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w China’s Procuratorial Organs Protect Human Rights

EDITOR＇S NOTE： Following is a transcript of an interview by the Human Rights magazine with Jing Dali, chief procurator of the Hubei Provincial People＇s Procuratorate. Jing talked about how China＇s procuratorial work protects human rights in his province and what will be done to improve it.

For Better Procuratorial Work to Protect Human Rights

The Chinese Constitution calls for respecting and protecting human rights. And accordingly, people＇s procuratorates across the country take judicial 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s as their primary task. They are contributing to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human rights cause by getting involved in cracking down on crimes in violation of human rights while seeking to improve their own work.

论检察公益诉讼中的调查核实权

依据宪法和法律的规定,人民检察院是我国的法律监督机关。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保护社会公共利益、维护社会治理秩序是人民检察院行使法律监督职责的重要内容和途径。调查核实权是检察机关充分行使公益诉讼法律监督职能的必要手段,保障和服务公益诉讼的顺利开展。检察公益诉讼中的调查核实权作为一项基础权力,虽具有非强制性和有限性,但具有一定的刚性和权威性。为更好地贯彻二十大精神,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检察实践,应对公益诉讼不断发展的现实需求,应积极配合公益诉讼立法,在立法中对“调查核实”这一检察公益诉讼的核心环节加强规范,对调查核实权的属性、权力边界和运用程序予以进一步明确和细化。

民事虚假调解检察监督程序的检视与优化

作为民事虚假调解检察监督机制的关键一环,检察监督程序的有序展开和运行对该机制实效的发挥具有重要意义。现阶段,规则层面对该程序的设计较为空泛,具体操作流程亦未得以细化。应以精准监督、协同监督和适度监督的标准指导具体程序的布设与改进,从明确受理条件、拓宽受案范围和健全线索获取机制等角度改进案件受理程序,从强化调查核实权效力、厘清不同监督方式适用界限以及构建诉中监督机制等方面优化案件办理程序,从而增强监督程序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切实提升民事虚假调解检察监督的质效。

公益诉讼中检察谦抑性原则的理论与应用

检察公益诉讼的顺利开展关乎检察权作用时机、检察权与行政权以及和私人权利关系的互动问题。在公益诉讼的启动上,人民检察院应以检察谦抑性原则为基本要求和追求,避免权力行使突破边界,并与民间代表力量充分协调,呵护民间自治力量的发展。在检察权和行政权关系问题上,应当厘清两类公权力的核心差异,合理划分二者的作用范围和边界,避免权力发生混淆和重叠。在检察权和私人权益的关系中,应当秉承公权行使保障私人权益的理念,注重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的均衡,避免绝对追求公益实现,忽视私益保护的情况发生。

审判阶段涉案企业合规改革检法衔接协同问题探究

人民法院如何接纳、吸收检察机关已经取得的合规成果,可以从厘清“检察主导”与“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法律关系、调试企业合规与认罪认罚从宽的关系以及处理合规运行中的技术情形等三方面探究。“检察主导”与“以审判为中心”在合规启动决定权归属、合规过程掌控权以及合规成果转化等方面存在矛盾。检法的合规控制权冲突可以被调和,检察机关侧重于过程控制,审判机关侧重于实体控制。企业合规可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融合构建,且是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单位犯罪治理方面的深化,可通过认罪因素对合规的影响、量刑建议在合规中的定位、量刑建议材料优化等角度描述二者的融合表现。企业合规的适用条件应当符合改革目的,需关注审前合规与审判合规的衔接,法院为合规顺利开展提供的诉讼技术支持,以及撤回起诉的程序法与实体法区别等问题。人民法院应以“独立评估”模式参加一审阶段的企业合规,以“法院主导”模式参加二审上诉阶段的企业合规。

环境司法服务乡村生态振兴的逻辑展开

环境司法服务乡村生态振兴构成一个显性议题。《宪法》新发展理念以及生态环境国家目标任务对司法权履行乡村环境治理职责提供了规范依据。中国党政体制形塑之下的环境司法具有特殊回应机能,在实现环境正义的同时能够产生治理叠加效应。体制变革之后的国家检察机关能够有效承接立法权、有机整合行政权和有序对接审判权,在制约行政权方面凸显出不同于法院审判权的特殊意涵,实现了“行政主治”与“司法督促”的良性互动。检察机关通过发挥政府履职的承接者和监督者、条块联动协调者、多元参与组织者、治理机制稳定器等功能,消解政府主导乡村环境治理机制的牴牾、缺位、僵化,赋予环境司法服务乡村生态振兴新的内涵。同时,环境司法服务乡村生态振兴也存在着过度扩张、忽略过程监督、政治俘获和过度竞赛等风险,需要采取措施予以应对。

我国检察听证制度的诉讼功能及其实现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人民检察院审查案件听证工作规定》是检察机关开展案件检察听证的工作遵循,对于改变已有检察权运行模式,实现检察权运行适度司法化具有显著的推进作用。但是,推进检察听证法治化仍需进一步加强检察听证立法,界定检察听证普通程序模式和简易程序模式的适用案件范围及程序区别,充分体现检察听证的诉讼价值蕴涵。检察听证制度虽然已经通过最高人民检察院《规定》被确立,但是检察听证的法治化并不能一蹴而就,需要在《规定》基础上继续交流经验、创新工作模式、完善立法,充分体现检察听证制度本身的诉讼价值内容。应当借鉴检察听证制度的成功经验,逐步建立侦查阶段和审判阶段听证制度,使司法听证能够形成相对完整的工作机制。

法律人工智能:检察改革的“阿里阿德涅线团”?

新一轮司法改革旨在建立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为此,改革在公诉证据领域进行了一系列制度重构,以期衡平证据形式价值与实质价值、贯彻证据裁判原则。制度改造路径意期建立证据的外部监控机制以保障证据质量,然则这亦导致证据“事实确证”实质价值与形式价值难以衡平。法律人工智能由于具备高度形式理性,与改革目标具有同构性,被决策者寄予了作为“阿里阿德涅线团”、架设建立在司法主体上的内在辅助机制、重构证据制度结构、衡平证据的形式价值与实质价值的功能预期。但是,法律人工智能作为主体外的辅助机制,终究不能作为改革的治本之策,不然可能导致“伊卡洛斯之翼”式的悲剧。唯有从根本上提升司法人员的素质与意识,结合技术路径,才能造就改革真正的“阿里阿德涅线团”。

职务犯罪治理视域下监察监督与检察监督的关系研究

在职务犯罪治理视域下,监察监督和检察监督有着各自的规范意蕴,二者之间存在着共性与差异性。从宏观层面来看,监察监督和检察监督均能对公权力起到约束和规范作用,在监督目标上具有一定的同向性。但从微观层面来看,二者的监督对象、监督阶段、监督范围和监督方式均有所不同。当前,监察监督与检察监督的关系也面临着一些困境。在配合关系上,监察监督与检察监督的沟通协调机制仍不够完善。在制约关系上,集中体现为检察监督对监察监督的制约不足。应当重塑监察监督与检察监督的关系,通过进一步完善二者之间的沟通协调机制,加强检察监督对监察监督的制约,平衡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而实现职务犯罪的有效治理,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纵深发展。

民事公益诉讼的功能分类和程序分野

民事公益诉讼入法的十余年间,司法实践的发展形态与立法者的设想并不完全一致。检察机关迅速在公益诉讼中处于一家独大的领导者角色,在起到积极作用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可能的隐患。面向未来,应当区分民事公益诉讼的法律监督功能和纠纷解决功能,并根据两个功能配置不同的程序规定,在坚持检察机关主导诉前程序的同时,强化法院审判权在公益诉讼程序中的主导作用,以此实现从一家独大到双轮驱动的转变,更好地实现民事公益诉讼的价值和目的。

家事检察公益诉讼制度的证成:价值、理论与实践

将检察公益诉讼的受案范围拓展至家事领域可以从价值、理论及实践层面予以证成。建构家事检察公益诉讼制度既体现检察机关所具有的查明案件事实、补足两造对立的对审结构等司法功能,也彰显了保护家事公益的社会价值;部分家事案件具备公益性特征、宪法层面社会治理性监督权的贯彻以及法定诉讼担当理论为该制度的建构提供了理论支撑;相关法律规定存在的预留拓展空间、党和国家的政策指引、地方有关机关和部门的立法与发文支持及地方有关检察机关的实践经验与探索,证明了该制度的建构具备实践可能性。

专门立法进程下公益诉讼发展进路的系统检视

我国公益诉讼的创制自始预设“公益维护”价值目标,其十多年显性发展历程包含四个“逻辑阶段”;德国团体诉讼的演进动力源于“公益属性”二阶进化,其百余年显性历程塑造立体化制度架构。制度功能的契合使未曾交集的两者暗含逻辑共性,发展进路的差异使这种共性呈现“片段化”特征。“超激进实用主义”进路之下,检察行政公益诉讼创制由司法引领,立法和配套解释同步以确保制度不断齐备,从而迅速定型;民事公益诉讼创制却由立法先导,“超简化”立法未能确保“给付之诉”完整创设以持续其司法展开进程,陷入发展进路危机。未来,应立足党的二十大报告关于“完善公益诉讼制度”的明确要求,依托已纳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一类项目之《检察公益诉讼法》(《公益诉讼法》一并考虑)立法进程,统合公益诉讼零散的制度规则。为此,检察行政公益诉讼固可安享“超激进实用主义”进路的红利,民事公益诉讼却须系统调适发展进路。

地理信息技术赋能流域环境检察监督的路径与实践研究

近年来,湖北省各检察机关在应用地理信息技术赋能自身履职方面取得了诸多成效。相关技术不仅改善了检察监督的工作效率,提高了办案人员的调查取证能力,还推动了法律监督窗口的适当前移,有利于流域治理主体间的协同配合。理论上,地理信息技术赋能流域环境检察监督的主要路径可概括为数据收集共享、算法自动分析、人工核查研判、模型优化更新4个步骤。实践中,当前流域检察监督对地理信息技术的应用尚处于初级阶段,因此检察机关今后可考虑在参与地方时空数据平台建设、健全外聘技术专家库等方面发力,不断提升自身数字化水平。

诉源治理语境下对规范性文件的检察监督——以生效行政裁判为中心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53条规定原告一并请求审查规范性文件的立法目的,在于从源头和行政行为依据上避免违法行为、解决行政争议。规范性文件检察监督既是检察机关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举措,也是检察机关作为“保障国家法律统一正确实施的司法机关”的职责所在。规范性文件检察监督,既可以依当事人申请启动,也可以依职权发现启动。人民法院合法性认定错误是否属于检察机关行政诉讼监督范围,需要结合案件实际情况判定:对于规范性文件合法性认定错误,导致“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法规确有错误的”,按照监督规则应当提请抗诉,也可考虑以再审检察建议的方式进行监督;在适用《人民检察院行政诉讼监督规则》第97条时,则需要从立法体制和备案审查制度发展的角度全面检视、理解、把握。

检察公益诉讼调查核实权的运行现状及制度保障

检察公益诉讼调查核实权是检察机关开展公益诉讼的基础性权力,对于实现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维护实体公正、推进诉讼程序具有积极意义。该权力在运行中仍存在被调查对象配合度不足、权力适用失范、调查核实成本过高等现象。因此,为了确保检察机关正确理解并合理行使该权力,应当赋予调查核实权以强制力、完善立法供给、明确检察机关行使调查核实权的目的、优化鉴定配套机制等,从而为检察公益诉讼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

个人信息保护民事公益诉讼的适用研究

个人信息的公共属性是个人信息民事公益诉讼的正当性基础,《个人信息保护法》是个人信息民事公益诉讼的法律基础。作为一般性规范,《个人信息保护法》第70条仅对提起个人信息保护民事公益诉讼的起诉条件、起诉主体进行了初步规范。针对适用过程中存在的不足,文章提出在起诉条件上,“众多”不仅要考虑人数的多寡,还要考虑信息本身,要以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为实质要件;在起诉顺位上,应肯定检察机关在既有实践中的重要作用,将其作为提起个人信息民事公益诉讼的第一顺位;在责任承担上,不应把损害赔偿视为主要法律责任,不宜适用惩罚性赔偿。

检察机关参与诉源治理的角色定位及实践路径

诉源治理作为社会治理理念的实践创新成果之一,注重从源头预防化解矛盾纠纷。目前,诉源治理理念的内涵逻辑基本明晰,诉源治理制度的体系框架逐步确立。同样,依法履行法律监督职能的检察机关如何参与诉源治理,则成为提升司法机关诉源治理能力以及健全诉源治理体系的新命题。检察机关作为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部门,应当从自身法定职能及要求出发,以“法律监督者”和“法治保障者”的角色定位来整合相关社会治理资源,为诉源治理体系注入法治化和规范化的力量,努力以非诉讼矛盾纠纷的预防化解和诉讼内矛盾纠纷的预防化解两条途径来构建与完善诉源治理的实践路径,从而实现检察机关参与社会治理的司法性职能和治理性职能之间的有效衔接,以推动诉源治理社会共治体系的形成。

无障碍环境建设公益诉讼制度的反思与优化

《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第63条首次在国家立法层面专门规定了无障碍环境建设公益诉讼制度,该规定对于推进无障碍环境建设、维护不特定主体无障碍权益具有里程碑意义。对我国无障碍环境建设公益诉讼制度进行反思与优化,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通过研究发现,要正确实施无障碍环境建设公益诉讼制度,实现维护不特定主体无障碍权益的目的,应以《立法法》第99条的规定为依据,在无障碍环境建设公益诉讼领域优先适用《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第63条的规定,并通过科学界定违法行为的范围,赋予残疾人联合会等群团组织民事公益诉权,确立以行政公益诉讼为优先、以民事公益诉讼为补充的诉讼顺位以及明确检察建议的类型与制发对象等方式,全面优化我国的无障碍环境建设公益诉讼制度。

近现代中国监察派驻机构的影响因素、演进特点及历史功能

近现代监察派驻机构历来是学界关注的重要议题之一。通过历史梳理后不难发现,政治诉求、改革驱动、外部冲击和具体事件等因素的综合作用推动了近现代中国监察派驻机构的变革,形成其发展演进的迟缓性、改良性和断点性等特点,也客观造就了派驻监督不受重视、机构设置不够合理、缺乏有效监督制约等局限。然而,即便如此,作为古代与当代衔接转型的近现代监察派驻机构对监察法的创新、二元行诉模式的摸索和边区纪检监察派驻机构的局部探索等方面的积极意义与当代启示是值得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