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法特别诉讼举证责任分配探究

在社会法特别诉讼中,举证责任的分配影响案件裁判结果的公正性,关系到社会成员权益的维护及社会法立法目的的实现。我国目前尚未建立社会法诉讼特别程序,在社会法纠纷解决时主要适用传统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举证责任分配规则,这与社会权救济存在冲突,影响救济效果。基于社会法纠纷的性质,社会法特别诉讼举证责任的分配应以倾斜保护弱势群体、公正与效率并重为价值原则,通过一般规则、举证责任专属与自由裁量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合理设计,以妥善解决社会法纠纷,实现社会公平正义。

法治小院:农业院校法学专业实践教育新模式探索

借鉴科技小院模式,法治小院把法学实践课堂学习和乡村实践紧密结合起来,是法律诊所教育的新平台,是开展法治调研的新场域,是开展法治宣传的新窗口,是提供法律服务的新样板,是乡村治理的新力量。法治小院不仅有利于学生实践能力的提升,而且能在服务乡村法治建设中塑造学生的精神品格;同时能够满足村民法治需求,为法治乡村建设做出贡献。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法学专业在法治小院教学实践探索中,逐渐形成了“校内外联合,理论与实践融合,学习与服务耦合,专业技能与精神品格综合,线上与线下结合”的“五合”实践运行模式。

流动人口管理行政法治概念厘定与理论证成

对流动人口管理的行政法治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与探讨,有助于推动流动人口服务与管理机制改革,有利于夯实基层社会治理根基和提升基层治理能力。廓清“人口流动”“流动人口”与“行政法治”等概念利于梳理流动人口管理行政法治的理论基础。首先,学者们对流动人口相关概念的界定标准并不统一,以致出现了对流动人口规模理解和认识的偏差。其次,学者们一般将行政法治看作是行政法的一项重要原则,揭示了行政法的根本价值属性和基本价值目标。行政法治的内涵,可以从理念、法律制度和法治实践三个层面理解。最后,研究流动人口管理的行政法治,需要探求其理论依据,即“服务行政”理念、比例原则和正当法律程序。这些是服务与管理流动人口的正当性基础和重要理论基础。

生态环境损害救济条款何以入民法

生态环境损害救济系属公益救济范畴,故其在民事私法中的规定引发了多方质疑。生态环境损害救济条款入民法呈三层顺进之路。从现实角度看,由于公权手段在环境救济领域失灵以及环境法治体系不完善等问题,带有损害填补功能的生态损害救济条款只得规定于民法典之中。从可适配性角度出发,侵权责任法与生态损害救济的核心价值追求一致,侵权责任认定规则与生态损害责任认定可相匹配,责任承担方式也基本可满足生态救济需求,为环境公益救济入民法提供了可行进路。从法理学视角审视,厘清实在法意义上法律条文、规范性文件与学理层面法律规范、法律部门之间的界限,明确体系冲击论为虚假命题,证成生态损害救济条款何以入民法。

生态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举证责任分配制度的完善路径

新时代的环境保护,秉持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治理理念,更应从司法层面入手,从制度和政策的构建中做到控制人类活动对环境的污染。证明责任是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体系构建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合理分配证明责任对于主要查明案件事实和保护环境公共利益有重要影响。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作为行政诉讼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举证责任分配方式不便重构,而应在现有框架下进行解构与补充。应从收集证据的强制力、科学地分配举证责任以及设置生态保护案件中行政机关履职及举证标准3个方面入手,最终达到保护环境公益的目的。

专利侵权先用权抗辩的政策考虑与法律适用

先用权抗辩是基于公平原则对专利保护先申请制度作出的补救措施。在公共政策上,先用权抗辩的适用需要考虑整体上促进产业发展的目的,协调专利与技术秘密两项制度的功能,并鼓励创新者尽早申请专利以“公开换保护”。先用权抗辩的适用需要考虑促进产业发展的目的,协调专利与技术秘密两项知识产权制度,宜鼓励创新者尽早申请专利保护。在司法裁判中,当未落入专利权范围、现有技术和其他不视为侵犯专利权的抗辩理由成立时,一般不必再适用先用权抗辩。在先使用理论上包括除了进口之外的所有可以构成专利侵权的国内实施行为,而不仅限于制造和使用。先用权抗辩是否成立,与被控侵权人是否能提供充分的法院可采信的证据相关,即需要以高度盖然性的证据表明“善意”或技术来源合法,并已经实施或为实施做好“必要准备”,以及在“原有范围”内继续实施与专利权人相同或等同的技术方案。先用权抗辩只能连同业务或企业整体转让。

免罚清单的正当性证立

在我国,地方政府职能部门通过出台免罚清单统一“不予行政处罚”的法律适用有其正当性。首先,在规则制定权方面,免罚清单具有在法律授权下进行行政立法裁量的规范性质,此类行政自治规范在我国宪法框架下具有合宪性;其次,免罚清单的规范内容能够符合上位法律规范及相关立法目的的要求;再次,免罚清单的规范效果有其正当性,能够实现对个案处罚裁量权的有效控制和对包容审慎监管政策的规范化实施。

专利审查证明责任合理分配及制度完善探讨

我国现行专利审查制度中缺少对于申请人证明责任的规定,本研究意图针对此制度空白进行探索,使专利审查体系实现高效运行。基于信息经济学的视角,现行制度中专利审查方承担过重的证明责任,信息不对称现象突出,增加了审查难度,降低了审查质效,使一些问题专利因信息误导等原因获得不当授权。在厘清专利审查证明责任之内涵基础上,借鉴美国和以色列等国相关制度合理部分,提出我国应完善证据范围规定、义务不履行后果规定,并引入发明构思陈述环节等专利审查证明责任完善的可行路径。

涉黑财产证明简化的风险及防控

为有效破解涉黑财产的证明困难,《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有组织犯罪法》创设了涉黑财产证明简化机制。该机制构建了有证据和高度可能的涉黑财产指控标准,对被告人提出说明财产合法来源的要求,但是这些标准和要求的内涵并不明确,导致控辩双方在涉黑财产证明的证据标准、证明标准和证明责任等方面存在较大分歧。在国家公权力主导的涉黑财产证明中,该机制极易过度简化涉黑财产的证明,引发不当降低涉黑财产指控标准,违背存疑有利于被告人原则,造成涉黑财产裁判的非实质化等风险。防控涉黑财产证明简化的风险,应当坚持公诉机关承担涉黑财产的证明责任,适当规范公诉机关涉黑财产指控的证据标准和证明标准。明确被告人不承担涉黑财产合法性的证明责任,仅负担与定罪量刑无关且性质不明财产合法来源的说明义务。

商事合同目的解释中举证责任的个案反思

司法实践中,法官总是过度介入当事人权利义务内容的确定,这在商事合同解释过程中尤为明显。在多份合同场景下,如当事人一方主张合同条款与合同性质、目的之间存在实质冲突,其应承担较重的举证证明责任,即有义务证明“合同目的”的客观真实性。法官不应继续按照传统合同解释的思路试图自行探寻合同目的,而直接免除当事人的举证责任,进而不当否定合同条款效力。此做法是对私法自治的否定,更是对民事诉讼独特价值的否定。未来司法应完善并尊重经由当事人举证来确定当事人权利义务的诉讼规则,避免家长式裁判的过分干预。

民事一体化视域下夫妻共同债务认定问题研究

共同债务认定在夫妻债务纠纷处理中处于基础性地位,但现有研究暴露出程序和实体衔接不足的缺陷,从民事一体化视角研究殊为必要。在系统解读夫妻共同债务认定规则的基础上,透过案件上诉率和再审率以及个案说理情况可以发现,《民法典》第一千零六十四条存在价值失衡、标准模糊和证明规则适用机械等问题。基于此,有针对性地提出完善建议,既能助力夫妻债务纠纷妥善处理,又能有效回应“总结实践经验”的立法期许,推动夫妻债务诉讼规则摆脱“极端化”立法的窠臼,逐步实现多重价值均衡。

论警察权的阶段性:逻辑证成、问题检视与完善路径

以警察任务和警察职权的变迁过程来看,警察权在抽象和具体两个层面均呈现出阶段性面向。概括授权方式下警察权力的扩张与泛化是警察权阶段性的内在动因,秩序维护过程化对警察权的可分性构造是警察权阶段性的法理基础,警察危害预防功能的层次性与社会应急管理实践的契合是警察权阶段性的现代指向。但由于法的规范性与实践场景复杂性的矛盾,导致警察权的阶段性建设存在着法律定位不明、权力指向缺失和授权与控制双向乏力的问题。应回归警察权的本质,从立法体例、结构要素以及视角转换三个维度提升警察权行使的效能。

法治政府视阈下公安执法“法律方法”运用研究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法治政府建设离不开公安机关的执法参与。公安执法能力建设需要法律方法的思维指引。公安执法从学理上可划分为“找法”“讲法”“说理”三个环节,分别主要运用法律发现、法律解释和法律论证方法。法律方法的公安实践运用有助于法治公安和法治政府建设。

试析海上行政执法中的特殊证据规则

特殊证据规则是为解决海上行政执法中证明困难的一项新的证据规则。海上行政执法中的证明,是对历史事实的证明,这决定了证明困难的客观存在。证明结果的多样性与海警机构执法人员角色的冲突,以及我国的印证证明模式与证据资源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加重了证明困难。特殊证据规则的理论基石是推定规则,但其运行逻辑与推定规则并不相同,本质上仍是一种完整的证明。虽然从理论上而言可能有效解决证明困难,但存在正当性方面的疑问。在海上行政执法实践中,该规则基本并未被实际运用,因此需要以规章的方式对其进行完善。

“外国法的查明和解释”的条文设计与论证

外国法的查明和解释是法院在审理涉外民商事案件时通常会遇到的问题。在这方面 ,我国《民法通则》第八章“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对此缺乏规范 ,因而成为立法中的一个空白。尽管最高人民法院以司法解释的形式做了补充 ,但是司法实践还是比较混乱。文章为配合我国正在进行的“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法”的立法 ,对其中的“外国法的查明和解释”的条文做了具体设计 ,并从立法、理论和实践的角度 ,对外国法的查明方法、无法查明外国法时的救济以及外国法的解释问题进行了充分的说明和详细的论证。

有组织犯罪财产特别没收精准化研究——兼评《反有组织犯罪法》之立法承接与适用导向

在立法规制层面,有组织犯罪财产特别没收制度经历由抽象变具体、由程序辅实体的长期法治化演变,为《反有组织犯罪法》涉案财产没收规范的制定提供经验借鉴。在司法适用层面,有组织犯罪财产特别没收在整体上表现出财产甄别、证据收集、救济程序等三方面的适用难题,为《反有组织犯罪法》财产认定与处置独立成章提供现实契机。《反有组织犯罪法》在承接过往有组织犯罪财产处置经验的基础上以问题为导向,推进有组织犯罪财产没收制度体系化发展。在《反有组织犯罪法》实际适用阶段,须对举证责任倒置妥当性、财产没收质证必要性、没收范围认定具体性以及财产救济赔偿全面性保持检视审思态度,为有组织犯罪财产特别没收提供精准化指导。

证明责任判决的裁判方法论意义——兼评传统证明责任观之谬误

我国主流的证明责任理念认为,当事人对自己的事实主张应当提供证据,不提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时应当承担败诉后果,这一观点是值得反思的。证明责任理论是法律适用的例外,即当当事人的的事实主张被证明为真实或虚假时,法官只需适用或不适用相应的法律规范即可作出判决,但当事实真伪不明时,逻辑上法官处于法律适用的两难境地。为了帮助法官完成判决义务,才产生了证明责任理论。所以,时下过分夸大证明责任对于裁判的意义,是不恰当的。

医疗侵权证明责任分配与风险分担

医疗侵权诉讼的许多问题突出反映在证明责任分配之中。通过将程序法与实体法相联系,将私法与社会保障法相衔接,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分析和讨论,勾绘出了一个客观评判医疗侵权,合理分担医疗风险的理论框架。

事实推定与证明责任——从“彭宇案”切入

适用证明责任裁判案件是法官面对案件事实真伪不明时的普遍性选择,适用事实推定追求案件事实是法官避免适用证明责任裁判案件的能动性努力;事实推定适用的条件是适用事实推定抑或适用证明责任裁判案件的界限;适用事实推定后,诉讼前分配好的证明责任不会发生转移,但提供证据责任将发生转移。

个案举证释明研究——兼评2012年《民事诉讼法》第65条

个案举证释明旨在根据具体案情进行针对性释明,2012年《民事诉讼法》第65条为其提供了直接法律依据,并开启了举证释明的新纪元。这一制度充分实现了法官与当事人之间在举证方面的互动,对完善证明责任分配、提升司法公信和诉讼效益均具有积极意义。但实现这一机制的有效运行还必须探索其进路:一方面,从释明主体、阶段、内容、方式四方面进行重构;另一方面,要完善相应措施,确保释明精准,实现释明公正,健全释明救济,以及保障个案举证释明积极、规范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