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环境执法非诉执行类”检察行政公益诉讼的反思与优化

负有环境资源监督管理职责的主管部门对其生效的行政决定怠于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检察机关在诉前程序无果的情形下向人民法院提起的检察行政公益诉讼虽“于法有据”,但司法实践案例中呈现出的“诉讼的耗时性与环境公益保护的紧迫性存在冲突”“检察机关的胜诉对生效行政决定的执行仅有间接影响”以及“挤占虚耗司法资源”等问题却一再表明,对“怠于申请非诉执行的行为”不加区分地提起检察行政公益诉讼欠缺合理性。“环境执法非诉执行类”检察行政公益诉讼的泛化适用,既是对检察机关“全链条式”监督理念的误用,也是对检察行政公益诉讼“有限监督原则”的违背,还与行政诉讼之“诉的利益理论”存在冲突,建议将“环境执法非诉执行类”检察行政公益诉讼区分为履行职责类诉讼与确认违法类诉讼,对于前者国家可通过立法直接赋予检察机关强制执行申请权的方式予以“赋权替代”,对于后者检察机关可通过提起确认违法类诉讼对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主管部门怠于履职行为的违法性予以“宣示”,实现“环境执法非诉执行类”检察行政公益诉讼的区分构造。

检察公益诉讼调查核实权的运行现状及制度保障

检察公益诉讼调查核实权是检察机关开展公益诉讼的基础性权力,对于实现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维护实体公正、推进诉讼程序具有积极意义。该权力在运行中仍存在被调查对象配合度不足、权力适用失范、调查核实成本过高等现象。因此,为了确保检察机关正确理解并合理行使该权力,应当赋予调查核实权以强制力、完善立法供给、明确检察机关行使调查核实权的目的、优化鉴定配套机制等,从而为检察公益诉讼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

论检察民事公益诉讼调查核实权的完善路径

公益诉讼调查核实权与检察机关的宪法地位和维护公共利益的职能相契合,其关系到公益诉讼目标的实现,具有必要性和正当性。保护公益免受侵害必须以国家强制力为基础,检察民事公益诉讼调查核实权在司法实践运行过程中过于柔性,如遇被调查对象推诿、阻挠、干涉等妨碍或拒不配合调查的情形时,检察机关难以及时调查、收集和核实涉案证据材料。因此,检察机关应根据调查核实权的运行需要,及时核发社会治理检察建议,适当扩大公益诉讼检察建议的适用范围,探索建立一体化检察民事公益保护禁令制度,规定妨碍检察民事公益诉讼的强制性措施,进而完善检察民事公益诉讼调查核实权的保障机制。

系统论视角下我国妇女权益保障公益诉讼制度的完善

我国的妇女权益保障公益诉讼制度,是一项在顶层设计指导下形成的保护妇女的中国方案,兼具“国家治理工具”和“妇女赋权手段”的复合属性。从社会系统论视角来看,它是一套在复杂社会环境中以司法途径保障妇女广泛权益的制度系统,在立法设计和司法实践的基础上已初具规模。该系统具有规范和价值层面的内部结构,有着自己的特点和运作规律;并与外界环境互动,进行自足的运作和保持认知的开放。同时,这一制度系统也存在自创生性有所不足、自足运转不够顺畅、化简能力有待提升和系统间结构耦合有待优化等缺憾。遵循统筹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系统工程的系统思维,应进一步完善妇女权益保障公益诉讼制度的内部结构,优化其与法治环境要素的互动关系,推动形成政府与社会合作共治的格局,从而实现对妇女的充分保障,更好地展现人权治理的中国优势。

妇女权益公益诉讼的理论解析与规范构造

2023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第77条引入妇女权益公益诉讼制度,确立了妇女权益的公共利益面向,为司法力量介入妇女权益保障提供了法律依据。妇女权益是个体私益与社会公益的结合,妇女权益公益诉讼的具体适用仍需要考察相关违法行为所造成的社会影响和对公共利益的侵害,从而实现公益诉讼在妇女权益保障领域的准确适用。妇女权益公益诉讼的类型包括民事公益诉讼和行政公益诉讼,在体系定位上与妇女基于个人私益提起的私益诉讼属不同制度体系。作为妇女权益保障的最后手段,妇女权益公益诉讼的适用受到场景、程序、案件类型等方面因素制约,其具体规则应回归我国现有的公益诉讼制度体系予以确定,并重点在立案与调查程序、起诉主体的范围以及损害赔偿金的使用等方面进行完善。

大数据时代数据产权保护制度研究

随着时代发展,数据在人们工作生活中越来越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数据产权随之受到理论与实践的关注。然而,由于数据主体的多元化,现有法律规定及配套措施无法完成保护数据产权的任务,监管缺失、数据产权侵权等现象频发。产权保护的缺失必然会引起社会经济的无序发展,因此需要在专门性法律规范的基础上构建协同共治的监管体系,保障各数据产权主体的财产利益。为保障数据产权保护制度的顺利构建,应围绕归责原则争议、侵权损害赔偿不足以实现“罪责相适应”等问题,确定数据产权侵权的一般过错责任原则,完善数据产权侵权检察公益诉讼制度,建立数据产权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以保障多元数据主体权益,确立完善的数据产权保护机制。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检察建议的优化路径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作为一个制度创新点,对案件分流、节约司法资源起到了显著的作用。然而,检察机关过于强势、检察建议质量不高等问题也相继暴露出来,这些问题大多指向行政机关对诉前检察建议缺少申辩权这一程序漏洞。通过分析统计数据和典型案例,从实践层面为增加申辩权的必要性提供事实依据,又从诉前程序的独立性、检察机关的谦抑性等方面论证增加申辩权的理论基础,初步探索增加申辩权的具体路径,为诉前申辩权的立法提供建议。

论我国检察民事公益诉权的研究路径

域外检察民事公益诉权呈现公共自主型和私人自主型两类,我国相关研究受此影响并在路径依赖下形成三种路径,即以“法律监督型诉权说”为主的公共自主路径、以“公益代表人诉权说”为主的私人自主路径,以及有限的折中性路径。国内检察民事公益诉权的研究路径延续了域外的路径分化以致缺乏研究共识。基于路径反思,我国相关研究应回归诉讼程序中的主体间沟通关系,柔化检察民事公益诉权的监督形式,在诉权和监督权的辩证关系中探索新路径。

检察机关保障城市弱势群体体育健康权的意义与路径

体育健康权是指社会成员人人享有的基本公共体育服务权利。对于该权利的落实,需要国家直接提供公共体育服务去满足和实现。实践中出于种种原因,城市弱势群体体育健康权的保障有很多不足。对此,立法机关因立法程序繁琐、现行立法过于宽泛而发挥作用较小;行政机关是保障城市弱势群体的主要机关,但其治理能力不足,且缺乏监督;司法机关因相关法律的粗疏、民众权利意识淡薄且缺乏动力提起诉讼等原因影响力较弱。检察机关相比其他国家机关具有独特优势,可以通过提起刑事、民事、行政公益诉讼,提出检察建议等方式来保障公民的体育健康权。

检察公益诉讼调查核实权的实践反思与制度重塑

调查核实权运用得当与否,直接影响公益诉讼检察职能的发挥。实践中,检查公益诉讼的调查核实权存在适用方式单一、强制性措施缺位、配套机制不足等问题,造成检察机关难以承担公益诉讼所要求的举证责任。分析26个省级地方性法规或政府规章文本,总结检察公益诉讼调查核实的成功经验,从规范调查核实方式的适用程序、健全调查核实的强制性措施、完善调查核实的配套机制等维度形塑调查核实权运行保障的应然路径。

知识产权检察公益诉讼机制的构建

知识产权检察公益诉讼是我国当前正在积极探索,旨在提高我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水平的重要举措。推行知识产权公益诉讼是贯彻国家知识产权强国战略、完善知识产权侵权规制机制和拓展检察机关诉讼职能的需要。我国现行法律体系中所预留的空间、知识产权的显著公益性以及前期较为丰富的实践经验为知识产权检察公益诉讼机制的推行提供了有利条件。当前,我国知识产权检察公益诉讼机制尚处于实践探索阶段,仍存在法律制度支持不足、检察机关知识产权保护履职能力不足、实践探索深度和广度不够等现实问题。为此,在我国构建知识产权检察公益诉讼机制的现实路径中,首要的是为知识产权检察公益诉讼提供法律层面的制度支持;同时,要进一步强化检察机关的知识产权保护履职能力;另外,还需继续扩大与深化知识产权检察公益诉讼的探索实践。

个人信息保护中检察公益诉权配置的根据

大数据时代的个人信息具有私有和公有双重属性,私益部分可描述为人格权,扩散性侵害个人信息权益的行为会损害公共利益,因此,从诉因及诉讼标的角度而言,个人信息保护可以纳入公益诉讼的范围内。检察机关以法定诉讼担当的方式获得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实施权既具有法律规范层面的可容许性,还具有加强个人信息保护的现实必要性。在行政监管乏力、民事私益救济动力不足、刑事治理重惩治轻补救的情况下,检察机关可以通过提起公益诉讼敦促行政机关依法履行保护个人信息安全的职责,弥补个人信息保护私益诉讼的不足,助力解决刑法保护个人信息安全力有不逮的难题,以此全面、系统地加强对个人信息的保护。

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四个法理问题

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益诉讼之法理问题,本质上就是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诉讼之正当性问题。其所涉及的核心命题是检察机关充当民事公益诉讼控诉方的缘由,以及公益性民事侵权需要由检察机关提起诉讼的理由。对此,可从公益代理人理论、公诉权理论、积极诉讼理论和社会正义理论四个层面作出系统阐述。其中,前两者分别从"谁是公共利益的代表人"和"如何实现公共利益之救济"等角度解答了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益诉讼之可能性问题;而后两者则从"谁会为公共利益积极诉讼"和"如何有效实现社会正义"等角度解决了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益诉讼之必要性问题。

从环境权到国家环境保护义务和环境公益诉讼

综合性的环境法律应以规范政府环境行为为主,从确认公众(主要是自然人)的环境权出发,规定国家的环境保护义务和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应明确"传统环境侵权责任、传统环境民事诉讼、传统行政诉讼"与"新型环境侵权责任、新型环境公益民事诉讼、新型环境公益行政诉讼"的联系与区别,明确"环境利益"、"环境损害"和"环境损害责任"的概念。环境权是维护公众环境利益的法律基础和依据;损害作为公众共用物的环境,就是侵犯公众的环境利益,就是侵犯公众的环境权;环境公益诉讼是因侵犯环境权而引起的诉讼,是对受到侵犯的环境权进行救济的主要途径;公民为了维护其环境权而提起环境公益诉讼,就是为了保护作为公众共用物的环境而提起诉讼。

我国妇女权益公益诉讼刍议

将妇女权益纳入公共利益有充分的理论基础、制度基础和实践基础。凡是能够纳入公共利益的妇女权益问题皆与对妇女基于性别的歧视密切相关,这类行为只要根源于男女不平等或构成对妇女基于性别的歧视,就可能成为公益诉讼的追诉对象。侵害妇女权益问题的系统性、顽固性、普遍性,妇女权益立法的虚化、弱化,权利保障制度的供给不足,个人救济的无效与局限等都使得将妇女权益纳入公益诉讼必要而迫切。近年来,经法律授权的公益诉讼积累了较为丰富的实践经验,构建起基本的制度储备,为妇女权益公益诉讼的开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以修订《妇女权益保障法》为契机,我国的妇女权益公益诉讼制度即将获得法律确认。未来该制度应考虑明确将家庭暴力行为纳入受案范围,赋予维护妇女权益的社会组织以公益起诉人资格,同时,应突出救济的示范意义和长效影响,以更好地实现公益诉讼的目的和初衷。

公益诉讼:妇女有效维权的新途径

新时期妇女权益保护日益受到挑战,呈现新的特点,传统法律包括妇女权益保护法律和三大诉讼法,在妇女维权方面具有局限性。这就需要创新思路,完善法律,创新维权机制。公益诉讼是妇女有效维权的新途径、新尝试,可有效地提高妇女维权工作的水平,但要设计相关程序和制度来配合公益诉讼。

论检察机关在国有资产流失案件中的定位

我国检察机关针对国有资产流失公益案件提起民事诉讼已有若干尝试,试图以西方检察机关为参照系,将我国检察机关的民事审判监督延伸至提起或参与公益诉讼的体系和逻辑之中。然而,我国检察机关身兼法律监督与公益代表两种角色在民事诉讼这一特定领域呈现出矛盾状态。这种矛盾深入我国司法体系,也有违相关司法程序的原则。检察机关应从督促起诉、支持起诉方面完成在国有资产流失案件中的角色定位。

行政公益诉讼中行政不作为认定的偏离与纠偏--以91个案例为样本

学界对“不依法履行职责”或“行政不作为”的探讨大多趋向于得出一个全面、统一、科学的认定规则,但研读案例后就会发现这并非易事,或是烦琐复杂的案件事实使然,抑或是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理论缺憾使然。诉辩审三方对行政不作为的认定各持己见实属正常,是作为对抗双方及审判一方的观点主张或权威判断。法院作为终局裁判者必须逐步形成一套自成逻辑的认定体系,一方面引导行政机关正确作为,另一方面指引检察机关提出更加贴合实践困境的检察建议;但就目前的实证分析来看,法院对阻却因素、检察建议的实质合法性、行政机关的程序性权利等都缺乏全面科学的认知。重新对这些重要因素进行科学考量,在很大程度上能够扫除不作为认定过程中的障碍。

检察机关提起环境公益诉讼之困境及解脱

2017年6月,我国《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经过修订,赋予了人民检察院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权力,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正式确立起来。从实践工作的具体情况来看,由检察机关提起环境公益诉讼在加强检察监督、促进依法行政、维护社会公益方面取得了较为良好的成效。但是当前环境公益诉讼中仍存在着检察机关诉讼地位不明、诉前程序不完善、案件来源单一等多方面的问题,亟待通过进一步的立法加以完善。

检察公益诉讼调查核实权的运行与保障机制探究

检察公益诉讼调查核实权具有融合法律监督的权力调查与诉讼担当的权利调查双重权能属性,但更偏向于权力型属性。检察机关应充分发挥主导性作用,加大立法供给,细化运行操作规程;引入专家辅助人,弥补办案专业性不足;构建证据调查令制度,明确惩罚性保障机制;建立行业约谈制度,发挥警示教育作用;构建联合惩戒制度,增强调查刚性保障;成立指挥中心,依托智慧科技,提升专业技术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