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江韩氏妇科对“肝肾同源”理论的传承应用

“肝肾同源”最早见于《易经》,医学概念源自《黄帝内经》。五行中肝属木,肾属水,水生木,肾为肝之母,肝为肾之子,肝肾同源,乙癸同源,精血互生互化,二者在生理上互相联系,病理上互相影响。龙江韩氏妇科历代医家重视“肝肾同源”理论,发展并应用于指导临床。龙江韩式妇科奠基人韩百灵教授,最早提出“肝肾学说”,其子韩延华教授作为代表性传承人,在韩百灵教授的理论思想指导下,创新性提出“肝主冲任”理论,并创立百灵育阴汤、补肾活血调经汤和百灵调肝汤等代表性方剂,运用于临床不孕症、闭经和月经先后不定期的治疗中,取得良效。本文围绕“肝肾同源”理论,追溯其起源,阐述韩氏妇科对其传承及应用,体现中医理论的传承和创新,为妇科同行提供借鉴。

教授治学与教授治校:一个似是而非的争论

教授治学与教授治校在中国作为备受争议的一对学术概念,既存在差异又相互联系。治学与治校的合法性来源不同,治学表示学术事务的治理权,是一种知识权力;而治校则指向学术组织的治理权,是一种组织权力,二者产生关联起源于学术活动的组织化。治学与治校并不存在严格的二分,学校事务以学术事务为核心,学术治理离不开学校治理的支持,教授治学与治校本身是一个连续体,而不是对立面。无论是教授治学还是治校,其核心都是对中国大学内部治理模式的探索,旨在重建以学术权力为核心的制度框架和组织结构。

教授治学的演化、局限及其中国困境

教授治学的形成与发展存在着两条线索:一条发轫于欧洲中世纪大学,主要是传统的延续;另一条发轫于美国大学,主要是探索高深学问的需要。无论是何者,教授治学都有其局限性。教授治学在中国的困境,根本原因在于缺乏其生存与发展所需要的本土思想和文化的理解与支持。推行教授治学,既需要落实和扩大高校自主办学权,更需要教授自觉致力于学术事业,养成独立思想和自由精神。

“教授治学”的困境与“大学章程”的破解之道

教授治学是建立和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的重要内容,由于文化、历史等多种原因,当前教授治学面临着诸多的现实困境。作为高校"宪章",大学章程是破解困境的有力"武器",是教授治学得以实现的重要保障。大学章程要厘清大学与政府关系,推进政校分开、管办分离,充分尊重高校的办学自主权,为教授治学创造前提条件;要厘清高校内部治理各权力的边界,去行政化,实现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和谐共舞;要回归学术本位,切实发挥学术委员会等学术组织的学术权力,确保教授治学及学术权力的实施有切实的平台和抓手。

教授治学的文化困境与出路

教授治学是当前大学内部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是教授参与学术管理和大学事务管理的重要表现,既能促进大学管理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也能彰显大学特色。然而,教授治学存在一定的影响因素,包括政治因素、经济因素等,其中文化阻隔是重要因素。为此,我们需要形成教授治学的观念文化,构建教授治学的制度文化,形成教授治学的行为文化。

普通公立高校二级学院内部治理结构的优化设计

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需要通过体制机制改革来激发高校内生动力和活力,而高校体制机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就是二级学院内部治理结构改革。二级学院内部治理结构主要内容就是学院内部与办学利益相关的师生员工(民主)、教授委员会(学术)、院务会议(行政)和党委会(政治)之间各种权力的分配、制约和利益实现的制度设计。而"学术委员会决策和党政共同治理下的院长负责制"是二级学院创新内部治理结构的有效模式,其核心是依托教授决策、党政共同治理、民主监督管理和院长牵头负责。

学院自治:大学内部治理结构优化的路径选择

现代大学内部治理结构的困境是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失衡。改革的核心是分权和制衡。教授治校、教授治学等横向分权都无法落到实处,而纵向分权,实施学院自治是改革路径,即:学校党政、职能部门、学术权力机构下放治理权,让学院教授委员会行使学院决策权,院长行使执行权,学校党政领导集体及全院教职工行使监督权,从而形成分权与制衡的大学内部治理结构。

依法治校视野下教授治学学术治理模式的构建

高校教授治学学术治理模式,是西方发达国家教授治校理念与中国高校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特色大学制度的内在要求和重要内容。依法治校与教授治学二者在维护高校办学自主权,完善高校决策、执行、监督权力制约与协调机制,平衡高校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确立高校以人为本和师生主体地位,形成高校民主与法治文化等方面均有契合之处。在依法治校视野下,构建和完善高校教授治学学术治理模式,需要从营造法治文化、健全法律法规、完善组织制度、构建程序规则等方面入手。

高校内部治理中教师权力的谱系分析

高校内部治理中的"教师权力"不同于"教授权力"。从高校内部治理中教师权力变迁的谱系分析中可以发现教师权力的依据主要包括知识、组织设计、外部制度和集体行动。教师权力的知识性会导致教师权力过度集中于教授群体,以教授的权力代替了教师的权力。当普通教师以个体的形式存在于学校内部权力体系之中时,他们的权力尽管往往被教授的权力、行政的权力所抑制,但是并不意味着他们的权力运作完全消失。

教授委员会在高校二级学院治理结构中的地位

目前我国高校在二级学院层面上的决策组织为"党政联席会",这是2010年修订的《中国共产党普通高等学校基层组织工作条例》做出的明确规定;与此同时,一些高校积极探索"教授治学",在二级学院层面建立了具有决策职能的教授委员会组织。党政联席会和教授委员会都具有决策职能,厘清它们之间的关系对正常开展工作十分必要。笔者建议:我国高校二级学院建立党、政、学三者共同负责、分工合作的机制,实行"党政学联席会"制度;修订相关法律法规,对学术权力组织在大学治理结构中的地位做出明确规定。

从蔡元培北大改革看大学学术权力的制度构建——基于组织新制度主义的视角

蔡元培先生在北大推行的改革,从制度层面正式确立了以教授治校为具体形式的大学学术权力制度,进而开启了中国大学的现代化进程。从此次北大改革实践来看,大学学术权力的制度构建有必要在积极营造良性制度环境的条件下,从确立学者主导、民主管理的规则与规范体系,培植"学术为本"的大学文化—认知,建立独立、权威的学术权力机构,到建构学术主导型的资源配置机制和组织行动逻辑等方面协同行动,需要通过专家型大学校长和学者群体等关键制度性能动者的共同努力来实现学术权力从观念形态向制度实践的升华。

论教授治校与教授治学

介绍了现代大学管理制度中,教授治校与教授治学两种主要的内部管理模式。认为两者的内涵基本一致,都是发挥教授的作用,教授主要是治理学术问题。教授治学是教授治校的体现,教授治校更多地放大了教授的作用。

大学治理视角下的学术委员会建设

在"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的影响下,教授治学在不同时期、不同国家有不同的表现。中世纪欧洲的全体教师共同治校、近代德国的正教授治校以及美国大学的教师治学、参与式治校都是其具体表现形式。在我国,从解放前评议会和教授会到新中国成立后的学术委员会,代表了不同时期对教授治学理念的理解和实践。大学治理的兴起为教授治学注入了丰富的内涵,与相对成熟的西方大学治理相比,我国仍处于借鉴和学习阶段。根据教授治学精神实质,从大学治理视角出发,结合我国实际,认为"坚持学术导向、完善制度保障、重视文化因素"能有效促进大学学术委员会建设。

“教授治学”途径探析——高校内部治理结构维度的思考

"教授治学"是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教授治学"旨在促进学术自由,完善大学治理结构,推动大学去行政化。在高校治理结构中,以"教授治学"为代表的学术权力应居于主导地位,是"教授治学"而非"教授治校",并要以学生为本位。应通过重塑大学精神,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加强组织与制度建设,拓展"教授治学"外延,来实现"教授治学"。

以大学章程建设促进高校学术权力的理性回归——兼论“教授治学”的困境与出路

当前,大学章程普遍缺失,大学治理结构缺乏制度保障。高校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失衡,有着制度和文化的双重制约。我国现代大学治理的"去行政化"樊篱呼唤学术权力的回归。"教授治学"是大学逻辑的必然诉求,是高校学术权力回归的主要载体。通过分析"教授治学"的制度障碍和文化困境,对学术权力运行进行制度设计,规范学术委员会的内部运行机制,探索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分离制衡,并通过章程建设确立学术权力在大学治理中的法律地位。

基于人才培养视角的地方高校治理结构改革路径探讨

地方高校要培养符合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所需要的人才。我国高校"千校一面"的治理结构,使得地方高校呈现出治理结构趋同、人才培养质量难以满足用人单位需求和教师队伍难以形成特色等影响学校发展的现象。地方高校要从深化人才供给改革的高度,从制定高校章程入手,坚持依法治校,教授治学,依法按章规范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的边界;从有利于人才培养的角度深化内部机构设置改革,完善高校治理结构;实行民主管理,调动广大教职工的积极性,保障师生员工的合法权益。

章程实施与高校单位目标管理运行机制研究--基于全国95所院校的调查分析

使用问卷调查和相关性分析方法,对95所高校章程实施和单位目标管理运行机制情况进行调查,结果表明:高校章程所确立的内部治理体系在过半的高校得到了比较好的贯彻落实,但是教授治学、民主管理仍是我国大多数高校内部治理体系中的薄弱环节;95所高校单位目标管理运行机制处于基本协调及以上状态,46.32%高校单位目标管理功效处于"比较有成效"及以上状态;高校章程实施程度与目标管理工作制度建设状况、目标管理工作成效两两之间存在显著线性正相关性关系,院校隶属关系与高校章程实施程度、目标管理制度建设状况、目标管理工作实施成效三者之间均不存在显著性相关关系。针对存在问题应完善教授治学机制,强化民主管理机制。

高校应由校长与教授“共治”

高校的治理模式是一个长期争论的学术话题,而教授主导或参与高校治理则是数百年以来高校治理的传统。当前,应充分认识到大学事务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对教授治理学校和校长人选的要求已不同于以往。当前中国高校治理的理性模式选择是建立校长与教授共治的模式,主要通过教授委员会的建立和各层级行政机构与学术机构的交叉联系得以实现。

教授治学组织架构的现实困境

对教授治学组织架构的探析改变了既有研究专注"点"状剖析、疏于"网"状建构的弊病,有利于高校内部学术治理体系的建立、健全与完善。以系统性、规范性与多样性等三个描述组织架构有效性的指标与尺度作为考查的依据,通过问卷调研、实地访谈以及文本分析等方法进行的研究发现,我国高校内部教授治学组织架构在这三个维度均存在不同程度的缺失,面临着现实困境。而对这些困境的有效突破则构成了教授治学组织架构建设,进而实现教授治学理念实践转向的前提与基础。

教授治校与教授治学的兼容性及其现实意义

教授治校与教授治学是两种不同的大学管理理念、制度与实践,在中外大学史上各有其相应的案例支持,甚至出现在同一所大学的不同历史阶段。在大学共治的变革背景下,两者之间亦有相通之处和彼此转换的可能,关键是不能过于狭隘地理解教授所治之"学"、过于僵化地看待不断变化中的教授治校。本着求同存异的包容态度和辨证分析的基本立场,不妨将二者视为教授参与大学治理这个连续谱上的不同两点,承认其各自的合理性、适用空间及彼此间的兼容性,这样不仅有利于弥合学界的相关理论分歧,而且有助于推动我国大学管理的多样性与个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