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佚函《复欧阳兆熊》钩沉——李鸿章出幕与赴沪的人事臂助

李鸿章亲笔信《复欧阳兆熊》不见于《李鸿章全集》,而欧、李往返通信都论及曾国藩选派统帅建军东征之事,欧阳兆熊"自诩其藻鉴之明",李鸿章则回以"谬膺艰巨"而"怨及良媒"。通过对佚函的考证,结合《曾国藩全集》、欧阳兆熊《榾柮谈屑》与《李鸿章全集》《胡林翼集》,可探知李鸿章离开曾幕与领军赴沪的人事臂助。

“熊”字上古音歸侵部補注

李新魁教授曾根據《說文解字》、古文字材料、閩方言、朝鮮語和日語,證明“熊”字上古音歸侵部,为-m韻尾。本文詳細列舉這些證據,並補充了漢藏親屬語言的材料。

熊明遇与幼年方以智－从《则草》相关文献谈起

方以智(1611-1671)《膝寓信笔》记载「幼随家君长溪见熊公则艹谈〔西学〕此事，过去从方以智观点解读为：他九岁时见熊明遇(1579-1649)就草谈西学，但未指出那时他向熊明遇请教了哪些西学。 本世纪初发现熊明遇在万历末年於福宁出版《则草》，使吾人可采用熊明遇观点与《则草》相关资料来重建当时历史，解读前引文为方以智「幼随家君长溪，见熊公《则草》谈此事」。崇祯年问他流遇南京时见《天学初函》，回忆早年在长溪见熊明遇《则草》，其中引用某些西学作品被收入《天学初函》中，在《膝寓信笔》中写下前引文。依此本文推论幼年方以智向熊明遇学习西学的内容与范园，并确定这是士人间传播西学的一个重要案例。

西汉扬雄《方言》浅议

语言学研究值得思考的问题很多 ,西汉扬雄《方言》一书表现出来的语言研究的思维轨迹 ,以及研究方言的方法 。

楚人“芈”姓由来再论

披读楚史,不难发现楚人芈姓系当时社会的共识。通过对《史记·楚世家》《世本·氏姓篇》《大戴礼记·帝系》等相关传世文献的细致考辨,并据最新考古资料,推论楚人芈姓宜源于清华简《楚居》篇所载楚人嫡系先公季连之始居地隈(騩、隗、媿)山,借地名而获,且与季连之母女嬇(隤、溃)有密切联系。又作为后世楚君专用的熊(酓)字,当是以职为氏,与楚人绝地天通的巫祝缩酒等活动有关,楚人能够沟通天地、神人,有大巫之性质的本领,亦可向上追溯至楚嫡系先公季连时期。

旧题万斯同416卷本《明史》＜列女传＞研析

《明史》往往被视为官修史书中之善本，关於《明史》纂修的过程，学者已有不少讨论，例如从官方的立场、编纂之分期等方面来探讨这部书的编修情形，然而在《明史》各式稿本中，416卷本《明史》的考订与其中＜列女传＞的编纂，仍有待厘清与研考。 北京图书馆藏416卷《明史》抄本，书中未注明作者，《续修四库全书》将其撰着人列为万斯同，但万氏编纂《明史》的成果，自清代以来即众说纷纭，加以其所留下的史稿残缺不全或未注明撰者，往往难以断定。其次，目前所存被视为万斯同《明史》的稿本中，唯有416卷《明史》存有＜列女传＞，其内容与通行的武英殿本《明史》稍异。本文分析416卷本《明史》＜列女传＞编纂的特质，探究本书将明代妇女集体入传的构想，并与王鸿绪《明史稿》、通行本《明史》＜列女传＞二稿略作比较，以凸显《明史》＜列女传＞编纂的特色与其在《明史》编纂过程的意义，另也顺带考证旧题万斯同416卷本《明史》的相关问题。

从中古语音演变论慧琳“熊”字的注音

慧琳用晓母字“许”“虚”作“熊”的切上字,涉及匣母是否开始清化等汉语语音史上重要音变等问题。本文考察了慧琳的晓匣分混,以晓匣母尚未按清浊分调为依据,判断慧琳的匣母与晓母仍是一对清浊对立的舌根擦音。慧琳用晓母字切“熊”的原因,一方面是云母已从匣母分立,变成了w而不再与“熊”双声,所以摒弃了《切韵》“羽弓反”之类的反切;另一方面,慧琳的反切上字严格要求等第及开合口与被切字一致,而“熊”字没有三等匣母字可以作切,他又不愿意承用玄应的“胡宫反”等,所以选择了三等晓母的“许”“虚”等声母近似的字来切“熊”。从语料看,慧琳非但匣母没有清化,“熊(雄)”也没有清化。不仅如此,自东晋到晚唐五代,“熊(雄)”的声母一直是浊擦音,从未读过云母w。

熊大木现象:古代通俗小说传播模式及其意义

明清通俗小说兼为精神产品与文化商品，负责传播的书坊主干 预创作的“熊大木现象”，是这种双重品格必然的外在表现，平庸之作叠出也 相应地构成小说创作演进的重要环节。本文通过具体作品及流派盛衰的分析， 介绍各历史时期该现象形态及其对小说发展的正、负面影响，指出小说研究不 能只囿于文本，勾勒与解释其发展轨迹须从“创作─传播—创作”整个循环 过程着眼。“熊大木现象”今日依然存在，因而本研究于现实也有积极的意义。

荆子鼎与成王岐阳之盟

文章从字形等基础性环节入手,认为荆子鼎铭的"■"实即"荆"字,"荆子"即"楚子";通过对器物年代、铭文内容的综合分析,考证荆子鼎铭的"荆子"即见于文献的楚王"熊绎"。又在李学勤"保卣、保尊与斗子鼎记载的,正是成王岐阳会盟诸侯的史迹"说法的基础上,结合文献进一步推阐熊绎在盟会上所扮演的角色,同时也进一步证成了李说。最后,根据相关出土和传世文献所提供的信息,对岐阳盟会的时间作了具体推定。凡此可补传世文献记载之不足,对先秦历史文化研究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