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大夫之学”视野下的曾国藩“奇偶互用”说

曾国藩在奠定“士大夫之学”学术规模的过程中,根植《易传·系辞》的宇宙观和张载的辩证观,依据韩愈“孔墨相用”说而提出“奇偶互用”说。相较清中叶以来“奇偶相生”“奇偶相杂迭用”“骈散相成”“奇偶相间”“奇偶相参错综”等说,“奇偶互用”说确立“奇”为本位、以“奇”兼“偶”的体用关系,主要从行气运辞、天授人事的角度记述奇偶,重塑韩愈古文在学术分途中的连接作用与在文体演变中的典范价值。该说完善并发展了姚鼐“文分阴阳”说,试图纠正桐城理论阴阳分判、偏于阳刚,而创作失之阴柔的流弊。曾国藩大胆接受富有争议的“孔墨相用”说,体现了其在晚清大变局中,借助韩愈归本经子、博学于文的“大贤君子之道”,复兴修己治人、经世致用的大人之学的淑世情怀。

论汉初政论文对炎黄二帝的书写

汉初政论散文以陆贾的《新语》、贾谊的《新书》以及《淮南子》为代表,在这些政论文中炎黄二帝多以仁义、贤明的君主形象被援引和论述,作为一种“假托”来表达汉初政治家重农抑商、休养生息的政治主张。这与汉初黄老之学的兴起有着十分紧密的关系,表现了汉初特定时期的道家思想,也反映了汉初士人们的炎黄观。

从主题偏离到讽刺艺术——论我国古代先扬后抑讽刺手法的发展

主题偏离指作品在叙事或抒情时违背最初创作宗旨的情况,这一问题在我国古代屡见不鲜。《诗经》作品自然、原始的抒情状态往往使诗作包含多种情感,缺乏统一的组织。汉代的体物大赋在追求巨丽之美的同时,为了作品的政治意义,往往出现文章在结尾背离主题的“劝百讽一”问题,最终在铺陈形式和讽喻内容的挤压之下产生了蔡邕《述行赋》这样近似“先扬后抑”形式的讽刺作品。唐代诗人李白能够将一首诗作中表露的多种情感组合在统一的风格下,在杜绝主题偏离问题的同时实现了情感的自由表达,而随着抑扬情绪的变化,偶尔会出现具有“先扬后抑”效果的讽刺作品。这类作品最终在白居易的继承下,成为“卒章显其志”的标准“先扬后抑”讽刺模式。

尔雅深厚:西汉初文章写作及其地位

两汉文章风格气象高古、典实雄健,唐宋古文家以及明代古文派视为典范。两汉文章何以能形成这种风格?其成就如何发展而来?从儒家经义、经世致用和尚气重辞三方面论述汉初文章写作,指出汉初自觉以儒学变改战国、秦以来杂学术文风,书疏政论诸体,由质及文,由野而雅,从而为汉代文章写作开辟道路,指明方向。以西汉初诏令以及陆贾、贾谊、贾山、晁错、邹阳、枚乘等人文章为对象,详细分析其内容和艺术特征,说明西汉初文家在新政权里,如何为建立符合汉王朝文化要求的写作而努力,同时揭示这种写作具有的作用和地位。

辽朝臣子进献诗赋现象探析

辽朝建国后出现了臣子进献诗赋的现象,且集中出现于辽圣宗、辽兴宗、辽道宗时期。此现象的出现与辽朝受汉文化影响密切相关,在辽朝统治者的大力倡导及辽朝科举制度的推动下,从辽圣宗朝开始,辽朝君臣的汉文化修养有了很大提升,向君主进献诗赋的行为开始风行。进献诗赋者的身份、民族出身,所进献的对象及所进献诗赋的题材、内容、目的等都呈现多样化特点。辽朝臣子进献诗赋的现象是辽宋时期民族交流、交往、交融的具体体现。

从论“以文为诗”看钱钟书的文体观念

文体观念是钱钟书文学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关于“以文为诗”破体现象的文献载录和文体批评最为代表。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以文为诗”的文体源流及态度倾向。他在极力称赏韩愈之以文为诗的基础上,追溯“以文为诗”的文体源流及其积极意义和消极影响。二是《宋诗选注》所论宋人“以文为诗”。体现了钱钟书对于宋诗有别于唐诗的瘦硬生新风格的肯定,这一宋诗风格的形成与欧阳修、王安石、杨万里、黄庭坚等继承陶渊明、韩愈以来“以文为诗”的创作原则和破体理论息息相关。三是“同光体”与清代“以文为诗”。涉及“同光体”与清初宋诗派及其吕留良的渊源、论“同光体”成员及其与“桐城派”的关系以及论“同光体”所谓“学人之诗”的特征及源流等。四是论“以文为诗”之“革故鼎新”和“演变之原”的发展规律。涉及钱钟书为何肯定“以文为诗”,其原因在“文体递变”的文体发展规律;《中国文学小史序论》所论“以文为诗”,可见他的文学史发展观念;称“艺术之宫是重楼复室、千门万户,绝不仅是一大间敞厅”,体现了他的文体通变观等。

试论董仲舒《天人三策》对散文经学化之影响

春秋战国至西汉六百多年间,中国继政治之大一统后,思想上一直难以统一。顺应时代的要求,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提出“推明孔氏,抑黜百家”以解决此难题,儒家“大一统”思想成为了帝国的统一意志。与此同时,对策中所表现出的卓越思想魅力和文学特色,推动了汉代散文“新儒学”创作立场的确立与汉代文论实用化标准的形成,自此经术文风在两汉散文创作中风靡。

试论汉赋对《史记》创作的影响

司马迁著成伟大的史学名著《史记》 ,不仅得益于西汉武帝时期政治、经济强盛的社会条件 ,承袭了先秦以来史学发展积累的成就 ,而且还从西汉大赋的精神气度、文章结构、创作手法获得启示与借鉴。大赋在西汉十分兴盛 ,备受统治者青睐 ,司马迁也极其推重大赋。《史记》的创作学习了大赋“控引天地 ,错综古今”和“包括宇宙 ,总览人物”的恢宏气势 ,借鉴了大赋有系统地归类式描述结构 ,也受到大赋夸饰、渲染写作文风的影响。这些都是史学界尚未探讨而应当引为注意的。

试论两汉之际关于隗嚣割据西北的散文创作

两汉之际,割据西北的隗嚣集团周围聚集了一大批好文之士,他们针对其时天下形势创作了大量优秀的散文。从这些文章中,我们感受最多的是这些文士们权衡形势,分析厉害之睿智,以及昂扬向上、气势磅礴之文风。笔锋锐利、激扬畅快之作,与战国策士文风无异,显示了乱世文学文风的一致性。此时期散文文风与西汉后期雍容典雅之文风大相迥异,又与东汉中期沉稳从容之文风相去甚远,显示了其时文风的独特性。

汉代赋用论的成立与变迁

中国古代赋论由汉代肇端,历经两千余年之发展,形成了由"赋用"到"赋体"、"赋法"的批评路数,两汉正是赋用论成立与变迁的时期。西汉赋论以司马迁"讽谏说"与扬雄"丽则说"为代表,构成赋用论的基础。而由二刘(向、歆)的《诗赋略》到班固的《两都赋序》,正以其论述话语、治学背景、政教思想的不同,形成了由西汉到东汉赋用论的变化。东汉桓谭、王充、班固、张衡等学者论赋,既昭示了东汉赋家尚礼的治用观,又隐示了汉代赋用论向魏晋赋体论的潜移。

秦汉文学流程的文化观照

本文是《商周文学流程的文化观照》的续篇,文中将继续追问一些文学史问题,诸如为何文化专制时代的颂歌体文学特别发达,为何"秦世不文"而后世的《过秦论》、《桃花源记》、《阿房宫赋》、《孟姜女哭长城》等等"谴秦"作品却成了文学名篇,汉武帝的"罢黜百家"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有无本质区别,汉代巨史大赋的森林是在什么样的文化原野上生长繁茂的,表达了作家们怎样的文化追求和审美理想,"少而好赋"者为何又"壮夫不为",东汉张衡何以在登上了汉大赋的峰巅之后又转向了以山水田园和平凡人性为背景的抒情小赋等。作者认为,文学名篇的细读和内部研究非常必要,但滋养文学华林的文化的阳光雨露却只能作外部观察与考量,文学景观的兴衰存亡依赖于远比自身广阔得多的人间万象和天地风云。

论中唐骈散相争与韩愈的“破骈为散”

韩愈"破骈为散",改变了六朝以来骈文占据主导地位的局面。其破骈为散的主要方法一是增加句子的字数改变原来的对仗;二是故意把原本可以作为好好的对句改为不对仗的,几个很标准的句式已经构成对句长联,他又突然增加一句,打破骈文的对仗形式;三是把对仗句式演变成排比句式;四是强调"惟陈言之务去"。韩愈破骈为散,体现了骈散相争的对立而又互融的特点。

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生命感应——先秦两汉散文的一个透视点

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是中国古代重要的理念,指的是生命之间的感应。先秦两汉散文在对这种生命理念进行艺术显现时,形成比较稳定的表现手法和叙事模式。通常兼顾生命感应过程中的声气相通。道家作品则比较特殊,或只写同声相应,或取消对同声相应的描写。在展现通过音乐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生命感应时,突出交流双方的互动。

汉末魏晋辞赋人神相恋题材的情感模式及文体特征

汉末魏晋辞赋“人神相恋”的同题之作,大都表现出丽色-爱悦-自持-分离-怅惘的情感模式,反映了人神邂逅之际或人神爱慕之时,一种来自生命本能的爱悦与内心礼防之间的冲突,以及这一冲突下不得不分离的怅惘。这种脱却外在政治寓意与伦理道德的情感主题,在志怪小说中因“志怪”的外衣而得到更加真实的再现。这一时期的辞赋作家将辞赋虚构的文体特征与创作主体第一人称叙述模式相结合,利用赋体的铺陈功能以及颂与讽的表达效果与模式,让辞赋适时地承担了这种情感主题的表达。随着南朝诗坛声色大开、宫体诗兴盛改变着人们对女性的审美态度,此类辞赋创作在南朝逐渐衰弱。

汉代经学与散体赋的政论化倾向

从司马相如、扬雄、班固、张衡四位代表作家的作品中可以看出,政论化的倾向在散体赋中越来越明显。议论在赋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观点越来越显豁。赋中由泛论一般社会现象变为有针对性地阐明政治观点,其中不仅有批评,更有对政治理念和政治主张的表述。从作品的表述方式来看,赋中由一方批评另一方发展为双方展开论难,论辩的双方为争论一个问题各自引经据典。这些变化源于经学引起的赋家创作意识的变化,也与经学影响下的文风有关。

对唐宋古文家的双重批评标准——从韩柳欧苏的妓妾声色谈起

食色性也,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轼等古文家也不例外。不过,同一个玩妓置妾、追求声色之欢的事实,历来批评家却对韩、欧严,对柳、苏宽。而往深一层看,这种宽严不均的批评现象其实还代表着对古文家评价的双重标准:在儒道之"正"的标准下,韩欧的妓妾声色有可能成为人品方面的玷污,他们作为古文运动领袖须要人品与文品的合一,而在文章之"妙"的标准下,柳宗元、苏轼的妓妾声色经历不遭诟病,甚至还成为"文采风流"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这种对古文家评价的双重标准,最终还与古文家本人不同的自我期许大有关系。

试从《后汉书》“引用文章”管窥东汉散文对偶运用之艺术成就

《后汉书》引文的众多作者们大都喜用对偶辞格。其种类之多、数量之巨、艺术之精,在"前四史"引文中堪称佼佼者。为此,通过量化、比较、示例及赏析之法对其艺术性进行实证研究,将有助于人们相应探寻对偶艺术在东汉散文中的演绎轨迹,客观揭示《后汉书》引文作者在骈语发展史上的作用和地位,以期为《后汉书》自拟文字对偶艺术的研究提供有益的参照,同时为人们比照研究相关史籍对偶运用的艺术性,并由此或将为探求我国骈偶传统的形成以及华美骈文的孕育提供具有准确性及说服力的实证和结论。

扬雄《逐贫赋》与汉代民俗

《逐贫赋》并非运用了拟人和想象,其中的“贫”实系西汉民俗信仰中的“贫鬼”,与此相关的民俗为“除贫”。《逐贫赋》第一次以文学艺术的形式回答了文化史上一个重大命题:当被政治的浊流冲击到社会生活的边缘以后,作为一个文化人应该以什么方式完成文化使命,实现人生价值。

古文运动、科举与“唐宋八大家”

古文运动与科举制度的出现有共同的历史背景。唐代古文家对科举考试中的时文多有批评,但实际上古文家与科举考试有着相违与相依的双重关系。从宋代起古文渐渐在科举考试中发挥作用,“唐宋八大家”的出现正反映着古文与科举的这种双重关系。

李攀龙、王世贞复古文风在朝鲜朝文坛的传播与影响

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朝鲜朝文人在中朝外交使节交流的过程中认识到李攀龙、王世贞在中国文坛的声名及其复古文学思想,并开始购买这二人的著作。其后,在朝鲜朝社会普遍存在的“慕华”思想,与由此衍生出的“同文”“并世”意识,以及朝鲜文坛学习“秦汉古文”风尚的推动下,李攀龙、王世贞的复古理念在朝鲜朝文坛得以广泛传播。这不仅引起了散文创作风格向“艰涩”“奇僻”的转变,也促成了"秦汉古文"在散文学习范式与散文选集领域经典地位的确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