜诉对生效行政决定的执行仅有间接影响”以及“挤占虚耗司法资源”等问题却一再表明,对“怠于申请非诉执行的行为”不加区分地提起检察行政公益诉讼欠缺合理性。“环境执法非诉执行类”检察行政公益诉讼的泛化适用,既是对检察机关“全链条式”监督理念的误用,也是对检察行政公益诉讼“有限监督原则”的违背,还与行政诉讼之“诉的利益理论”存在冲突,建议将“环境执法非诉执行类”检察行政公益诉讼区分为履行职责类诉讼与确认违法类诉讼,对于前者国家可通过立法直接赋予检察机关强制执行申请权的方式予以“赋权替代”,对于后者检察机关可通过提起确认违法类诉讼对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主管部门怠于履职行为的违法性予以“宣示”,实现“环境执法非诉执行类”检察行政公益诉讼的区分构造。

检察公益诉讼调查核实权的运行现状及制度保障

检察公益诉讼调查核实权是检察机关开展公益诉讼的基础性权力,对于实现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维护实体公正、推进诉讼程序具有积极意义。该权力在运行中仍存在被调查对象配合度不足、权力适用失范、调查核实成本过高等现象。因此,为了确保检察机关正确理解并合理行使该权力,应当赋予调查核实权以强制力、完善立法供给、明确检察机关行使调查核实权的目的、优化鉴定配套机制等,从而为检察公益诉讼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

论检察民事公益诉讼调查核实权的完善路径

公益诉讼调查核实权与检察机关的宪法地位和维护公共利益的职能相契合,其关系到公益诉讼目标的实现,具有必要性和正当性。保护公益免受侵害必须以国家强制力为基础,检察民事公益诉讼调查核实权在司法实践运行过程中过于柔性,如遇被调查对象推诿、阻挠、干涉等妨碍或拒不配合调查的情形时,检察机关难以及时调查、收集和核实涉案证据材料。因此,检察机关应根据调查核实权的运行需要,及时核发社会治理检察建议,适当扩大公益诉讼检察建议的适用范围,探索建立一体化检察民事公益保护禁令制度,规定妨碍检察民事公益诉讼的强制性措施,进而完善检察民事公益诉讼调查核实权的保障机制。

大数据时代数据产权保护制度研究

随着时代发展,数据在人们工作生活中越来越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数据产权随之受到理论与实践的关注。然而,由于数据主体的多元化,现有法律规定及配套措施无法完成保护数据产权的任务,监管缺失、数据产权侵权等现象频发。产权保护的缺失必然会引起社会经济的无序发展,因此需要在专门性法律规范的基础上构建协同共治的监管体系,保障各数据产权主体的财产利益。为保障数据产权保护制度的顺利构建,应围绕归责原则争议、侵权损害赔偿不足以实现“罪责相适应”等问题,确定数据产权侵权的一般过错责任原则,完善数据产权侵权检察公益诉讼制度,建立数据产权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以保障多元数据主体权益,确立完善的数据产权保护机制。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检察建议的优化路径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作为一个制度创新点,对案件分流、节约司法资源起到了显著的作用。然而,检察机关过于强势、检察建议质量不高等问题也相继暴露出来,这些问题大多指向行政机关对诉前检察建议缺少申辩权这一程序漏洞。通过分析统计数据和典型案例,从实践层面为增加申辩权的必要性提供事实依据,又从诉前程序的独立性、检察机关的谦抑性等方面论证增加申辩权的理论基础,初步探索增加申辩权的具体路径,为诉前申辩权的立法提供建议。

论我国检察民事公益诉权的研究路径

域外检察民事公益诉权呈现公共自主型和私人自主型两类,我国相关研究受此影响并在路径依赖下形成三种路径,即以“法律监督型诉权说”为主的公共自主路径、以“公益代表人诉权说”为主的私人自主路径,以及有限的折中性路径。国内检察民事公益诉权的研究路径延续了域外的路径分化以致缺乏研究共识。基于路径反思,我国相关研究应回归诉讼程序中的主体间沟通关系,柔化检察民事公益诉权的监督形式,在诉权和监督权的辩证关系中探索新路径。

检察机关保障城市弱势群体体育健康权的意义与路径

体育健康权是指社会成员人人享有的基本公共体育服务权利。对于该权利的落实,需要国家直接提供公共体育服务去满足和实现。实践中出于种种原因,城市弱势群体体育健康权的保障有很多不足。对此,立法机关因立法程序繁琐、现行立法过于宽泛而发挥作用较小;行政机关是保障城市弱势群体的主要机关,但其治理能力不足,且缺乏监督;司法机关因相关法律的粗疏、民众权利意识淡薄且缺乏动力提起诉讼等原因影响力较弱。检察机关相比其他国家机关具有独特优势,可以通过提起刑事、民事、行政公益诉讼,提出检察建议等方式来保障公民的体育健康权。

检察公益诉讼调查核实权的实践反思与制度重塑

调查核实权运用得当与否,直接影响公益诉讼检察职能的发挥。实践中,检查公益诉讼的调查核实权存在适用方式单一、强制性措施缺位、配套机制不足等问题,造成检察机关难以承担公益诉讼所要求的举证责任。分析26个省级地方性法规或政府规章文本,总结检察公益诉讼调查核实的成功经验,从规范调查核实方式的适用程序、健全调查核实的强制性措施、完善调查核实的配套机制等维度形塑调查核实权运行保障的应然路径。

知识产权检察公益诉讼机制的构建

知识产权检察公益诉讼是我国当前正在积极探索,旨在提高我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水平的重要举措。推行知识产权公益诉讼是贯彻国家知识产权强国战略、完善知识产权侵权规制机制和拓展检察机关诉讼职能的需要。我国现行法律体系中所预留的空间、知识产权的显著公益性以及前期较为丰富的实践经验为知识产权检察公益诉讼机制的推行提供了有利条件。当前,我国知识产权检察公益诉讼机制尚处于实践探索阶段,仍存在法律制度支持不足、检察机关知识产权保护履职能力不足、实践探索深度和广度不够等现实问题。为此,在我国构建知识产权检察公益诉讼机制的现实路径中,首要的是为知识产权检察公益诉讼提供法律层面的制度支持;同时,要进一步强化检察机关的知识产权保护履职能力;另外,还需继续扩大与深化知识产权检察公益诉讼的探索实践。

个人信息保护中检察公益诉权配置的根据

大数据时代的个人信息具有私有和公有双重属性,私益部分可描述为人格权,扩散性侵害个人信息权益的行为会损害公共利益,因此,从诉因及诉讼标的角度而言,个人信息保护可以纳入公益诉讼的范围内。检察机关以法定诉讼担当的方式获得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实施权既具有法律规范层面的可容许性,还具有加强个人信息保护的现实必要性。在行政监管乏力、民事私益救济动力不足、刑事治理重惩治轻补救的情况下,检察机关可以通过提起公益诉讼敦促行政机关依法履行保护个人信息安全的职责,弥补个人信息保护私益诉讼的不足,助力解决刑法保护个人信息安全力有不逮的难题,以此全面、系统地加强对个人信息的保护。

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四个法理问题

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益诉讼之法理问题,本质上就是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诉讼之正当性问题。其所涉及的核心命题是检察机关充当民事公益诉讼控诉方的缘由,以及公益性民事侵权需要由检察机关提起诉讼的理由。对此,可从公益代理人理论、公诉权理论、积极诉讼理论和社会正义理论四个层面作出系统阐述。其中,前两者分别从"谁是公共利益的代表人"和"如何实现公共利益之救济"等角度解答了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益诉讼之可能性问题;而后两者则从"谁会为公共利益积极诉讼"和"如何有效实现社会正义"等角度解决了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益诉讼之必要性问题。

论检察机关在国有资产流失案件中的定位

我国检察机关针对国有资产流失公益案件提起民事诉讼已有若干尝试,试图以西方检察机关为参照系,将我国检察机关的民事审判监督延伸至提起或参与公益诉讼的体系和逻辑之中。然而,我国检察机关身兼法律监督与公益代表两种角色在民事诉讼这一特定领域呈现出矛盾状态。这种矛盾深入我国司法体系,也有违相关司法程序的原则。检察机关应从督促起诉、支持起诉方面完成在国有资产流失案件中的角色定位。

行政公益诉讼中行政不作为认定的偏离与纠偏--以91个案例为样本

学界对“不依法履行职责”或“行政不作为”的探讨大多趋向于得出一个全面、统一、科学的认定规则,但研读案例后就会发现这并非易事,或是烦琐复杂的案件事实使然,抑或是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理论缺憾使然。诉辩审三方对行政不作为的认定各持己见实属正常,是作为对抗双方及审判一方的观点主张或权威判断。法院作为终局裁判者必须逐步形成一套自成逻辑的认定体系,一方面引导行政机关正确作为,另一方面指引检察机关提出更加贴合实践困境的检察建议;但就目前的实证分析来看,法院对阻却因素、检察建议的实质合法性、行政机关的程序性权利等都缺乏全面科学的认知。重新对这些重要因素进行科学考量,在很大程度上能够扫除不作为认定过程中的障碍。

检察机关提起环境公益诉讼之困境及解脱

2017年6月,我国《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经过修订,赋予了人民检察院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权力,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正式确立起来。从实践工作的具体情况来看,由检察机关提起环境公益诉讼在加强检察监督、促进依法行政、维护社会公益方面取得了较为良好的成效。但是当前环境公益诉讼中仍存在着检察机关诉讼地位不明、诉前程序不完善、案件来源单一等多方面的问题,亟待通过进一步的立法加以完善。

检察公益诉讼调查核实权的运行与保障机制探究

检察公益诉讼调查核实权具有融合法律监督的权力调查与诉讼担当的权利调查双重权能属性,但更偏向于权力型属性。检察机关应充分发挥主导性作用,加大立法供给,细化运行操作规程;引入专家辅助人,弥补办案专业性不足;构建证据调查令制度,明确惩罚性保障机制;建立行业约谈制度,发挥警示教育作用;构建联合惩戒制度,增强调查刚性保障;成立指挥中心,依托智慧科技,提升专业技术性。

妇女权益保障领域检察公益诉讼机制的理论基础与实现路径

拓展检察公益诉讼受案范围不仅是十九届四中全会的决议内容,也是公益诉讼检察部门近几年工作的重点。《行政诉讼法》《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检察公益诉讼受案范围集中在涉及国家利益和分散性公共利益的“四大”领域,特定群体权益保障领域不在其列。特定群体权益多属个人利益,常借助行政执法与私益诉讼进行维护。近年来,检察机关办理了大量特定群体权益保障领域内的公益诉讼案件。通过实证分析得知,这类检察公益诉讼多在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中或者以制发社会治理检察建议方式结案,即便提起民事公益诉讼也多属代位诉讼而非典型公益诉讼。2021年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了“未成年人保护领域的检察公益诉讼条款”。2021年12月提交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的《妇女权益保障法(修订草案)》也增加了“妇女权益保障领域的检察公益诉讼条款”。为解释特定群体权益保障类检察公益诉讼实践与理论之间的巨大分歧,文章分析了妇女权益在个人权益属性基础之外,对其进行保障还具有社会性、公共性和秩序性的特征。传统法律倾向用已婚妇女、孕期和哺乳期妇女、未婚妇女等以社会属性为标准来划分妇女权益的种类,致使妇女权益必然深植于家庭秩序和社会秩序之中,很难得到充分保障。积极保障妇女权益符合社会主义法治的“社会”属性。当妇女的个体权益受损时往往也存在系统性妇女权益受损的情形,因此对妇女权益保护具有“公共”属性。我国妇女权益保障体系独具特色,相关立法体系较完备,但立法内容的滞后和疏漏在所难免;多元执法体系中的执法协同机制不健全、偏向于预防机制、处置手段缺乏强制性;保障妇女权益的刑事、民事救济机制还需提高质效。综上,文章指出妇女权益保障领域内检察公益诉讼机制嵌入现行多元执法、救济机制具有可行性与必要性。鉴于司法力量的有限性,行政检察(包括公益诉讼检察)力量介入妇女权益保障可分为三种形式。通过研判相关刑事案件,剖析潜在的或已存在的行政违法行为,并采取行政违法行为检察手段进行监督。在刑事手段、行政违法行为检察监督手段、公益诉讼手段之间,应当遵循“刑事优先原则”;已造成妇女权益受侵害而未导致社会公共利益受损的案件可以采取行政违法行为检察监督手段;但案件符合公益诉讼成案标准的,方可提起公益诉讼。

检察机关提起惩罚性赔偿消费公益诉讼的自由裁量问题研究

基于检察机关兼具公益代表人与法律监督者的双重身份、检察民事公益诉讼的谦抑性、私益损害惩罚性赔偿请求权的依附性、民事诉讼在保护社会公共利益方面的滞后性与低效性、民事实体请求权的可处分性,检察机关在提起惩罚性赔偿消费公益诉讼时可以对诸多事项进行自由裁量。在进行自由裁量时,检察机关应当综合考虑违法生产经营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等诸多因素,并受上级检察机关、审判机关、消费者协会及有关当事人的监督。惩罚性赔偿消费公益诉讼不应当以行政罚款规定为法律依据,而且在立法论上也不宜创设公益损害惩罚性赔偿请求权,私益损害惩罚性赔偿请求权的集中行使方式宜优先考虑采用特别代表人诉讼等集体诉讼制度。

公益诉讼检察调查核实权的实践进路与规则优化

检察机关在公益诉讼领域行使调查核实权时,在调查核实启动、调查核实内容、调查核实方式和调查核实程度等关键环节上面临对内规范模糊和对外立法缺失的双重困境。实践中,检察机关频繁启动并随意运用调查核实手段、全面进行调查核实,却难以达到甚至背离检察公益诉讼制度预设的实现法律监督的目标。为优化公益诉讼中调查核实权行使规则,保障检察机关用好调查核实权,应设定调查核实的启动条件和审批流程,规范调查核实的启动程序;明确调查核实内容,避免调查核实的随意性和盲目性;制定禁止适用强制性手段,确保调查核实方式的合理性;区分调查核实权适用阶段,明确各环节调查核实程度。

个人信息保护之团体诉讼机制研究——以扩散性私益与社会公共利益为中心

个人信息权是一种游离于公私之间的权利。在“无救济之权利非权利”的理念下,我国过去对于个人信息群体性纷争事件缺乏有效的民事救济模式。随着个人信息保护法的通过与实施,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民事公益诉讼已经初具雏形。其中,个人信息保护之团体诉讼本身有公益诉讼与私益诉讼两个面向。在公益诉讼面向上,团体诉讼需要维护个人信息流通秩序所蕴含的社会公共利益。在私益诉讼面向上,团体诉讼需要维护特定的权利人的扩散性私益。又因为我国尚处于立法的初期,诉讼制度仍较少付诸实践,故而,个人信息保护之团体诉讼的具体运行机制与配套措施仍是不明确与不完善。有鉴于欧洲是世界上个人信息保护立法较为先进的地区,法域内的个人信息保护之团体诉讼制度对我国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其中,欧盟确立了个人信息保护的团体诉讼形态,并通过团体诉讼的救济方式对个人信息侵权事件进行不区分公益与私益的全面救济。同时,德国确立了示范确认诉讼来扩充示范诉讼的适用范围,允许消费者组织对受害者进行救济;法国则是通过变革消费者团体诉讼制度,将消费者组织以及专门的个人信息保护组织作为适格原告,设计了专门的诉讼程序进行损害赔偿的救济。并且,欧盟在诉讼中强调运用裁判外纷争解决方式,并加强司法审查的力度,以实现在友好解决个人信息群体性纷争事件的同时,能够充分顾及其中的扩散性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的平衡。在回顾欧洲最前沿的立法与司法动态的基础上,需要结合我国已有的民事公益诉讼制度并对其进行必要的改造,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个人信息保护之团体诉讼制度,兼顾扩散性私益与社会公共利益两者的救济。具体而言:首先,需要注重我国公益诉讼与私益诉讼的协调与衔接,注重其中的当事人适格的要求,以及证据与诉讼主张共通的运用;其次,需要在团体诉讼中增强法院对案件的监督,并完善对实质当事人的程序主体权之保障;最后,还需要在团体诉讼中善用替代性纷争解决机制,并且依据诉讼属性的不同,对ADR程序的衔接与转换机制进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