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涉案财产来源说明规则体系的类型化表达

为依法应对刑事涉案财产证明困难的挑战,近年来的立法不断增设被追诉人说明涉案财产来源条款。然而,这些说明条款分布零散,要素不够明晰,要求不够统一。同时,受概念思维的消极影响,学术界在认识该类说明时,择一性、封闭性地将这种说明的法律性质理解为权利、义务、证明责任、法律推定等,但任何一种观点都没能达成广泛共识。根据类型学原理,“出罪类说明”属于附条件的证明责任,应当严格限制说明主体,明确说明对象、内容、标准,遵循定罪程序规则;“从宽类说明”属于有限制的特殊法律义务,应当相对限定说明对象,适当区分说明内容与标准,适用量刑程序规则;“违法所得类说明”属于特定场域的特殊法律权利,应当拓展说明主体与内容,细化说明标准,规范说明程序。

《刑事诉讼法》第四次修改背景下单位犯罪治理体系的完善——以涉案企业合规改革为视角

以涉案企业合规改革为视角来审视我国单位犯罪刑事司法治理体系是否健全,应在法教义学下确保自身价值、逻辑、体系的一体,并与我国刑事司法核心理念和价值追求保持一致。单位应具有相对独立的行为、行为背后的意志及相对独立的主观罪过,具有清晰的归责逻辑,并能够实质分离单位责任与单位直接责任人责任,由此实现单位犯罪归责机制重塑。涉企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建构以此为基础,但并不止步于有效合规的诉讼评价,其“条件”应表达为刑事惩罚性与企业合规自治的结合,遵循宽严相济、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有机统一。《刑事诉讼法》在进行第四次修改时应当对此予以必要关注和回应。具体到涉企附条件不起诉制度构建中,建议完善涉案企业合规保证金制度、合规整改期间涉案企业特定经营禁止制度、涉案企业有效合规承诺制度等,推动涉企刑事诉讼程序专门化,逐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涉案企业合规执法司法制度体系。

涉案企业合规第三方监督评估组织的法律关系与功能定位

第三方监督评估组织在涉案企业合规制度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其在法律上的定位对于合规案件办理的合法、合理意义重大。从规范上看,第三方组织应作为独立监管人协助检察机关工作;实践考察发现,第三方机制中检察主导显著,第三方组织工作方式多样,检察听证的适用突出,同时强调对第三方组织的监督。第三方组织与检察机关、涉案企业和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管委会的法律关系决定着其功能定位。第三方组织与检察机关的关系具有受托性、独立性的特征;其与涉案企业的关系又可表述为平等性、非强制性。管委会承担着对第三方组织的宏观管理职能。据此,第三方组织应在功能上确定为有专门知识的人,其出具的合规考察报告是第三方机制的核心,应定位为专门性报告。有鉴于此,应当参照鉴定人与鉴定意见对第三方组织及其合规考察报告予以规制,同时,注意对涉案企业和被害人的权利保障。

案外人参与刑事诉讼涉案财物审理:属性、模式与程序

刑事诉讼中涉案财物如何处置既是实体法问题,亦是程序法问题;不仅关涉案件事实准确认定,亦涉及诉讼参与人财产权利保护。传统诉讼模式下,案外人参与涉案财物处置程序内容阙如。经改革完善,我国刑事诉讼立法确立案外人参与涉案财物审查程序,为案外人参与涉案财物审理提供程序空间。在此基础上需明确案外人参与审判诉讼地位,细化程序内容,构建具有诉讼化属性的涉案财物审理程序。

刑事涉案财物处置的多元化治理及其路径

当前我国刑事涉案财物处置模式存在涉案财物认定不清、管理不当以及财产权益无法得到有效保障等问题。在当前诉讼社会的背景下,公检法三机关对于涉案财物处置不应局限在单部门的管理上,而应当从多元化治理的角度出发。从主体的多元性、治理过程的有效升级以及治理内容的良性互动三个层面出发,阐释了涉案财物处置过程中多元化治理路径的具体运用和未来展望。

刑事涉案财物处置规范路径探析

刑事涉案财物处置在司法实践中面临评估难、内部操作流程梗阻、实际做法与法律规定相脱节等问题。为解决以上问题,在刑事涉案财物处置坚持合法性、正当性和必要性原则的基础上,应明确财物处置的法律规范,实施分级管理,优化财物处置的操作流程,建立信息化管理平台,提高处置过程的透明度与效率。

涉案企业合规刑事诉讼全流程适用制度的体系化构建

当前我国涉案企业合规改革面临适用范围局限、合规激励不足、执法司法低效衔接等问题。涉案企业合规刑事诉讼全流程适用具备实践经验、政策导向和立法完善等可行性基础,但在侦查阶段面临法理依据不足、合规激励不足、介入性质争议、行刑衔接不畅,在审判阶段面临合规依据不足、司法审查空化、检察角色分歧、程序衔接复杂等现实困境。立足当前检察实践探索,建议在侦查阶段从强化检察介入引导、优化侦查调查衔接、完善行刑衔接机制、拓展合规激励路径,在审判阶段从推动合规情节法定、健全司法审查机制、丰富合规激励形式、完善合规程序衔接等多重维度,体系化构建涉案企业合规刑事诉讼全流程适用制度。

刑事合规司法效果的厘定及其刑法证成

刑法是刑事合规最有效的依据。当前的刑事合规改革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刑法理论滞后的制约。为了实现政策性合规向法治化合规的转变,必须为其提供三重证成。首先是效果证成。必须着眼于刑事合规的多重效果,从多个角度扩大刑事合规的司法适用范围,改变检察机关“孤军作战”的局面。其次,制度证成,要充分挖掘刑事合规的刑法根据。企业合规从广义上看包括国内和国外的诸多规范,域外法律规范可以对我国刑事合规改革提供有价值的参考,但刑事合规的依据只能是国内刑法规范。国内刑法规范包括刑法总则、分则等直接规范以及前置性规范。再次,法理证成。刑事合规明显是在积极的特殊预防观念中融入了修复性的司法理念,因此具有重塑刑法制度的功能;从合规目的的实现路径来看,它依赖于刑法采取规范违反说作为评价实质违法性的主要根据。在处理涉案企业责任分配的时候,转嫁罚理论不适合我国单位犯罪的处罚原理,不应让员工为企业犯罪背锅。同时,涉案企业、负责的主管人员与其他责任人员承担的责任不同,这决定了刑事合规可适用于主管责任人员并适用于重罪。

论监察与刑事司法的沟通衔接机制

基于案件的互涉性和关联性,公检监三机关在办理特定案件时,势必出现管辖交叉甚或冲突;基于职能分工,监检法三机关在办理职务犯罪案件上所适用法律亦存不同,势必产生监察证据制度与刑事证据制度之间、监察留置措施与刑事强制措施之间、监察从宽处罚建议与检察从宽处罚建议之间的适用性冲突;基于程序的相对独立性,监检法三机关在办理职务犯罪案件的不同阶段均存在有效沟通和衔接的现实必要性和迫切性。为此,有必要在遵循职能管辖原则前提下,形成监察管辖优位、并案管辖、协作管辖机制,解决互涉案件和关联案件的管辖冲突问题;在遵循证据法定原则的前提下,形成监察证据与刑事司法证据同构机制,解决监察证据在刑事司法过程中适用的冲突问题;在遵循分工合作、相互制约原则的前提下,引入协商机制解决移送起诉、审查起诉阶段以及涉案财物处置等方面的衔接问题;在遵循各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原则的前提下,引入庭前会商等机制,解决职务犯罪审判阶段的衔接问题。

我国企业刑事合规第三方监督评估问题研究

在企业刑事合规改革中,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的建立立足于解决对涉案企业进行合规监管的问题。第三方组织监督评估的实质不仅是有组织的社会力量参与刑事司法,也是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治理的体现。第三方组织监督评估具有客观、中立、专业等优势。在第三方监督评估过程中,第三方组织承担审查合规计划、监督合规计划实施以及评估合规整改情况的职责,检察机关对第三方组织履职进行组织、指引及监督。目前在制度层面,仍需进一步优化第三方组织的责任承担形式,平衡检察机关主导地位与第三方组织独立性之间的关系,并从回避机制、合规考察书面报告的争议解决以及程序公开等角度完善第三方组织监督评估的运行程序。

涉案企业合规刑行衔接理念问题厘清

涉案企业合规改革的目的在于保企业、保稳定、保发展,为避免“刑事程序保住了企业、行政程序罚死了企业”等违反改革初衷的问题,涉案企业合规改革必须加强刑事司法与行政执法的衔接。为此,必须首先厘清涉案企业刑行衔接的四大理念问题,首先,不起诉后给予行政处罚,因根本就不存在刑罚,故刑行衔接并不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其次,因刑法与行政处罚法在规范保护目的和处罚种类上的差异,故刑行并罚并不违反禁止双重评价原则。再次,即使承认理论上刑行并罚具有合理性,但从实践角度而言,明确刑行界限仍然具有必要性。最后,至于实践中孰先孰后的问题,考虑到司法重公正、行政重效率,建议采用“刑事优先为原则、行政优先为例外”的规则,从而确保刑事诉讼与行政诉讼程序相协调。

刑事诉讼涉案财物管理的改革模式与路径选择

涉案财物跨部门集中统一管理改革以来,实践大体形成了公安代管、公检法共管、行政机关管理和社会主体托管四种管理样态,其各有优劣且均面临改革正当性争议。应当以赋权管理作为改革的正当性基础,并遵循外部独立性和中立客观性原则。然因集中管理中心实际管理主体不同,四种管理样态在定位特性匹配和改革效果呈现等方面存在差异。以管理主体是否独立于公检法为标准,可将其类分为内部统一管理和外部分离管理两种模式。经比较,内部统一管理主体未跳出公检法内部圈层,欠缺独立性与中立性,与赋权管理内在逻辑不能自洽。相反,外部分离管理主体与公检法不产生交集,改革具备正当性基础;赋权第三方主体管理更能优化配置资源,有效提升司法效益;模式运行虽具风险但可合理规制,改革具有实践可行性,是未来涉案财物管理改革的适宜路径。

涉案企业合规犯罪主体研究--以重大责任事故罪为视角

对重大责任事故罪中涉案企业进行合规具有重大意义,但重大责任事故罪中单位犯罪主体资格的缺位使涉案企业合规的推进遭遇困境,为此,有必要将重大责任事故罪纳入单位犯罪体系。与此同时,涉案企业合规改革秉承的“放过企业,严惩责任人”理念与传统的单位犯罪理论之间存在紧张对立关系,为缓解二者之间的关系,可以采取将单位责任与个人责任加以分离的二元化处理模式,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分案处理。

刑事涉案财物的概念探析

刑事涉案财物的概念有助于加强刑事实体法和程序法在刑事涉案财物概念方面的协调,弥合实务界和理论界对于刑事涉案财物概念的分歧,从而为规范刑事涉案财物处置打下基础。刑事涉案财物是公检法等机关在办理涉嫌刑事犯罪案件过程中获取的与案件相关的财物,其与罚没财物、赃款赃物、证据、刑事涉案物品存在一定的联系和区别,主要包括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违法所得、违禁品等。

刑事特别没收处理措施的困局与重构——以我国《刑法》第64条为切入点

对于我国《刑法》第64条规定的刑事特别没收处理措施的理解与适用,在立法、司法和学理领域均存在一定偏差且互相龃龉,需要厘清及重构。刑事特别没收是对物独立的实体处分措施,与犯罪人的罪责和人身危险性无关。追缴和责令退赔是没收与返还的前置性程序处理措施,追缴和没收的适用对象包括违法所得、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责令退赔和返还的适用对象包括违法所得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责令退赔是追缴的替代保全措施,应优先适用追缴。追缴或责令退赔而来的利益应优先返还被害人,余下部分予以没收。没收后仍存在退还原权利人的可能性。

涉危化品刑事案件行刑衔接疑难问题研究

涉危化品刑事案件办理中的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的有效衔接不仅在于工作机制的优化和完备,还在于法体系的调适和粘合,该项工作在司法实践中常遇诸多挑战,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司法人员对前置性法律法规的理解以及对刑法规范的把握存在偏差。结合司法实践中暴露的突出问题,针对性完善前置性法律法规的内容、充分挖掘前置性法律法规的规范价值以及理性看待前置性法律法规和刑事规范之间的差异性与独立性,是进一步提升涉危化品刑事案件行刑衔接工作水平的重要举措。

第三方机构处置刑事涉案虚拟货币的困境及优化路径

当前,第三方机构协助公安司法机关处置刑事涉案虚拟货币已是大势所趋。第三方机构处置的必要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制度设计与实践样态的双重驱动;二是第三方机构与公安司法机关处置能力强弱的二元格局。通过对处置实践进行考察,不难发现,公安司法机关委托第三方机构处置刑事涉案虚拟货币存在启动程序随意、估价方式简单以及处置币流向的违法违规等问题。规范第三方机构处置虚拟货币的行为,应当符合我国刑事制度的基本逻辑和虚拟货币的特点。因此,公安司法机关需要从虚拟货币的处置流程入手,严格限制启动的程序,合理优化价格的评估,有效规范处置币的交易。

涉案财物处置的概念厘清

涉案财物处置是关系到人权司法保障的重要问题。实践中对涉案财物处置基础概念的认识不清,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刑事司法的公正性。实体法意义上的涉案财物包括违法所得、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其中没收违法所得是基于“任何人不得因自身的不法获得利益”的对物的强制处分措施,不具备惩罚性功能和赔偿性功能;没收违禁品属于保安处分措施;没收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是国家对个人滥用财产权进行干预的对物的强制处分措施。应当在正确把握追缴、责令退赔、返还和没收等概念的基础上,规范适用涉案财物处置措施。

论我国军事域外刑事管辖的国内法规则完善

为了维护海外利益安全、参加地区和国际安全合作及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等方面贡献力量,中国军事力量需要遂行联演、维和、反恐、救援及护航等海外军事行动。在“军事力量走出去”的大背景下,我国现行涉海外军事行动的刑事管辖规则却不足以适应这一国防工程的开展,在管辖对象范围、专门管辖及地域管辖等多个方面尚存缺陷,亟待改进。为了适应海外军事行动中的刑事管辖特点,有两种修缮方案可供参考:方案一是在现有规范性文件的基础上进行调整,保留《中央军委关于军队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办理军队和地方互涉刑事案件规定》这两个核心规则在海外军事行动领域的适用;方案二则是通过构建新的部门规范性文件或司法解释单独规定涉海外军事行动的刑事管辖问题。

刑法第64条涉案财物处理措施的体系性解读

我国刑法第64条内部逻辑关系混乱,并存在与刑法相关条款、刑事诉讼法中有关附带民事诉讼、“没收违法所得程序”等规定的外部协调问题。“追缴”是“返还”“没收”的或然型前置性程序措施,适用于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物不在案的情形;“责令退赔”具有实体处分性,包含退还替代物和以犯罪分子的合法财产赔偿损失等两层含义,适用于涉案财物因事实或法律原因无法追缴的情况;“返还”与“没收”都是对涉案财物的最终实体处分;“上缴”是对“没收的违禁品、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以及不需要返还被害人部分的违法所得”进行最终转移的程序性措施。只有充分把握其中的逻辑关系,才能在文义与功能层面协调涉案财物处置与刑法相关条款以及刑事诉讼法中有关程序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