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udy on the Emission Reduction Effect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ax—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the Change of Pollution Charge Standard in China?

This paper reflects the actual effect of China’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ax by empirically analyzing the environmental effect of the emission fee,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China’s environmental tax reform. Based on the traditional environmental “Kuznets” model, the factor of environmental tax is added to verify the effect of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of environmental tax.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improvement of sulfur dioxide emission charge standard can effectively inhibit industrial sulfur dioxide emission, which verifies the existence of environmental effect of pollution levy policies. 2) The improvement of sewage charge standard has better inhibitory effect on sulfur dioxide emission per unit GDP than on sulfur dioxide emission. 3) There is regional heterogeneity in the “emission reduction” effect of sulfur dioxide emission charges in the eastern,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of China. Pollutants should be taxed differently according to regional differences. 4) Economic growth and sulfur dioxide emission show an inverted “U” shape, China is still in the stage before the inflection point of EKC. Economic growth still takes environmental damage as the cost, and the “emission reduction” effect of technological progress is not ideal, which reveals the urgency of increasing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in the field of gree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under the current situation.

考虑碳税政策的组合型可复用容器押金策略研究

近年来,全球经济迅速发展,产业发展与环境污染的矛盾也日渐突出,可复用容器的出现为解决此矛盾提供了可行方案。本文在外卖餐饮行业背景下,基于碳税政策,考虑供应商使用组合型可复用容器装运产品。通过建立收取容器押金和不收取容器押金下的两种优化模型,本文探究了押金策略对供应商容器运作、碳排放量的影响,最后以某外卖餐饮公司为例进行了数值分析。结果表明,首先,供应商应当保持较小的容器丢失率且不收取押金,或者保持较高的单位时间最大市场需求量且收取押金。此外,收取押金总能减少供应商的碳排放,因此供应商可以通过收取押金降低碳排放量。另外,收取押金可以降低供应商每周期投入使用的容器数量,不收取押金可以降低供应商每周期的容器采购次数。最后,碳排放系数和碳税对供应商碳排放量的作用是相反的,而采购、检查清洗维修环节碳排放系数与碳税对容器押金的作用是相同的。本文可为组合型可复用容器的运作管理提供一定的参考。

不同碳税政策对外包再制造的影响

为研究外包再制造模式下不同碳税政策对再制造供应链的影响,考虑3种碳税政策:统一碳税政策、单向提高新产品碳税政策和单向降低再造品碳税政策,基于外包再制造模式构建原始制造商和再制造商博弈模型,对比3种碳税政策对企业最优决策及环境的影响。结果表明:在单向提高新产品碳税政策下,两种产品的零售价最高,在统一碳税政策下,新产品的需求量最高,再造品的需求量最低;原始制造商可以提高单位外包费来刺激再造品需求;当再造品与新产品单位碳排放的比值低于再造品支付价格的折扣系数时,政府对两种产品征收不同的碳税价格能够降低对环境的影响,刺激再造品需求。该研究可为政府选择恰当的碳税政策提供依据,为企业在碳税政策下的运营决策提供理论支持。

考虑低碳政策和权力结构的低碳供应链减排决策比较研究

在权力结构不对等和低碳政策背景下,为促进企业积极减排,并帮助政府制定合适的碳减排政策,有必要探究低碳供应链权力结构与政府不同碳政策之间的内在联系。因此,基于补贴和碳税政策,分别构建制造商主导和零售商主导的Stackelberg博弈模型,研究不同情形下的低碳供应链减排决策问题。研究表明:①当政府实施补贴政策时,如果消费者环保意识较弱,零售商权力结构能增强补贴对碳减排、企业(制造商和零售商)利润的积极效果;如果消费者环保意识较强,零售商权力结构仅对制造商不利。②当政府实施碳税政策时,何种权力结构能降低(增强)碳税对碳减排和零售商利润的负面(正面)影响,取决于初始单位碳排放量大小;对制造商而言,零售商权力结构不仅可以减轻碳税对利润的负面影响,还能使碳税增加其利润。此外,补贴政策的最大减排效率与权力结构无关,而碳税政策的最大减排效率在零售商权力结构下更高。③在制造商主导下,当满足一定条件时,与碳税政策相比,补贴政策对环境、消费者和低碳供应链整体来说更具优势;但在零售商主导下,两种不同的碳政策都存在效果更佳的可能性,这取决于初始单位碳排放量和补贴力度。

碳税政策下考虑三重底线的低碳供应链优化决策及协调

本文研究了碳税政策下考虑三重底线的低碳供应链优化协调问题.首先研究集中式供应链模型的决策问题,考虑批发价格契约下四种不同的分散式供应链模型:模型Ⅰ、模型Ⅱ、模型Ⅲ和模型Ⅳ.然后考虑两部定价契约下四种不同的分散式低碳供应链模型:模型Ⅰ-LTT、模型Ⅱ-LTT、模型Ⅲ-LTT和模型Ⅳ-LTT.研究结果表明:两部定价契约可以完美协调模型Ⅰ-LTT和模型Ⅲ-LTT下的低碳供应链,同时可以在模型Ⅱ-LTT和模型Ⅳ-LTT中实现低碳供应链的帕累托改进.最后进行数值分析,分析碳税和碳减排投资系数对契约协调前后供应链的总利润的影响.本文为低碳企业的减排策略和契约选择提供了可靠的理论依据.

碳税征收对我国宏观经济和石化产业影响

碳税是国际上碳定价机制的重要形式之一。在我国,适时开征碳税,对于指引产业发挥税收政策对绿色低碳发展作用、有效弥补碳交易定价缺陷、实现“双碳”目标意义重大。该文基于最新的投入产出表,构建中国碳税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采用动态碳税调整机制,模拟分析碳税征收对宏观经济和产业经济的影响。研究发现,征收碳税将对我国GDP、出口、居民收入等经济指标造成负面影响,但会抑制高耗能行业发展,从而优化产业结构;对于石化产业,实施碳税会降低医药制品价格,提升其市场竞争力,但会导致基础化学原料等高碳排行业产出和出口的双重下降;引导消费者选择低碳环保产品,从而降低传统橡塑制品产出;综合来看,实施碳税会显著降低高耗能石化行业化石能源消耗和碳排总量,降幅超过全社会平均水平,有利于推动石化行业低碳发展。

绿色财政会增强绿色金融的减排效果吗?——基于减污降碳视角

绿色金融作为重要的减排工具,在合理的绿色财政引导下,有助于放大资源配置效能,强化减污降碳效应。基于此,本文以2007—2020年中国内地30个省区市(不含西藏)的省级面板数据为样本,采取双向固定效应和门槛效应模型,探索绿色金融的减污降碳效应及绿色财政的门槛效应。研究发现:(1)绿色金融存在显著的减污降碳效应,且减污效应大于降碳效应。(2)绿色金融可通过优化产业结构抑制污染物和二氧化碳排放。(3)绿色税收和绿色财政支出对绿色金融具有门槛效应。当绿色税收规模处于0.12%—2.41%之间时,有助于增强绿色金融的减污效应,同时确保其降碳效应。当绿色财政支出规模处于4.16%—4.21%,有助于提高绿色金融的减污效应。(4)相较于绿色税收,绿色财政支出治理大气污染物和二氧化碳的效果更为明显。研究结论为完善绿色金融制度、优化绿色税收和绿色财政支出提供政策启示,有助于进一步推进减污降碳。

环境保护税、碳交易与中国工业减污降碳协同增效

环境保护税是减少污染物排放的重要政策工具,碳交易是控制碳排放的重要政策工具,而污染物排放与碳排放往往具有同源性,因此环境保护税政策和碳交易政策在减污降碳方面具有内在协同关系。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是持续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根本途径。该研究构建了中国工业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系统动力学评估模型,着重研究环境保护税税额、碳交易免费配额比例、碳交易价格等政策变动及政策组合变动对工业污染物和CO_(2)排放的影响及其减污降碳协同效应。研究表明:①环境保护税政策和碳交易政策均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工业污染物和CO_(2)排放,体现了环境政策自身的减污降碳协同效应。②环境保护税政策和碳交易政策同时实施的减污降碳效应则更加明显,体现了不同环境政策之间的减污降碳协同效应。③两种政策的协同效应在各自政策强度发生改变时表现出复杂的变化情形。具体表现为当采取更严格环境保护税政策时,其碳减排效应也会相应增强;当实施更加严格的碳交易政策时,对具有同源性的工业固废和工业废气排放的协同效应随之增强。这两种情景均表明环境保护税政策和碳交易政策在同源污染物减排方面存在着杠杆效应,而严格的碳交易政策对工业废水排放减排存在一定程度上的挤出效应。④环境保护税和碳交易政策的实施可以倒逼工业企业加大环境治理和清洁能源开发投资,而科技投入力度的提高不仅可以提升工业污染物和CO_(2)减排效果、增强协同效应,还可以缓解环境规制带来的负面影响。根据结论,提出适当提高环境保护税税额、修订完善环境政策避免政策挤出效应等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政策建议。

基于微分博弈的政府企业污染控制与最优环境政策分析

在考虑污染容量动态变化基础上,建立了政府与企业间环境政策选择的微分博弈模型,得到排放标准、排污税、排污权交易以及排污税与减排补贴混合政策四种情形下反馈纳什均衡并进行对比分析。结论表明,若企业间减排成本相同,排放标准、排污税与排污权交易具有等价性,且环境效益优于混合政策,仅当环境受到的伤害小于一定值时,混合政策下的社会福利才优于其他政策;当企业间减排成本不同时,排污税与排污权交易同样等价,排放标准下的环境效益低于排污税和排污权交易,混合政策下的环境效益最低。最后,通过数值仿真分析了污染容量与社会福利的动态轨迹,为政府有效治理污染提供了科学依据。

碳税与碳排放权交易的政策选择与搭配——基于国际比较的分析

碳税和碳排放权交易是实现碳减排的重要手段,两者功能上各有侧重、互补性较强。相对而言,碳税对经济社会的影响较大,在经济基础好、能源禀赋好的国家推行较为顺利;碳排放权交易因免费配额的存在,市场接受度较高。目前,欧盟已实现了两项制度的结合,在碳税征收主体中排除碳交易机制覆盖主体,将碳税作为碳交易市场化调控定价的重要补充手段,较好解决了减排政策的覆盖面和碳定价机制的问题。建议我国积极研究碳税方案,待碳交易市场成熟、经济相对平稳时试点征收碳税,并在覆盖主体和定价机制方面注重两项制度的协调。

混合碳政策对双渠道供应链定价与减排决策的影响研究

构建了不同决策模式下由单一制造商和零售商组成的双渠道供应链Stackelberg博弈模型,通过模型求解得出企业最优定价与减排决策,并分析碳税税率、碳排放限额对产品碳减排率及定价的影响。研究表明,政府针对不同碳排放类型企业应实施差异化混合碳政策:对于高减排投资效率清洁型制造商和高减排投资效率中间型制造商,政府加强碳政策约束能激励制造商减排且不会提高产品价格;对于低减排投资效率清洁型制造商,加强碳政策约束能提高碳减排率但也会提高产品价格,此时政府可对消费者提供适当补贴;对于低减排投资效率中间型制造商和污染型制造商,加强碳政策约束会降低产品碳减排率,且企业会将碳支出成本通过提高产品价格转移给消费者,对此政府可提供适当碳减排技术研发补贴以提高企业减排积极性。

结构性政策对绿色低碳发展的作用——基于DSGE模型的分析

绿色低碳发展是社会经济的一种结构性调整,同时也面临着诸如绿色外部性等问题。根据以往研究和实践经验,结构性政策往往是解决结构性矛盾的有效方法。本文通过构建包含清洁型、污染型两类异质性企业的DSGE模型,创新性地将污染企业碳排放对社会产生的环境负面影响作为一种使居民产生“无效消费”的负外部性引入模型,研究了定向贴息、定向降准、绿色再贷款、碳税等四种结构性政策对绿色低碳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对于总产出而言,除贴息影响不大外,另外三种结构性政策的正向冲击均有较明显的负面影响;对于碳存量而言,定向降准、绿色再贷款和碳税的正向冲击都有显著抑制作用。基于此,本文结合绿色低碳发展实践提出相应政策建议,以期为构建绿色低碳发展政策体系提供参考。

“双碳”背景下财政货币政策协调联动研究——基于DSGE的情景模拟

“双碳”目标的达成不是简单的减少碳排放量,而是在碳排放约束下实现更高质量的经济发展,平衡稳增长和促减排之间的关系。本文应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通过开展多情景政策模拟,分别考察碳税与碳减排支持工具的经济影响、作用机制及协调联动效果。研究发现:一是碳税工具虽然可以促进碳减排,但也会引发经济收缩,使金融体系面临较大转型风险,而碳减排支持工具虽然能够有效缓解经济下行压力及转型风险,但碳减排效果有限;二是碳税和碳减排支持工具协调联动既能缓解经济收缩压力、控制转型风险,又有显著的碳减排效果,能够在稳增长和促减排之间达到较好的平衡;三是居民消费偏好和绿色与非绿色产品之间的替代弹性大小,对两种工具在缓解经济收缩、控制转型风险及促进碳减排等方面的政策效果具有边际改善作用。

资源政策调整对减排和环境福利影响——以煤炭资源税改革为例

随着环境污染加剧,我国减排形势日益严峻,但目前资源政策设计过度关注社会经济影响,较少涉及减排和环境福利,不利于生态文明建设和社会可持续发展.本文构建动态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dynamic 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简称动态CGE模型),以煤炭资源税改革为研究对象模拟资源政策调整的长期影响,分别采用煤炭资源税率调整和资源价值补偿政策场景,探索资源政策调整对促进减排和改善环境福利的作用.研究表明:总体而言,资源政策调整有利于促进减排和环境福利,但不同政策方案设计产生的影响差异性较大;煤炭资源税率提高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资源消费,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和人均资源盈余,降低环境损失;而资源价值补偿政策实施将对我国环境质量改善产生积极作用,可以有效提高环境福利;因此,在减排和环境福利综合视角下,煤炭资源税改革必须注重资源政策方案设计的协调性和完整性,才能有效发挥资源政策对环境系统的有效引导和激励作用.

环境政策创新:论在中国开征环境税收

在中国经济转型以及经济全球化的社会经济背景下 ,分析了在中国实施环境税收制度的必要性与可能性。从制度分析的角度剖析了环境税收制度相比于命令 控制型政策、排污收费制度和排污许可证制度的优势 ,从而从理论与实践两方面探讨了在中国进行环境政策创新 ,开征环境税收的重要意义 ,认为在短期内 ,排污权交易政策的制度条件尚不成熟 ,环境政策体系应该采取税费并存逐步过渡到以环境税收为主的方式。

气候政策的经济环境效应分析——基于碳税政策、碳排放配额与碳排放权交易的政策视角

基于两国企业存在碳减排效率差异的实际状况,构建了两国政府选择碳税、碳排放配额或碳排放权交易政策,以及企业选择碳减排水平的两阶段博弈模型,并运用逆向求解法求出了均衡解,发现两国政府均选择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可以成为最优的气候政策组合。从全球福利和环境效应来看,该最优政策组合既可改善全球福利,也可显著降低碳排放总量;从经济效应来看,两国均选择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并不能完全提高各国贸易效应和市场效应。研究表明,发达国家之间容易建立碳交易市场,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加入全球碳交易还需时日。

高耗能企业节能减排税收政策效应实证研究

近年来，能源短缺和环境污染问题日益突出，运用税收政策来认识和解决节能减排问题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也是国内外学者研究的热点。以高耗能企业1996～2012年单位产值能耗和排放以及税收收入等数据为基础，利用 Engle - Granger 方法，分析了税收对高耗能企业节能减排的政策效应，实证结果表明：用于节能减排的增值税收入在全部税收收入中的比重与中国高耗能企业单位产值能耗（或单位产值排放）显著负相关，节能减排增值税税收政策能够有效促进高耗能企业节能减排；用于节能减排的消费税和资源税收入在全部税收收入的比重与中国高耗能企业单位产值能耗（或单位产值排放）正相关，消费税和资源税节能减排政策在高耗能企业的节能减排过程中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扩大消费税和资源税征收范围，提高其征收税率，优化增值税税率，调整资源税计税依据，适时改革其价内税制度等改革措施，以促进高耗能企业节能减排税收政策效应的发挥。

加入WTO后我国排污收费制度重构探讨

中国入世以后 ,本已沉疴在身的排污收费制度如何适应经济全球化的要求 ,既当好我国环境保护的排头兵 ,又不成为国际贸易壁垒 ,是新世纪所面临的两难选择。平等、透明。

环境财税政策与金融支持的碳减排治理效应--基于财政与金融相结合的视角

从财政与金融联合治理碳排放出发,运用外部性与庇古税、科斯定理和协同治理理论阐释环境财税政策与金融支持对碳排放的作用机理,认为环境财税政策与金融支持共同影响碳排放;利用1999—2014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构建动态面板模型,采用GMM两步法实证检验环境财税政策与金融支持对碳排放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环境财税政策与碳排放显著负相关,获得金融支持较大的省份,其环境财税政策的碳减排效应更明显,金融低碳度与碳排放显著正相关。因此,政府应加大环境治理财税改革,加快发展碳金融;同时深化能源价格改革和产业结构升级,充分发挥环境财税政策与金融支持的碳减排联合治理效应。

复合的碳税和碳排放权交易政策:欧盟的经验与启示

欧盟最初实施碳税主要基于财税的目的,实现税负的转移。由单一实施碳税和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到复合运用的演变历程,既涉及政治阻力因素,也涉及能源市场结构因素。有效的复合碳税和碳排放权交易政策,被认为对促进区域节能减排(尤其是二氧化碳减排)及减排技术的创新能够起到积极的作用。中国实施复合与兼容的碳税和碳排放权交易政策,既是现实减排的客观需要,也是通过有效的财税政策组合、实现国家高质量环境治理的必然结果。因此,当务之急是(1)充分考虑到相关利益主体的可接受度,推出可行的政策组合;(2)基于不同区域的能源禀赋与消费结构,实施适宜地区可持续发展的精准政策组合;(3)构建阳光透明、有利于区域协调发展的体制机制促进政策组合,并能够积极稳妥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