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法院调解制度的博弈分析——再论调审分离

法院调解中双方当事人之间的讨价还价过程可以被模型化为一个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运用博弈理论分别考察在调审分离与调审合一两种情况下双方当事人的和解情况,可以得出调审分离更有利于提高调解的成功率的结论。此外,要提高和解的成功率,不但相关事实的查明是必要的,而且法院也不应该按同一个标准收费。

论我国法院调解与审判的程序分离

调解和审判混合并置的方式下调解程序与审判程序的特点大致是一致的。这种路径致使调解和审判产生了难以消解的冲突,严重制约着审判程序的现代化及其多重功能的发挥。我国目前调审程序分离的路径主要是构建调解程序的某些特殊原则和制度,并未解决调解程序与审判程序的同质性问题。可以借鉴日本调解非讼化的思路,着力改造调解程序的对抗主义结构,使之建立于非对抗结构之上,并且注重程序的自足性和体系性,以形成独立的法院调解程序,使程序不仅"分离"更要"分立"。

我国民事调解制度的理性思考

我国的民事调解制度在国际上被誉为"东方经验",它有利于及时、有效地化解民事争议,维护社会稳定和经济秩序。然而随着司法改革的深入和人们法律意识的增强,该制度暴露出以下弊端:相关立法存在着疏漏与缺陷;"事实清楚,分清是非"的调解原则有违法理逻辑;难以解决其本身存在的强制与自愿、适用法律的随意性和严格依法解决纠纷、权利保护与让步息讼的矛盾等。只有对症下药加以改革,才能使该制度进一步得以完善。

我国诉讼调解制度改革探析

调解在我国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而诉讼调解制度在司法实践中更具有重要的价值,随着我国法治建设的深入,诉讼调解制度越来越暴露出诸多弊端,如调解程序的相对任意性与审判程序的规范性明显存在冲突,法官既是调解者又是审判者,对最终纠纷的解决可能产生不利的影响等等。为此,必须进一步规范诉讼调解程序,通过建立调审分离的立法模式,明确诉讼调解的自愿合法原则,使我国的诉讼调解制度能够符合依法治国的基本要求,推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

调审关系模式之分野与融合

调审分离是一种理想的以调解、审判来解决民事纠纷的司法形式。我国目前实行的调审合一模式,有悖科学的诉讼法理念与世界潮流,理应予以革新。通过赋予当事人选择权,依托于回避制度的运行,可将调审分离嵌入现行的调审合一模式之内,以最大限度的在现行法的框架下推行之。

法院调解制度重构探讨

在我国,法院调解制度在"定纷止争",处理民事纠纷方面作用显著。法院调解制度作为"东方经验"也是世界其他国家纷纷效仿的对象。但现行法院调解制度存在"法官中立性不足"、"当事人意思自治受限制"、"调解协议约束力差"等诸方面的不足,现行法院调解制度各种弊端的来源概括而言就是"调审合一"模式。要使法院调解制度在纠纷解决中发挥更加有效的作用,必须对现行法院调解模式进行改革。我国应当废除当前的"调审合一模式",建立一种"调审分离"模式。

中国调解与审判关系新论——从历史的视角

调解与审判合一,一直被认为是中国古代司法的优点。但正是因为调审合一有着明显弊端,我国古代司法向近代变迁时呈现出调解游离于审判之外的态势,这是利于依法治国及彻底解决纠纷的因素,值得我们在当代司法中借鉴。

民事诉讼调解制度的未来——回归其本质

诉讼调解是一种传统的解决纠纷方式,它在彻底解决纠纷、维护社会稳定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是随着社会的转型,审判方式的逐渐改革以及人们权利意识的增强,诉讼调解在解决纠纷方面也暴露出了种种弊端,这些弊端已经使调解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发生了异化,基于此有必要对诉讼调解制度进行完善,使其回归其本质——纠纷解决方式。

我国法院调解制度及其立法完善之思考

我国的法院调解制度由于旧有价值理念的单向倾斜,导致其立法上程序设计的简约化,制度场域的模糊,并进而引发了其司法实践中的种种缺陷。鉴于这些思考,文章从自由、效率的价值理念出发,从程序精密化和场域清晰化(“调审分离”)的角度探讨了我国法院调解制度的立法完善。

反思行政诉讼中法官的调取证据权

我国行政诉讼法赋予了人民法院依申请和依职权两种情形进行调查取证的权力以及对所取得证据进行认证的权力,这同时造成了人民法院的定位不明、权能混乱,甚至有违宪法实施、一般法理和诉讼价值的相关理念。但是面对超职权主义的审判模式对司法的深刻影响又不能简单地对其一废了之,那么在条件尚不成熟之时进行证据规则完善、取证认证相分离,选择司法改良、遵循和谐司法道路是解决此问题的阶段性建议。

法院专职调解员制度的法社会学分析——以X区法院的实证研究为中心

法院专职调解员制度是实现调审分离的重要举措。该文以法社会学为研究视角,通过对X区法院专职调解员制度的实证考察,发现该制度的组织结构呈现"科层制"特征,并按照"诉前—诉中"双轨制的运行程序开展调解活动,在案件分流、防止法院调解裁判化、优化司法资源配置等方面作用显著。但法院专职调解员制度在组织结构与运行程序上仍存在问题,需从优化人员组成、健全管理机制、运用合意诱导为主强制为辅的启动方式、畅通部门衔接等方面进行完善。

司法调解的弊端分析及完善

调解是我国传统纠纷解决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之演化而来的司法调解在我国目前的纠纷解决机制中仍扮演着重要角色,但因司法实践界对案件调解率的过分追求,导致司法调解的弊端凸显,完善司法调解制度事在必行。

调解与审判适当分离问题研究

近年来,"调解优先,调判结合"成为我国民事诉讼的重要指导思想。但是,调解与判决的长期结合使当前的法院调解与审判工作深陷困境,法官的双重身份及调解偏好严重削弱了调解的自愿性与保密性,折损了司法公正与权威。调解与审判虽同为法院的纠纷解决方式,但二者在基本功能、适用程序、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等方面均存在差异,为了充分发挥二者的功能,保障调解正当性以及当事人的诉权,维护司法公正,应当将调审适当进行分离。

法院调解制度改革检析

通过对关于法院调解制度改革的观点进行检析 ,认为废除法院调解制度并无必要 ,主张调审适当分离 ,并对完善法院调解制度提出若干建议。

论调审适度分离的尺度把握与模式探索

调解与审判在思维模式、法理价值、运行程序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导致调审合一模式下,“以劝压调”“以拖压调”“以诱促调”等现象层出不穷。在最高人民法院的指导下,各地法院分别在程序设置、人员安排等方面进行调审分离模式探索。但实践中仍存在诉讼效率低下、程序冗长、考核机制不合理等弊病,通过确立专职调解员制度,妥善安排诉讼与调解的程序衔接,调整考核机制,探索符合中国实际发展状况的调审模式。

我国民事审判中调审关系的再思考

随着审判方式改革的推进,我国民事审判中调审结合模式遭到学者的质疑和追问。"调审分离"作为有力学说旋即成为司法改革处理调审关系的理论依据。但是,尚未明确讨论语境的调审分离论,在制度层面自相矛盾,理论论证上概念不清、内涵不明,而且其选择的改革路径在民事审判实践中缺乏可操作性。在我国民事审判中,调审结合不仅在制度上契合了方便当事人诉讼的预期,而且在实践中畅通了当事人追求实质正义的渠道,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合规律性。鉴于司法裁判是化解纠纷的最后一道"防线",我们不能在民事审理过程中刻意实行调审分离,而应坚持"能调则调,当判则判"之原则。在调审结合模式下理顺调审关系的重要举措是,重塑调解的理念,增强法官的判案技能,强化当事人程序主体性原则,确保当事人在调解协议达成上的自主性和自愿性,并强化检察机关对法院调解的监督职能。

论司法调解规范化的实践问题与路径选择

随着我国法院受理案件数量的不断增长和类型的多元化,调解制度受到了更多的关注,其适用范围和力度有了显著提升。现阶段司法调解的强化既是司法机关积极回应社会诉求、提升司法公信力的一种努力,同时也是实现社会治理、争取更大自主空间的过程。但是司法调解的实践运行也存在着调解过度使用、当事人合意的异化和权力技术的滥用等不规范问题。提升司法调解的规范化水平,需要重申调解自愿原则,同时实行适当的调审分离,加强对调解过程的监督与制约,规范法官释明权的行使。

调判分离还是调判结合:再论法院调解的中国图景——为“调判结合”辩护

中国民事诉讼'调判结合'的程序混合结构长期饱受批判,主流观点以西方法理为据,将调解与判决置于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位置,主张'调审分离'、纯化审判。然而,中国法院调解与晚近兴起的西方法院调解制度存在根本差异,二者在兴起原因、程序性质、实践效果等方面均存在根本差异。'调判结合'契合我国司法现实国情,体现'实用道德主义'或'实用理性'的传统司法理念。'调解人不能同时兼任审判法官'并非颠扑不破的金科玉律,'调审分离'所恪守的程序正义至上理念是一种旁观者的形式正义,忽视了当事人本位的程序利益,忽视了法院调解的实践逻辑。从纠纷解决实效性的制度效益来看,调解与判决有机结合,也许才是中国法院调解的现代性精髓。民事诉讼程序不应当盲目移植西方诉讼上和解,而应在坚持和发扬传统价值的基础上进行自我完善,增强其规范性,实现调审关系的动态均衡。

家事案件调审模式的选择:调审合一的证成与构建

调审关系是家事调解制度的重要内容,主要包括调审合一与调审分离两种典型模式。但调审合一模式多为学界所诟病,普遍认为其直接导致了以判压调、程序保障缺失、调解和审判的司法功能相混淆、造成心证突袭等弊病。反之,调审分离的模式可以避免上述缺憾,促进调与审的专业化发展,利于纠纷处理质效。但基于家事案件的特殊性以及我国的司法传统,通过对我国家事调解的现状进行分析,可以发现调审合一具有诸多优势,"以判压调"等推论更多是一种假象,调审合一才是我国家事调解制度中调判关系的应然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