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涉案财产来源说明规则体系的类型化表达

为依法应对刑事涉案财产证明困难的挑战,近年来的立法不断增设被追诉人说明涉案财产来源条款。然而,这些说明条款分布零散,要素不够明晰,要求不够统一。同时,受概念思维的消极影响,学术界在认识该类说明时,择一性、封闭性地将这种说明的法律性质理解为权利、义务、证明责任、法律推定等,但任何一种观点都没能达成广泛共识。根据类型学原理,“出罪类说明”属于附条件的证明责任,应当严格限制说明主体,明确说明对象、内容、标准,遵循定罪程序规则;“从宽类说明”属于有限制的特殊法律义务,应当相对限定说明对象,适当区分说明内容与标准,适用量刑程序规则;“违法所得类说明”属于特定场域的特殊法律权利,应当拓展说明主体与内容,细化说明标准,规范说明程序。

论刑事涉案虚拟货币处置

合法、有效地处置刑事涉案虚拟货币是规范涉案财物处置的时代新课题。在涉虚拟货币犯罪高发态势下,刑事涉案虚拟货币处置已经受到理论界与实务界的共同关注。虚拟货币技术所表现的匿名性、去中心化、易跨境性等特征给公安司法机关的处置能力和传统涉案财物处置规则带来挑战。刑事涉案虚拟货币处置关乎司法公正、基本人权及信息网络犯罪综合治理成效,需要立足于虚拟货币监管政策与刑事涉案虚拟货币处置的兼容性,改革创新刑事涉案虚拟货币处置方法,将刑事涉案虚拟货币处置纳入涉案财物处置体系之中,同时强化技术手段在完善涉案虚拟货币处置制度中的作用,建立健全刑事涉案虚拟货币全过程处置程序及刑事涉案虚拟货币处置全生命周期监管链机制,保障刑事涉案虚拟货币处置的合法性。

《刑事诉讼法》第四次修改背景下单位犯罪治理体系的完善——以涉案企业合规改革为视角

以涉案企业合规改革为视角来审视我国单位犯罪刑事司法治理体系是否健全,应在法教义学下确保自身价值、逻辑、体系的一体,并与我国刑事司法核心理念和价值追求保持一致。单位应具有相对独立的行为、行为背后的意志及相对独立的主观罪过,具有清晰的归责逻辑,并能够实质分离单位责任与单位直接责任人责任,由此实现单位犯罪归责机制重塑。涉企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建构以此为基础,但并不止步于有效合规的诉讼评价,其“条件”应表达为刑事惩罚性与企业合规自治的结合,遵循宽严相济、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有机统一。《刑事诉讼法》在进行第四次修改时应当对此予以必要关注和回应。具体到涉企附条件不起诉制度构建中,建议完善涉案企业合规保证金制度、合规整改期间涉案企业特定经营禁止制度、涉案企业有效合规承诺制度等,推动涉企刑事诉讼程序专门化,逐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涉案企业合规执法司法制度体系。

涉案企业合规第三方监督评估组织的法律关系与功能定位

第三方监督评估组织在涉案企业合规制度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其在法律上的定位对于合规案件办理的合法、合理意义重大。从规范上看,第三方组织应作为独立监管人协助检察机关工作;实践考察发现,第三方机制中检察主导显著,第三方组织工作方式多样,检察听证的适用突出,同时强调对第三方组织的监督。第三方组织与检察机关、涉案企业和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管委会的法律关系决定着其功能定位。第三方组织与检察机关的关系具有受托性、独立性的特征;其与涉案企业的关系又可表述为平等性、非强制性。管委会承担着对第三方组织的宏观管理职能。据此,第三方组织应在功能上确定为有专门知识的人,其出具的合规考察报告是第三方机制的核心,应定位为专门性报告。有鉴于此,应当参照鉴定人与鉴定意见对第三方组织及其合规考察报告予以规制,同时,注意对涉案企业和被害人的权利保障。

案外人参与刑事诉讼涉案财物审理:属性、模式与程序

刑事诉讼中涉案财物如何处置既是实体法问题,亦是程序法问题;不仅关涉案件事实准确认定,亦涉及诉讼参与人财产权利保护。传统诉讼模式下,案外人参与涉案财物处置程序内容阙如。经改革完善,我国刑事诉讼立法确立案外人参与涉案财物审查程序,为案外人参与涉案财物审理提供程序空间。在此基础上需明确案外人参与审判诉讼地位,细化程序内容,构建具有诉讼化属性的涉案财物审理程序。

刑事涉案财物处置的多元化治理及其路径

当前我国刑事涉案财物处置模式存在涉案财物认定不清、管理不当以及财产权益无法得到有效保障等问题。在当前诉讼社会的背景下,公检法三机关对于涉案财物处置不应局限在单部门的管理上,而应当从多元化治理的角度出发。从主体的多元性、治理过程的有效升级以及治理内容的良性互动三个层面出发,阐释了涉案财物处置过程中多元化治理路径的具体运用和未来展望。

刑事涉案财物处置规范路径探析

刑事涉案财物处置在司法实践中面临评估难、内部操作流程梗阻、实际做法与法律规定相脱节等问题。为解决以上问题,在刑事涉案财物处置坚持合法性、正当性和必要性原则的基础上,应明确财物处置的法律规范,实施分级管理,优化财物处置的操作流程,建立信息化管理平台,提高处置过程的透明度与效率。

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涉案财物处置难点问题研究

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的涉案财物往往规模巨大,查处、处置、执行的难度较大。经过数年实践,这类案件的涉案财物处置仍然存在可执行财产不足、夫妻共同财产规则影响执行、民事纠纷影响财产处置、洗钱犯罪查处不到位等难点问题,不利于扫黑除恶常态化开展和《反有组织犯罪法》的落实。针对性优化建议包括:诉判执提前介入,引导侦查机关实现资金穿透;完善证据规则,有效解决夫妻共同财产执行难题;加强刑民衔接,确保涉案财物处置及时得当;加大洗钱查处力度,斩断上下游犯罪链条。

涉案加密数字货币审前处置的类型分析与程序规制

加密数字货币作为涉案财物的新兴形态,应当被纳入刑事处置的范畴。现有针对加密数字货币的审前处置活动,或可能在行使层面侵犯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益,或可能在诉讼层面无法妥善实现财物保管、推进的需求,亟待指引和规制。涉案加密数字货币的审前处置监督方式,多为监督体系未成形下的行政化监督、事后监督,监督透明度低、效果不理想。为此,应结合涉案加密数字货币的三种处置类型,从纵向与横向两个层面着眼,搭建规制加密数字货币审前处置的程序框架。纵向层面,配置合法合理的程序运行规则,一方面以涉讼主体为基点明确各方责任;另一方面,以全流域监管为导向形成内外监督。横向层面,完善权力制衡的技术应用体系,对程序性强制处置措施、准实体性处置措施以及延续性保管措施进行技术性完善和监管。

新型经济犯罪中涉案虚拟财产管理模式的重塑

随着信息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在新型经济犯罪中越来越多的涉案财产以虚拟形式生成与储存。然而,我国目前对于虚拟财产管理方面的法律规定处于空白状态,司法实践做法不一。新型经济犯罪中的虚拟财产具有去中心化、匿名性、跨境性等特点,管理难度较大,现有的管理模式导致涉案虚拟财产保管手段的特殊性被忽略,从收集到执行的技术性被割裂,对犯罪事实的证明性被限制,利益相关方的参与性被阻断。为应对这一挑战,有必要搭建统一管理的专业性机构,把控管理流程的手段与风险,创新价值性证明的评估方式,保护涉案公民的数字性权益。在此基础上采取一站式管理模式,并对一站式管理模式的理念、权责、对象和数字化管理方式进行了明确,助推涉案财产处置工作现代化。

从“族刑”案例看魏晋时期缘坐范围的限缩及原因

缘坐制度是我国古代一种以家族为基础的刑罚归责方式,其实效是使犯罪者和其一定服制内的亲属连带受罚,体现出中国古代法中“罪人以族”的传统思想导向。然而到了魏晋时期,缘坐制度在刑罚强度和株连范围上相较前代都呈现出限缩的态势。可以认为,该变化与这一时期法律儒家化的进步、法律形式的完善以及宗族关系发展之间具有内在的联系。通过对比数个魏晋南北朝时期具有代表性的缘坐案件,给予我们的启示是,在当今法治建设中应该平衡“罪责自负”原则和社会性连带责任制度的规制作用。

动态平衡视域下刑事涉案财物处置权的运行

动态平衡是一个哲学范畴,不仅具有理论价值,而且还具有实践工具价值。刑事涉案财物处置权是由主体、客体、对象等要素构成的系统,其与动态平衡具有内在关联。动态平衡能够作为刑事涉案财物处置权运行理论基础的原因在于其揭示了刑事涉案财物处置权产生、运行的本质原因,其是刑事涉案财物处置权存在、运行的内在根据,其还反映了刑事涉案财物处置权有序运行的含义。正是因为动态平衡与刑事涉案财物处置权运行紧密相连,其对刑事涉案财物处置权运行具有启示意义,其不仅表明了刑事涉案财物处置权无序运行的本质,而且指明了纠正刑事涉案财物处置权无序运行的节点,还是刑事涉案财物处置权有序运行的根本方法。

非法集资案件财物处置刑民交叉的规范路径

非法集资类案件必然涉及到刑民交叉的问题,相较于一般刑民交叉案件的财物处置,集资类案件的财物处置有其特殊规则,强调多方利益平衡,集资者参与的民间借贷一律纳入非法集资范围,并设置了专门的行政化处置程序。这些处置规则,在强调集资参与人利益保护的同时,忽视了非集资参与人的权益,不区分"同一事实"与"有关联但不是同一事实"的民间借贷关系,先刑后民时未明确法院的民事生效裁决应如何处理,行政化和刑事追赃两种涉案财物处置程序均难以处理非法集资财物处置中的复杂关系。在现有法律规定的基础上,应当细化民间借贷的认定标准,依法判断民间借贷是否属于非法集资范围;先刑后民时明确民事生效裁决可作为财产处置依据;同时处置涉案财物程序应司法化。

论相对独立的刑事涉案财物处置程序之建构

公正处置涉案财物是刑事司法领域贯彻保障公民财产权的重要环节。长期以来,涉案财物处置依附于定罪量刑活动,对于涉案财物事实缺乏实质性审理,这一“合一型”模式不利于公民财产权的保护,涉案财物处置程序改革迫在眉睫。考虑到与定罪量刑程序的紧密衔接及涉案财物事实的复杂性,吸收量刑程序改革的有益经验以及实践先行带来的启示,当前应建构相对独立的涉案财物处置程序,促进涉案财物处置的公开化、透明化,限制法官自由裁量权,最大程度实现公正与效率的统一。相对独立的涉案财物处置程序依申请或依职权启动,通过发挥庭前会议功能,接受当事人及利害关系人的财产权争议及主张,决定是否开启针对独立性财物事实的专门审理,实现实质性审理。同时,应根据证明责任设置分层次的证明标准,在发生事实认定错误时进行必要的程序回转,保障事实认定的准确性。

刑事诉讼中涉案财物的认定与处理

《刑事诉讼法》不仅要保护公民的人身权、自由权,而且更要使公民的财产权免受非法侵犯。但在我国刑事诉讼中,司法机关为了查明案件事实,惩罚犯罪,往往不同程度地限制或者剥夺被指控人的涉案财物。比如将涉案财物与赃款赃物混为一团,无限制地扩大疑赃财物的范围,截留、挪用、非法使用的现象也较为严重。鉴于强大的公权力与被指控人的弱势地位严重失衡,如果不对其加以控制,必定会侵害到被指控人的财产权,从而直接影响到审判的效果与判决的执行。刑事诉讼中对涉案财物的认定与处理对于保护被指控人的合法权益、保障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具有重要意义。具体思路是:重新在法院系统内部设立刑事监督法庭,设立涉案财物保管中心,涉案财物的裁决权由法院行使,并且对非法处置涉案财物的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予以不同程度的处罚。

我国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的若干检讨——基于2012年《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的分析

2012年《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关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没收程序对于解决我国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具有重要意义,但也存在一些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在适用范围方面,立法从案件性质与逃匿时间两方面加以限制,实无必要性。在案件证明方面,应当在检察机关与利害关系人之间合理分配举证责任,明确相应的证明标准。为保证没收裁判具有可执行性,应当建立体系性的财产保全措施。

规范语义下刑事追缴性质的厘定

在我国刑事法律规范中,刑事追缴的对象范围及其与返还和没收之间关系存在不确定性,反映出刑事追缴性质的模糊性。刑事追缴的性质应当被界定为具有集合特征的程序性措施,指代查封、扣押、查询与冻结等措施。

刑事合规司法效果的厘定及其刑法证成

刑法是刑事合规最有效的依据。当前的刑事合规改革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刑法理论滞后的制约。为了实现政策性合规向法治化合规的转变,必须为其提供三重证成。首先是效果证成。必须着眼于刑事合规的多重效果,从多个角度扩大刑事合规的司法适用范围,改变检察机关“孤军作战”的局面。其次,制度证成,要充分挖掘刑事合规的刑法根据。企业合规从广义上看包括国内和国外的诸多规范,域外法律规范可以对我国刑事合规改革提供有价值的参考,但刑事合规的依据只能是国内刑法规范。国内刑法规范包括刑法总则、分则等直接规范以及前置性规范。再次,法理证成。刑事合规明显是在积极的特殊预防观念中融入了修复性的司法理念,因此具有重塑刑法制度的功能;从合规目的的实现路径来看,它依赖于刑法采取规范违反说作为评价实质违法性的主要根据。在处理涉案企业责任分配的时候,转嫁罚理论不适合我国单位犯罪的处罚原理,不应让员工为企业犯罪背锅。同时,涉案企业、负责的主管人员与其他责任人员承担的责任不同,这决定了刑事合规可适用于主管责任人员并适用于重罪。

刑事涉案财物处理的立法缺陷与完善

刑事涉案财物处理的立法缺陷主要表现为,法律渊源庞杂、分散,效力层次低;概念界定模糊不清,术语混淆使用,造成逻辑混乱;立法内容的粗放、缺漏、矛盾问题严重;以打击犯罪作为立法价值理念,忽视了对财产权的保护,以部门利益为导向,部门色彩浓厚。立法的缺失,导致了司法实践的混乱,不利于对被追诉人、被害人和案外人合法财产的保护。因此,要确立起打击犯罪和保护财产权并重的立法价值理念,调整立法模式,提升立法层次,并修改、补充立法内容,以增强法律法规的完备性、协调性和可操作性。

我国网络管辖权的发展现状

网络案件管辖权是当今相关司法界和理论界面临的一个难题。在先前研究的基础上,我们对我国网络民事案件、网络刑事案件以及涉外网络案件之管辖权的发展现状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讨论,以推动我国相关司法实践和理论研究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