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产权刑法保护模式的构建

数据产权是一种具有财产权属性的新型权利,该权利与虚拟财产权和知识产权具有明显差异。数据产权属于刑法保护的公法益范畴,其应归属于市场经济秩序法益之中。现行刑法有关财产犯罪、知识产权犯罪和数据犯罪的规定均无法实现对数据产权的全面保护。刑法对数据产权的保护应以促进数据流通为主要目标,且应当覆盖数据处理的各流程阶段。对侵犯数据产权行为进行刑法规制时,应对“未经同意”获取数据行为审慎入罪。应增设妨害数据流通管理秩序罪,对“情节严重的”妨害数据流通管理秩序行为予以刑法规制。

刑法第64条涉案财物处理措施的体系性解读

我国刑法第64条内部逻辑关系混乱,并存在与刑法相关条款、刑事诉讼法中有关附带民事诉讼、“没收违法所得程序”等规定的外部协调问题。“追缴”是“返还”“没收”的或然型前置性程序措施,适用于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物不在案的情形;“责令退赔”具有实体处分性,包含退还替代物和以犯罪分子的合法财产赔偿损失等两层含义,适用于涉案财物因事实或法律原因无法追缴的情况;“返还”与“没收”都是对涉案财物的最终实体处分;“上缴”是对“没收的违禁品、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以及不需要返还被害人部分的违法所得”进行最终转移的程序性措施。只有充分把握其中的逻辑关系,才能在文义与功能层面协调涉案财物处置与刑法相关条款以及刑事诉讼法中有关程序的关系。

财产罪中非法占有目的要素之批判分析

非法占有的目的并非取得型财产犯罪的独立的构成要件要素。因为:首先,利用意思不是区分取得罪与毁弃罪的合理标准,即便行为人是出于毁损的意图而取得财物的占有,也应以取得犯罪论处。其次,用于划定取得犯罪与不可罚的使用行为之间界限的,不是排除意思,而是"罪量+推定的被害人承诺";也没有必要试图用排除意思来区分取得罪与挪用罪,因为两者并非相互排斥,而是处在法条竞合的关系之中。

侵犯财产罪客体之反思

关于侵犯财产罪的客体,德国有法律的财产说、经济的财产说和法律的、经济的财产说的争论;日本有本权说、占有说与以平稳占有说为代表的中间之间的对立;我国有所有权说,占有说,基于所有权的修正说和基于占有说的修正说的争鸣。通过对各种学说的反思,从财产占有的不同状态探究侵犯财产罪的客体,侵犯财产罪的客体应该是所有权及与所有权有抗辩关系的占有。

侵财犯罪中之占有问题研究

占有是民法和刑法中的重要概念。刑法占有源自民法占有概念体系,但刑法学界往往强调其特殊性,忽视其同质性。在我国占有辅助人对物之占有,在民法或刑法中都不被认可。由于我国刑法规定的职务侵占罪具有特殊性,这使得占有辅助人的行为认定变得模糊不清。对等关系人的占有是简单的共同占有,共有人之一擅自处分占有物,构成侵占罪,而非盗窃罪。被委托的封缄物中内容物属于委托人单独占有,没有受托人占有或共同占有之余地。

论非法占有目的包括对实物价值的利用

财产犯罪是刑法分则中极其复杂的一类犯罪,对于非法占有目的,在理论界更是存在着各种不同的看法,在大陆刑法理论中就存在排除权利者的意思说,利用处分的意思说和折衷说三种学说,本文将在折衷说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非法占有的目的不仅限于对实物的占有,还包括对实物价值的利用。

财产罪客体新论

财产罪的客体无论在国外还是在我国始终学说林立,莫衷一是。应当厘清财产、所有权与占有的概念及关系。法律首先是对所有权权利外观的保护,即对占有事实的保护。财产罪的客体为对物的占有。占有不是一种权利,而是一种利益,是对财产的利用秩序本身,对这种秩序的保护也正是保护更多人权利的必然要求。“占有说”不会导致财产罪处罚范围过于扩大,也能够解释不可罚的事后行为,应予采用。

论我国刑法中涉罪财物之没收

针对违法所得、违禁品以及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等涉罪财物,我国刑法第64条专门设置了刑事没收条款。其中的追缴,是将犯罪分子的违法所得强制收缴;责令退赔,是在犯罪分子已将违法所得挥霍、使用或者毁坏的情况下,责令其按违法所得财物的价值退赔。追缴与责令退赔均属于刑事没收的前置程序,是刑事诉讼过程中为刑事没收提供保障性服务的涉案财产保全措施。返还,则是法院将犯罪分子通过非法行为获取的财物还给被害人。返还与没收,都属于对财物的实体处分措施。刑事没收是独立于刑罚或保安处分以外的法律措施,其与刑罚、保安处分共同组成对抗犯罪的体系。

商标权犯罪客体适用问题研究

从我国现有的法律规定来看,商标权是私权,商标权犯罪是法定犯,商标权刑法保护的犯罪客体是一种超私权的经济秩序。刑法对于商标权的保护应该是以经济安全为标准,对商标权犯罪客体的研究能够区分犯罪行为是否应当按照侵犯商标权犯罪来认定。权利人的私权是商标权刑法保护的前提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对商标权犯罪客体的考量因素应当包括社会的现实状况、刑法立法的谦抑性以及刑事司法的实效性。所以,正确地界定商标权犯罪客体的范围,有助于解决实践当中商标权的合理使用和商标权用尽原则的刑法界定。

论财产犯罪中的占有——以冉某盗窃案为切入

刑法中占有的内涵源于民法,但由于民刑之间立法目的、调整手段迥异,其内涵又不能完全等同于民法。主客观相一致原则是刑法的基础性原则,对于刑法中占有的认定也需要从主客观两个方面进行考察。封缄物、货币等特殊物品的占有状态问题仅是刑法中占有内涵在特殊情况下的理解与应用,并未超出刑法占有的基本内涵。封缄物整体及其内容物占有状态的界定,应从刑法中占有的客观方面与主观方面、物理占有与观念占有来界定,不可一概而论。货币在民事领域“所有与占有的一致原则”,在刑事领域并非天然得以适用,仍须从刑法占有的基本内涵出发,对货币的“所有与占有的一致原则”适用情形进行限定。

盗租他人房屋行为评析——兼论不动产能否成为盗窃罪的行为对象

行为对象反映保护法益而保护法益制约行为对象,因此在认定特定犯罪行为对象时,要以特定犯罪的保护法益为依据。在认定特定犯罪的保护法益时,要透过法益的表现形式,认清其本质。财产犯罪的保护法益是物之于权利人的价值。价值分为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交换价值是使用价值的货币形式,非法占有财物的使用价值也应成立财产犯罪。不动产作为价值量更大的财物,理应作为盗窃罪保护的法益,可以应构成盗窃罪的行为对象。盗窃罪的成立不以被盗物品的移动为前提,只要被行为人破坏原有占有并建立新的现实占有,就应构成既遂。所以,不动产之不可移动性与登记公示制度不是盗窃罪成立的障碍。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数额认定问题研究——以P2P案件为视角

P2P平台等互联网金融的飞速发展,使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在数额认定上产生了许多新问题。公司员工及亲友投入资金的认定以及重复投资的数额认定都是实践中的热点与难点,认定时应充分考虑是否公开宣传以及实际吸收的金额。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应当体现社会经济的发展状况,将该罪的保护重点由国家金融秩序转为社会公众财产权益,并根据经济发展状况提高犯罪数额标准。

财产犯罪:刑法对民法的从属与变通

对财产犯罪的认定应当坚持法秩序统一性原理,不能将其他法域特别是民事上被允许的行为作为犯罪处理。刑法所使用许多概念如财产权、财物等从属于民法,对二重买卖的性质认定、不法原因给付与侵占罪的关系等,都需要顾及民法立场。实务中对一些犯罪的处理过于偏离民法的思考逻辑,因而存在可疑之处。当然,基于禁止私力救济的考虑,法秩序必须统一并不意味着不同部门法中的概念使用和违法性判断都必须绝对相同。对财产犯罪的认定不能无视刑法固有的违法性判断,在财产犯罪保护法益的确定、对占有概念的理解、对违禁品的处理以及财产损害的确定等方面,刑法对民法都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变通,绝对的民法从属性既不符合惩治财产犯罪的司法现状,也难以满足法益保护的需要。不过,在理论上必须考虑变通理解刑法的限度问题,基于法秩序统一性原理的制约,将存在“高度的民事权利根据”作为刑法保护的对象,避免与民法规范相冲突,财产犯罪的认定才具有正当性,据此可以承认刑法对民法的变通理解,但不宜认可脱离民法的“刑法独立性”主张。

财产罪的保护法益探究

财产罪的保护法益之上存在所有权说、本权说与占有说的对立。所有权说、本权说存在保护范围过于狭窄的弊端,占有说又存在保护范围过于宽泛的缺陷,处于本权说与占有说之间的修正说成为主流立场。占有原为所有权的权能之一,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它已具有独立的价值和地位。不过,并非所有的占有侵害都成立财产罪,基于占有说的立场必须对财产犯的保护范围作出适当限制以合理划定财产罪的成立范围。合理对抗本权的占有是我国财产罪的保护法益。

关于挪用公款罪犯罪客体的探讨

职务行为的廉洁性是贪污贿赂罪的同类客体,本身内容并不清楚,不宜作为挪用公款罪的直接客体。挪用公款罪的直接客体应该是国家工作人员的职权行为对特定财产之占有使用权能的不可侵犯性和特定财产之占有使用权能本身。挪用公款罪的本质是"公款私用"。其特点有二:一是滥用职权,二是个人非法获得利益。

私力实现债权行为的刑法定性——基于财产罪保护客体的展开

私力实现债权行为的刑法定性关键在财产罪保护客体的界定上,由于适用范围的局限,本权/占有的分析视角无法为我国财产罪保护客体的界定提供一个共通的、统一的理论基础。基于法秩序统一的立场、我国财产犯罪条文的设置特征与司法判例的实践体现,以法律·经济的财产说作为界定财产罪保护客体的基础理论具有合理性。基于这一解释立场,债权人索取合法之债及基于当事人合意而产生的自然之债时没有造成债务人财产上的损害,索取基于是实施法律所禁止行为而产生的自然之债及非法之债时则造成了债务人财产上的损害,应以财产犯罪处罚。

财产罪占有的法理——对“占有规范化”批判论之否定

对"占有规范化"的批判建立在对占有概念的误解之上。占有本就是一个规范概念,"权利占有"的观念不会使得盗窃罪的解释陷入循环论证,其也并非违反修辞学原理,更不存在取消盗窃罪的构成要件定型、违反明确性原则、不当扩大处罚范围的问题。通过对存款占有、盗窃财产性利益问题的分析,可以明确,财产罪的占有当然包括"法律上的占有"而不仅指"事实上的占有",财产性利益是所有财产罪的对象。所以,对"占有方式的规范化"以及"占有对象的规范"的批判都没有道理。由于占有概念具有相对性,肯定占有法益不会混淆法益与构成要件,我国《刑法》财产罪属于整体财产罪的说法也没有依据,因此不能否定占有属于法益,更不必以法律—经济的财产说取代既有的法益理论。

扒窃犯罪对象之考探——基于法益保护、刑法解释和司法裁判的考量

扒窃犯罪侵犯的特殊法益是认定扒窃犯罪对象的实质标准,公民人身安全是扒窃犯罪侵犯的特殊法益。行为人只有盗窃被害人贴身财物时,其行为才可能侵犯被害人人身安全,盗窃被害人近身财物的行为不能侵犯被害人人身安全。扒窃犯罪侵犯的特殊法益决定扒窃犯罪对象只能是贴身财物,近身财物不是扒窃犯罪对象。将贴身财物认定为扒窃犯罪对象与扒窃文理解释、目的解释和刑法体系解释结论相契合;近身财物与扒窃文理解释、目的解释和刑法体系解释结论不相契合。司法裁判标准明确、具体的要求决定扒窃犯罪对象只能是贴身财物,近身财物难以满足司法裁判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