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阿来《回首锦城一茫茫:杜甫成都诗传》的写作模式与成就

阿来新作《回首锦城一茫茫:杜甫成都诗传》是一部高质量的“学术散文”。从文学性看,本书不仅把复杂的人物活动、历史过程处理得简洁明了,结构清晰,文字疏朗大气,语言流丽,而且描写成都之美,赞美杜甫之善,具有很强的审美感染力。从学术性看,本书所述内容知识准确、科学,将学术内容进行大众化、通俗化解读,具有一定的学术品质。文学研究与文学创作并非水火不容,此书属于非虚构写作,内容上追求科学与准确,表达上追求文学感染力,此种学术的通俗化写作模式值得推广。

苏轼长题日记体诗对“以文为诗”的发展

日记体诗的长题者在宋代的数量倍超前代,多记日常生活与感触,体现了宋诗私人化、日常化的典型特征,苏轼的长题日记体诗在艺术性上实现了对“以文为诗”的发展。首先,苏轼长题日记体诗题具有的散文特质,体现出日记文体对诗题的渗透。其次,苏轼长题日记体诗的内容因其文以载道的性质具有文的特征,其长题日记体诗的叙事与苏轼仕宦经历有密切关联。最后,苏轼长题日记体诗是对杜甫、韩愈“以文为诗”的新发展,是其重视自然的文艺观的直接反映,也是其文道并重观念的间接反映。苏轼以其长题日记体诗创作丰富了“以文为诗”的内涵。

《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订补——以秦嘉铨、瞿有仲、毕朗三位苏州作家为中心

今人柯愈春先生所著《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从清代诗歌(包括散文)文献学的角度来说,代表了迄今为止该领域学术研究的最高成就。因此,以该书作为基准,对其中难免存在的若干舛误与疏漏进行订正与补充,从而使之尽可能地更趋完善,也就成了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同时,这些遗留下来的问题,其难度相对来说也是最大的。现在就秦嘉铨、瞿有仲、毕朗三位苏州作家的有关问题做些订补,供作者及其他相关读者参考。

《清人别集总目》与《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补考十六则——以作家生卒年为中心

《清人别集总目》与《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是迄今为止收录清代作家、作品最为齐备的两部清代文学文献目录专著,然而书中对王陶、晏善澄、徐澍、何琳、许鲤跃、罗秉政、苏廷煜、孙煦、陈从潮、吴昭融、姚颐、瞿绍坚、黄模、周鹤立、胡枚、俞国鉴等16位作家的生卒年记载存在阙漏,针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考证。

地域文化中的生命放歌——李白湖北诗文之生命意识书写

李白在游历及寓居湖北时写下95首诗歌和18篇文,受湖北地域文化的影响,这些诗文里灌注着李白强烈的生命意识。这些诗文或是折射出诗人对春秋代序的时间思索,或是传达着诗人努力冲破困境对不朽功业的理想追寻,或是流露出诗人对生命追求的价值思考。在不同的人生阶段,李白对生命的价值与意义有着不同见解与领悟,其在湖北的土地上确立了“功成身退”的人生理想,也悟出功名富贵不常在的生命真谛。无论李白生命意识如何嬗变,核心仍然是对生命意志的理想追求。

从宋玉《风赋》看赋家之“欲讽反劝”

宋玉《风赋》主旨难明,世人多有曲解。对文本进行深入品析,并从宋玉形象、相关作品思想倾向入手,加以佐证,能较为全面地把握《风赋》之讽谏本质。《风赋》关涉彼时赋作“欲讽反劝”之风貌,对其主旨之深刻探讨,也为深入体会赋体创作中“欲讽反劝”之现象创造契机,进一步确证《风赋》实为“欲讽反劝”。

《中国文艺》诗歌的民族“隐喻”

华北沦陷区严苛的政治语境使含蓄抒情的诗得到了意外发展,在情感意蕴和创作手法上,诗显现着审美意义的现实超越。在北平文学内外交困之时,《中国文艺》诗人将现实的苦闷和压抑化为心灵的疮疤,用忧伤标记着时代的精神烙印,他们的诗作不仅抒怀了对社会现实的失望与不满,还以含蓄抒情的方式潜隐地表明创作立场,由此建构了民族“隐喻”的表达方式,拓展了文学启蒙的空间。

元人诗文集中塞外霞城书写的文学地理空间

元人诗文集中,在四海混一的文化认同和天下一家的族群归属大格局下,广袤版图与多方民俗的山水风土书写可以并行不悖,其中有关上京纪行诗的许多篇什中都涉及一个重要的塞外小城--霞城赤城县(今河北张家口市北)。这一独特的文学地理空间,不仅是当地难得的历史遗存、乡邦文献的绝好佐证,也是其文脉流衍的重要载体之一,对于研究此一阶段、此一地域的多元文化交融、民族团结、乡邦文化,均意义非凡。

庆云寺高僧成鹫诗赋中的端州风物人情

鼎湖山位于广东省肇庆市,是广东四大名山之一。成鹫为鼎湖山庆云寺第七代住持,也是岭南著名禅林高僧。成鹫有很多写景诗。他笔下出现了很多端州风物人情,这些都是对肇庆本地实景实物的描写,情景交融,是重要的地方文化建设文献资料。

从论“以文为诗”看钱钟书的文体观念

文体观念是钱钟书文学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关于“以文为诗”破体现象的文献载录和文体批评最为代表。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以文为诗”的文体源流及态度倾向。他在极力称赏韩愈之以文为诗的基础上,追溯“以文为诗”的文体源流及其积极意义和消极影响。二是《宋诗选注》所论宋人“以文为诗”。体现了钱钟书对于宋诗有别于唐诗的瘦硬生新风格的肯定,这一宋诗风格的形成与欧阳修、王安石、杨万里、黄庭坚等继承陶渊明、韩愈以来“以文为诗”的创作原则和破体理论息息相关。三是“同光体”与清代“以文为诗”。涉及“同光体”与清初宋诗派及其吕留良的渊源、论“同光体”成员及其与“桐城派”的关系以及论“同光体”所谓“学人之诗”的特征及源流等。四是论“以文为诗”之“革故鼎新”和“演变之原”的发展规律。涉及钱钟书为何肯定“以文为诗”,其原因在“文体递变”的文体发展规律;《中国文学小史序论》所论“以文为诗”,可见他的文学史发展观念;称“艺术之宫是重楼复室、千门万户,绝不仅是一大间敞厅”,体现了他的文体通变观等。

韩愈《南山诗》的艺术特色

《南山诗》是韩愈雄奇险怪诗风的代表作,在诗歌艺术上,以赋法入五古,将汉大赋的作法移之于长篇五言古风;同时在遣词造句上险语叠出,独张一军;以文为诗,将古文创作的诸因素引入诗歌创作。《南山诗》又是山水诗的变格,是对六朝以来传统山水诗的变革创新。另外,关于《南山诗》连用五十一“或”字句的问题,历来聚讼纷纷,其来历应出自《诗经》和《文赋》。

《三边赋》之《卜魁城赋》论略

以蒙古和宁《西藏赋》、吉林英和《卜魁城赋》、大兴徐松《新疆赋》为代表的清代乾嘉道之际的边疆舆地赋,以其鸿篇巨制和鲜明的边疆地域特色而在光绪九年(1883)由元尚居汇刻为《西藏等三边赋》。道光八年,英和因罪发遣齐齐哈尔城,次年即撰成《卜魁城赋》一书,全面阐述齐齐哈尔城的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状况,详述山川、物产、风俗、政教等项内容,充分体现了边疆舆地赋的特色与价值。

清代文字狱的整体状况与清人的载述

清代文字狱以次数多,规模大,惩处之残酷著称于世。从函可《变纪》案开始,清人就以各种各样的形式或明或暗地记录着这些形形色色的文字案狱。除《东华录》、《永宪录》等一些史料汇编性质的著述外,在不少诗文和文人笔记类的记述中还或强或弱地表达着作者自己的看法。但真正意义上对清代文字狱的研究则从清代灭亡开始。

汉代赋用论的成立与变迁

中国古代赋论由汉代肇端,历经两千余年之发展,形成了由"赋用"到"赋体"、"赋法"的批评路数,两汉正是赋用论成立与变迁的时期。西汉赋论以司马迁"讽谏说"与扬雄"丽则说"为代表,构成赋用论的基础。而由二刘(向、歆)的《诗赋略》到班固的《两都赋序》,正以其论述话语、治学背景、政教思想的不同,形成了由西汉到东汉赋用论的变化。东汉桓谭、王充、班固、张衡等学者论赋,既昭示了东汉赋家尚礼的治用观,又隐示了汉代赋用论向魏晋赋体论的潜移。

律赋用韵类型探论——以清《雨村赋话》《复小斋赋话》为中心

律赋与科考关系密切,是科场取仕的重要文体。律赋的根本特征是注重用韵。试赋限韵肇端于初唐,其韵字平仄、用韵次序、韵数多寡皆无定制。中唐之后,八韵八段式成为常例。宋代以降,四平四仄相间而行的韵脚终成定制。金元明三朝,律赋渐趋式微,用韵问题亦渐行渐远。有清一代,律赋繁兴,论述律赋用韵的典籍随之而增,尤其赋话一类文献关涉律赋用韵繁多,据清代《雨村赋话》、《复小斋赋话》二书,厘定出七种不同的用韵类型,并就其功能、价值及其演变轨迹略作考察。

论北宋真仁间辞赋创作的治平心态

北宋真宗以来的太平景象造就了一部分文人平和细腻、雍容典雅的心理素质,晏殊等人的辞赋创作就表现了这种治平心态。这主要表现在3个方面:1.一些赋充斥着颂美太平的内容,流露出处身太平的豪情和恢弘的气度;2.有些赋表现了追求享乐的闲情逸志;3.在辞赋创作中,治平心态还表现了远离世俗的淡雅情怀。

论周作人的日本诗歌翻译

周作人曾翻译介绍过许多日本诗歌,他调动了现代口语丰富的表现功能,有力地传达出了日本小诗的神韵。周作人翻译日本诗歌的用意是希望中国的诗歌能借鉴日本诗歌的精华,希望中国的新诗坛能够摆脱创作的困境。遗憾的是,这种含蓄而意境悠远的诗歌却始终没能在中国诗坛上出现。日本诗歌给予中国诗坛的影响更多的只是形式上的借鉴。

论鲁迅《野草》文类的传统渊源

散文诗在中国文学史上长期夹杂在赋、古文和骈文中,是古典文学中最成熟的传统文类之一,无愧为《野草》文类的传统渊源。古典散文诗审视内心、自我言说的特质和以诗为文、诗文交融的优良传统在《野草》里得到进一步继承和发展,《野草》和中国古典散文诗有着历史形成的一脉相承关系。

鲁迅与波德莱尔的话语共鸣

《野草》和《巴黎的忧郁》是鲁迅和波德莱尔的散文诗集,两位伟大的作家选择了相同的文体,运用象征手法,选择特有的意象,表达时代的抑郁和苦闷。由此形成了两者的话语共鸣,体味出新的审美典范。散文诗以其特殊的话语形态表达作者的心理情感及其想像空间,鲁迅与波德莱尔一方面具备写作散文诗的特质,另一方面时代也促成了他们选择这样的话语形态,由此透过两位大作家的文字,我们体味到两者文本之中的话语共鸣——精神的忧郁、心灵的苦闷;同时也体味到世界文学的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