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时代证明标准客观化的负效应及其克服

在人工智能时代,算法技术驱动下的统一证据标准和逻辑经验法则的可算性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增强证明标准的可操作性,减少司法随意性,却显性地压缩了主观要素的适用空间,将证明标准引入更深层次的客观化,产生事实认定受到客观化规则侵蚀、陷入证据法定主义窠臼的负效应。在证明标准强调主客观融合的背景下,应当秉持证据裁量的基本立场,用证据裁量能动主义克服证明标准客观化的缺憾。客观化的证明标准只是底线的证明标准,是主观结论形成的基础,应当由事实认定者运用自由心证作最终的审查和判断。未来应通过制度建构纾解证明标准客观化产生的负效应,建立客观化证明标准的技术指南开示与异议机制,以期实现人工智能在刑事证明领域的良好应用,促进司法现代化和司法进步。

无阻力卫星发展现状

以无阻力卫星的发展和相关技术为综述对象,首先介绍了无阻力卫星的概念,并比较无阻力卫星中位移模式和加速度计模式的区别和优缺点;其次分析了无阻力卫星的体系结构,将无阻力卫星控制系统分为无阻力控制回路、悬浮控制回路和卫星本体控制回路;然后描述了无阻力卫星中的检测质量、主要硬件的功能与特性,最后列出了无阻力卫星中主要的关键技术。

我国刑事诉讼相互印证的证明模式

我国刑事诉讼中奉行相互印证的证明模式。它以被告人口供为印证机制的中心,忽视对单个证据的独立审查,强调证据之间的相互印证作为审查证据的关键,相互印证才敢定案。这种证明模式追求客观真实的价值取向,却可能不利于发现真相,侵害被告人的权利。因此,要重新认识客观真实的证明标准,建立对单个证据的独立审查方法和对被告人供述自愿性的保障机制和激励机制。

我国行政证据制度建构之研究

证据法专家们一直将研究视野局限于诉讼证据制度,忽视了对行政证据制度的研究,行政证据是证据的重要组成部分,关系到依法行政的质量。由于行政活动与诉讼活动的价值取向不同,行政证据制度与诉讼证据制度的理论基础亦有区别,在举证责任、证明标准和审查认定等核心制度上有着独立的规则,主动性行政行为的举证责任应由行政主体承担,被动性行政行为的举证责任则实行"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证明标准应当根据效率性、经济性和权利保护等因素确立多元化的标准;审查认定和案件事实的综合判断应当引入自由心证制度。

刑事诉讼中的证据自由及其限制

所谓证据自由,指在刑事诉讼中,法律及判例原则上不对证据形式作特别要求,犯罪事实可通过各种形式的证据予以证明。证据自由是各国刑事诉讼对证据资格的普遍设定,是现代刑事证据制度体系下刑事程序特质、刑罚效率追求及揭示案件真相的必然要求。但证据自由亦应遵守"权利保护"及"司法尊严"的正当性要求。我国刑事诉讼采用可采证据枚举模式,与刑事证据自由原则构成尖锐的矛盾,不符合现代证据制度的要求,理应作出修改,确立证据自由原则及其相应的保障体系。

我国“印证证明模式”对商业贿赂犯罪惩治的影响

我国的刑事证明模式是“印证证明模式”,其特点是强调证据之间的相互印证。导致这一模式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盛行的因素包括不甚理想的法官素质、卷宗笔录中心主义的审判方式、科层型的司法权力机构、不独立的法官等等。这一证明模式对我国商业贿赂犯罪的惩治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非此非彼的“客观真实说”与“法律真实说”

诉讼证明的本性及适合于诉讼证明的方法规定了诉讼证明可能达到的程度,此为诉讼证明标准设定的认识论前提。“客观真实说”关于证明标准的观点和关于证明评价标准的观点在诉讼法理上都是不成立的,不具有现实的程序意义。“法律真实”则是个似是而非的概念,“法律真实说”关于真实标准的主张也是多余的。只要承认并对自由心证原则予以纯正把握,则两说及其论争可以终结。

论表见证明

作为经由判例发展而成的证明方法,表见证明在强化法官心证、纾解当事人关于因果关系及过错的证明困难及法安定性等具有重要意义。鉴于事实推定在适用上存在诸多问题,学界关于表见证明为数不多的讨论中,存在"引入表见证明取代事实推定"和"吸收表见证明功能完善事实推定"两种立场,但均存在难以克服的局限。确立表见证明制度,并以盖然性的强度为标准类型化经验法则,构建事实推定与表见证明"二元"并轨制,或更有助于实现法官心证客观化。

论自由心证与证据规则结合之证明模式——以我国民事证明模式的选择为中心

自由心证与证据规则相结合,代表了当今世界各国证据制度发展的潮流,我国的证据制度应采自由心证与证据规则结合的证明模式。在证据证明力的判断上,应采自由心证原则,证据规则应以规范证据能力为主,例外场合可对证明力作出直接规定。我国应制定统一的证据规则,从而保障法官形成合理的和科学的心证。

论西方自由心证制度的理念与基础——兼论我国认证制度的现状和改革方向

文章从自由心证的涵义入手,探讨了自由心证的基本理念和基础,分析了我国学者对自由心证制度的评价。并结合我国的证据规则,指出我国目前的认证制度符合我国的国情,但同时要把建立自由心证制度作为认证制度改革的目标。

中国刑事印证理论的澄清与证立

印证是相互协同的证据之间多种关系的杂糅和笼统概括,其功能已经从最初的证据分析方法提升为一种强制性的证据规范,印证本身并不是导致冤假错案发生的原因。在中国“结论具有唯一性”的刑事证明标准之下,印证是实现此标准的必要条件。就印证与自由心证的关系而言,其是对自由心证的进一步限制和补充。在规范层面中国的刑事证明模式可以标识为“实质的印证”模式,而在实践层面可以将其理解为“形式的印证+实质的心证”模式。中国刑事证明模式未来的发展方向,应当是坚持印证主导和加强心证功能的两者兼顾。

论自由心证模式下我国法官的职业道德建设

自由心证模式下,一个案件能否得到公正处理,案件当事人是否相信在诉讼中得到了公正对待,与法官在处理案件过程中所体现出的职业道德水平的高低有很大的关系。法官的职业道德在现实生活中无时不受到权力、利益、人情等因素的考验。以道德的基本属性为基础,充分利用道德的制约方式,帮助法官坚定道德信仰,正确面对各种压力,全方位打造纯洁的司法环境,是现阶段我国司法实践中应解决的重要问题。

论我国刑事证明印证模式的困境及其化解

刑事证明印证模式利弊共存。通过强化单个证据的审查,合理设置证明标准,改变口供中心的印证方式,可以化解印证证明的困境,发挥印证证明的优势。

证明程度在民国时期的学理演进及启示

通过对证明标准原初概念即证明程度在民国时期证据法学各著述中的钩沉,可以探索证明程度在中国法治现代化早期证据知识体系语境中的原初涵义以及证据知识结构中的位阶。可以初步证立的是,在有关证明程度的知识立场上,以体系化的思维对待证明程度,使证明程度与证明责任、自由心证等构成一个完整的知识体,是思考证明程度问题应然的出发点。当前,我国诉讼证明标准理论中存在着结构性缺陷、作为其前提的认知理论的理想化、泛哲学化思维等问题,以致在包括证明标准在内的知识再生产中形成了一种"路径依赖",亟待从理论上予以克服,方能尽快回归证明标准理论应然的知识结构逻辑中。

论经验法则司法适用的可能及限度

作为法官司法裁判的重要智识来源之一,经验法则虽具有司法适用的必要性与正当性。但在我国诉讼实践中,其却不仅存在着于适用前提上未对不同类型的经验法则进行盖然性或类型化区分,便等同对待这一显著的适用误区,还在适用过程中对其呈现出实务中以禁用与滥用为典型代表的两端极化状态,并在适用结果上使对经验法则司法适用的有效审查完全有赖于法官自由心证的公开化这一单一性要素。为重塑经验法则其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的证据法特质,不仅应首先在适用前提上对经验法则进行高盖然性的必要前提限定与有针对性的择取适用,还应在具体适用过程中对其进行相应证据规则与诉讼程序的双重规范,并在适用结果上采行心证公开与上诉理由的双向裁判约束机制,以使其司法适用受到一定规制或限制的同时,还复其于证据法上的理论本貌。

静水深流:我国民事证据制度朝“自由心证”的悄然迈进

我国证据制度在定位上长期徘徊于“法定证据”与“自由心证”之间,近年来兴起“印证证明模式”与“新法定证据主义”之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简称《证据规定》)之“证据审核认定”部分的修订并未动摇其原有模式与框架。从《证据规定》第96条管窥,其规范本身合理性存在一定问题,司法实践中也并未真正依据该条文所列因素审核证人证言可信性。司法解释中此类条文最好视为对法官自由判断“赋权”的宣示性规范,而非“限权”的强制性规范。在新一轮司法改革背景下,我国民事证据制度正在向自由心证悄然迈进。

人工智能技术下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以上海“206”刑事案件智能辅助办案系统为分析样本

在"智慧法院""智慧司法"等顶层设计下,实践中的人工智能通过建立一系列的证据标准指引、证据规则指引、证据模型等智能算法模型正以不可思议的速度适用于司法裁判领域。虽然无论是在效率上还是质量上人工智能与司法裁判的结合都拥有超越人类的潜质,然而也应当注意到其面临着数据处理不准确不透明、法律机械适用以及技术权威压制司法的风险。因此,应当从保障司法者的"能动性"出发,探索一条正确的人工智能辅助技术下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之路。

我国公文书证明力推定规则的审视和构建

《民诉法解释》第114条首次在规范层面规定了公文书的实质证明力推定规则。无论从比较法经验、民诉法基础理论还是我国的司法实践来看,不加区分地统一规定公文书的实质证明力的做法难以成立。鉴于公文书的形式证明力推定规则是实质证明力推定规则的前提,并且只有在处分性公文书中才会呈现形式真实和实质真实合一的现象,因此,可通过当然解释、限缩解释、体系解释等方法对《民诉法解释》第114条及相关公文书效力规范进行解释论层面的作业,并对事故认定书、裁判文书、法庭笔录等特殊类型公文书的证明力予以分析。在此基础上,以法官的自由心证为基本原则,以特定情况下的指示性标准为例外,可构建出我国公文书证明力推定规则的分层框架。

对构建非法民事证据排除规则的思考

非法民事证据排除规则作为保障民事诉讼程序正义的重要诉讼法律规则,业已为学术界所重视,但遗憾的是我国现有的民事诉讼法律制度于该规则之规定尚有很大缺陷。文章将通过对大陆法系及英美法系关于非法民事证据排除规则理论之比较及对我国非法民事证据排除规则的建构与发展两个方面对该规则进行分析论述并提出对我国非法民事证据排除规则立法的建议。

中国刑事印证证明的困境与修正

中国刑事司法实践长期奉行的印证证明模式存在庭审虚化的缺陷,不利于错案风险防控,影响刑事审判的公正。早期印证证明模式过于机械地追求证据间的印证关系,虽然2012年《刑事诉讼法》引入了“排除合理怀疑”的主观证明标准,但是在事实认定上,科学性仍存不足。在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背景下,刑事印证证明模式需要继续完善,严格贯彻直接言词原则,实现刑事审判庭审实质化,才能适应司法改革和社会发展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