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Women Prosecutor Squad In Beijing

Women are different from men physiologically as well as psychologically. This differentiation, however, was often ignored in the past. Once recognized, it has led to better prosecution work in handling criminal cases involving women. Based on this understanding, the People’s Procuratorate of Chaoyang District in Beijing has set up all-women prosecutor squads to handle criminal cases involving women. The squads are made up of women prosecutors with at least ten years of experience in handling criminal cases. Women-to-women contact has inevitably

审判阶段涉案企业合规重点问题探析

最高人民检察院开展涉案企业合规改革试点工作以来,涉案企业合规工作逐步向深水区推进,相关理论研究方兴未艾,渐呈百家争鸣之势。随着改革进程与理论研商的交互推进,涉案企业合规改革不再局限于检察工作,逐步从起诉阶段延伸至审判阶段,审判阶段涉案企业合规如何推进成为实践中的棘手问题。法检协作模式中首先要明确主导权问题,需明确在审判阶段企业合规整改程序的启动由法院主导,对企业合规的考察评估则视情况分为检察院主导和法院主导两种方式。审判阶段案件审理与企业合规工作的程序衔接,现阶段宜采用轻罪案件适用“延期审理”、重罪案件适用“中止审理”模式。企业合规作为宽缓量刑情节,可以搭“认罪认罚”的便车作为权宜之计,但从实现合规激励的正当化与法治化角度来看,将有效合规整改纳入法定从宽量刑情节方为长期的因应之策。

控方撤回认罪认罚:比较考察与类型规制

现有关于认罪认罚案件反悔与撤回的研究大多聚焦于被追诉人面向,鲜有涉及控方撤回。但控方撤回在实践中业已呈现出一定混乱局面,应当予以重视。通过考察比较法可知,美国辩诉交易视阈下原则上允许控方在被告人认罪答辩前撤回诉辩协议,认罪答辩后撤回则须基于特殊情形,其体现出的审慎、克制的撤回思路值得借鉴。实体事由上,被追诉人反悔、法院告知调整量刑建议与被追诉人无悔罪表现皆非控方撤回情形,检察机关只能基于新的事实和证据撤回认罪认罚从宽,该新的事实为自然事实,且应厘定为“新的定罪事实”。程序运行上,若控方合法撤回则应给予被追诉人选择权,并贯彻“供述失权”原则;若控方非法撤回应给予其程序性制裁,并坚持特定履行原则;同时协调公诉变更与控方撤回,只允许补充起诉情形下撤回认罪认罚。从实体和程序两个层面进行规制,可以将控方撤回认罪认罚限制在合理、适当的范围之内。

民主正当性视野下的检察官统一调用制度

在民主正当化链条理论的视野中,检察官统一调用制度具有鲜明的功能取向,其与“检察一体”原则的关联指向保证检察权的统一有效行使,因此可获得宪法功能与制度层面的正当性。在保证个案关联度的前提下,检察官统一调用并不构成实质上的任命,被调用检察人员的人事正当化链条保持存续,同时,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地方性不能否定检察权及其分配的统一性和法定性,检察官由此可以跨院履职。但是,检察官统一调用对调出地与调入地检察机关的工作均可能产生影响,并由此影响两地检察机关与人大常委会的责任链条,因而调用一般需要获得两地检察机关及同级人大常委会的同意,避免民主问责的落空。通过遵循一定的调用条件,检察官统一调用将不会影响原有民主正当化水平。

“河湖长+检察长”协作机制的路径探析

“河湖长+检察长”协作机制是我国发挥公益诉讼监督作用探索治理河湖生态问题的创新制度。近年来,河长办与检察机关的能动合作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实践中也面临着检察监督线索移送不畅、检察机关调查取证执行力不足、检察机关执法监督力度不够、信息共享不对称等问题,为确保“河湖长+检察长”协作机制有效发挥保障流域善治的作用,应当拓宽线索移送渠道、完善调查取证协作机制、健全检察机关提前介入机制、加强信息共享平台建设,以期完善“河湖长+检察长”协作机制,加快改善河湖生态环境质量。

侦查阶段推进企业合规的中国模式与具体路径

企业合规工作向侦查阶段前移是该制度持续发展的应有之义与改革趋势。在侦查阶段开展合规工作能够从源头保护民营企业权益、有力推动企业合规全流程运作、客观缓解合规考察期不足的压力。域外的企业合规在侦查阶段主要有两种模式:一为在“平等合作”检警关系背景下产生的英国检警一体模式,二为在“检察主导”检警关系背景下产生的法国检警分设模式。我国的司法实践应当在坚持具有中国特色的检警协作模式基础上,合理借鉴域外经验,依托已有的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办公室,合理分配侦查人员和检察人员的职权,理顺具体程序运作方式,完善相关配套机制,以实现检警高效联动,共同推进侦查阶段企业合规工作的有序开展。

检察机关技术性证据审查:功能、主体与内容

技术性证据的概念是研究检察机关技术性证据审查制度问题的基础,应当从功用角度将技术性证据定义为解决或证明案件专门性、技术性问题的材料。检察机关技术性证据审查是把关鉴定意见等技术性证据质量的重要环节,除了强化技术性证据薄弱之处、服务案件办理的辅助功能外,还具有实现法律监督的重要作用。在检察机关技术性证据审查程序中,要求审查主体具备鉴定资格,以及将合法性、关联性等纳入技术性证据审查内容,存在不合理缩小审查主体范围并扩张审查内容的问题。此外,检察院将技术性证据审查意见书作为证据提交给法院,虽然为法院审查判断技术性证据提供了更多参考,但也带来了新的干扰。

“河长+检察长”制在河道治理中的实践及其完善

河道治理是流域防洪工作和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环节。“河长+检察长”制是在河长制的基础上衍生出的一种新的部门协作机制,能够为河道治理提供制度保障。“河长+检察长”制通过吸纳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功能,实现行政执法与公益检察的深度合作,形成河流管理与保护的强大合力。但是,该机制在实践中存在跨区域协作机制缺失、多部门联动不足,河道管理部门之间职责划分不清晰,公众参与程度较低等问题。为进一步发挥“河长+检察长”制在河道治理中的效能,需要完善相关法律制度,保障检察机关充分履职,构建一体化执行体系,创新跨区域联动协作机制,积极搭建公众参与平台。

刑事诉讼中检警关系共建共享融合模式探讨

我国《宪法》和《刑事诉讼法》对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在办理刑事案件时的协作配合关系作了原则性规定。为贯彻落实中央关于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决策部署,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在积极推进执法司法制约监督体系、执法司法责任体系建设的基础上,结合落实全国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和建章立制重点任务,联合制定发布了《关于健全完善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机制的意见》,着力构建刑事诉讼中检警关系共建共享融合模式。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我国检警协作配合体现为共建侦监协作办公机构、共享刑事案件信息平台的融合模式,有利于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之法治目标的实现。完善刑事诉讼中检警关系共建共享融合模式要遵循宪法和法律原则,可适度借鉴域外刑事诉讼模式的合理因素,尤其要处理好实施过程中思想观念、内生驱动和职权职责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充分体现以司法公正为中心的工作理念、以提高效率为目标的工作思路和以剔除私利为根本的工作要求。

庭审语境下公诉人话语标记语元语用功能研究

庭审是社会生活中常见的现象,其中充斥着各方参与者的言语互动。公诉人作为庭审中活跃的参与者,其使用的特殊语言手段——话语标记语值得关注。文章基于Verschueren的元语用意识,采取定量和定性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随机选取33场中国刑事庭审并进行语料转写和语料观察,对公诉人使用的话语标记语进行归纳总结,得出了五类公诉人常用的话语标记语,即理据型标记语、评价型标记语、言说型标记语、发问型标记语和强调型标记语,并使用Praat语音软件对其中的强调型标记语进行语音分析,以此来发现公诉人话语标记语包括突出信息/引用来源、发表公诉意见、指示言语行为、进行发问以及强调命题内容等元语用功能。

检察机关员额制改革的反思

检察机关员额制改革虽已进入“后员额”的稳定时期,但其中存在的问题也值得反思。反思之一在于,“办案”定义的教义学缺失,导致围绕“办案”所划分的部门和人员存在逻辑悖论,既非办案,何来员额;既非员额,为何办案。反思之二在于,检察官助理角色定位模糊,检察官助理办案面临“代为履行”与“代位履行”的两难处遇,“助理办案、检察官批案”俨然成为新的审批层级。反思之三在于,检察官助理上升渠道的天花板现象已经显现,现行《检察官法》给检察官助理带来了多重影响。人员分类可由“三分法”走向“四分法”,员额检察官职权不能由检察官助理“代位履行”,同时可创新检察官助理“三阶式”培养机制,建立动态员额调整机制,实现检察机关员额制改革的长远成效。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模式选择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运作实效,与立法理念和诉讼模式息息相关。在传统治罪模式下,认罪认罚从宽程序主要以实现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及国家刑罚权为目标。在契约模式下,通过控辩平等协商与双方对权利的处分达成认罪契约,在诉讼公正的前提下,兼顾诉讼效率,实现案件分流。我国目前的认罪认罚从宽改革,既有传统治罪模式的内核,亦有契约精神的引入与试点探索,由于司法理念上的徘徊与司法磁场效应,目前运行的认罪从宽制度面临着转型困境。在配套制度改革的基础上,在两种改革方向上同时探索推进,才能明确我国认罪协商制度的变革方向,最终在改革中成功建立新的里程碑。

检察官办案绩效评价基本公式研究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检察官办案绩效评价已经具备了直观、客观、可测量的条件。从当前诸多检察业务考核指标中,可以选择几个基础性、关键性指标进行组合,形成一个专门用于测评检察官办案绩效的基本公式,以此表达检察官办案在数量、效率、责任、零差错等方面的价值追求。以基本公式为模板,还可延伸出用于评价检察官优异办案能力、检察长办案绩效的子公式。另外,为确保检察官办案绩效基本公式及其衍生子公式能得到有效应用,计算结果相对客观,具有认可度,围绕组成公式的各种要素,还需要以完善重大监督事项案件化、司法瑕疵评查、办案风险评估预警、案-件比指标体系构建等工作为重点,为要素的提取、测算提供配套机制保障。

涉水民事公益诉讼适用惩罚性赔偿机制研究

社会的现实需求与国家的顶层设计推动了公益诉讼受案范围的逐步扩大,也让惩罚性赔偿制度与公益诉讼的结合适用于更多领域。涉水民事公益诉讼同生态环境保护民事公益诉讼在客体保护方面具有价值的一致性。将惩罚性赔偿制度引入涉水民事公益诉讼也是实现水行政机关诉权和完善法律体系的重要保障之一。对涉水民事公益诉讼受案范围的梳理与分类是制度构建的基础。功能与效果的统一以及惩罚性赔偿金的管理模式应当结合实际情况,着重予以考量。

能动检察理念下的提前介入工作改革进路——从新时期检警关系的优化说开去

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机制的健全完善,优化了新时期检警监督协作关系,与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的发展趋势契合,也为检察机关能动履职,加强新时代法律监督工作,提供良好契机。能动检察理念是在宪法赋予的法律监督权力框架下回应法律监督,提前介入并开展能动检察亦是实现多元诉讼价值目标之应然逻辑。在能动检察背景下提前介入工作存在检警关系不协调、能动界限不明、实质介入不力、队伍建设不足等问题。在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机制下完善提前介入工作,检察机关要把握好提前介入的“度”,建立良性互动的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检警关系,规范介入的程序运作,加强专业化队伍建设,充分发挥检察能动作用,实现该制度的功能和价值。

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职能优化研究

公益诉讼制度是以司法手段保护公共利益的重要举措,是中国式现代化法治道路的组成部分。行政公益诉讼制度是公益诉讼制度的重要分支,自被确立以来有力保障着行政机关依法履职。但随着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推进与诉讼实践的广泛展开,制度设计的不足逐渐暴露,检察机关作为享有诉权的唯一主体,其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的职能亟待优化升级。通过剖析我国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演进历程,还原其法律体系建构,研判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的实效,可形成对检察行政公益诉讼现状的反思。以此为基,检视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的身份衡平困境,又可详察诉前程序规范性缺失、举证责任不明晰等缺漏。为优化检察行政公益诉讼职能,应当合理定位检察机关的诉讼身份,规范诉前检察建议的类型及内容,厘清检察机关的举证层次。

检察官业绩考核制度研究

检察官业绩考核是对检察官办理案件和其他检察业务的质量、效率、效果等进行的考核评价,是加强检察管理、推进检察监督体系和监督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举措。检察官业绩考核制度在实践中面临着考核范围不当、量化评价不准、结果运用不足等三重困境,严重制约了检察官业绩考核制度的激励作用。为进一步完善检察官业绩考核制度,应坚持问题导向,以工作职责为基础确定业绩考核范围,优化考核指标体系及其评价方式,建立适度量化的考核机制,并加大业绩考核结果的运用力度。

检察机关排除非法证据的模式重构——以《刑事诉讼法》第56条为视角

《刑事诉讼法》第56条无差别地赋予公检法三机关在各自诉讼阶段排除非法证据的义务,但从实践面向出发,审前阶段的非法证据排除缺乏规范性与实效性,在操作层面也异变为检警重塑证据的把关程序。因此,有必要以检察机关为切入视角,探索审前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差别化程序。立足于我国检察制度的内部职能划分,派驻检察与巡回检察是符合政策导向的特色检察制度,建立“以派驻检察为重点,以巡回检察为抓手”的审前非法证据排除制度有诸多益处,尤其能够在发现非法证据线索、完善诉侦衔接、实现检察机关内部制约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以此为出发点重构检察机关排除非法证据的模式,可以打破适用于审判阶段证据排除的传统模式,重释其功能定位与规制重点,创新性地激活审前非法证据排除程序,扩张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场域。

检察院内部权力结构转型:问题与方向

我国检察院内部实行三级审批办案模式,权力结构呈现出集体化、行政化、层级分权化的特点。当前,检察权行使的背景正在发生重大变化:案件渐增、检察官素质不断提升、外部制约强化、亲历性要求提高以及司法责任制改革,都使三级审批制难以充分维系。未来的改革应当废除三级审批办案模式,落实员额制,选拔优秀检察官承办案件并赋予其充分的决策权,调整除侦查部门外其他部门负责人的审核权,将检察长对办案的常规监控改为必要时介入,严格限制检察长的指令权,进一步落实检察委员会成为重大案件的决策组织。

我国民事执行检察监督的科学定位与制度设计

民事执行检察监督话题,近年来在国内学术界和实务界引发热议。有不少学者从不同角度阐述了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制度的构建对于解决我国当前民事执行领域所存问题的优越性。但是民事执行是一个完整的体系,解决民事执行中的问题并不是单单建立一个检察监督就能解决的。正确的思路是:首先科学厘清检察监督与民事执行救济、法院监督之间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遵循依法监督、有限监督、不替代执行和效率的原则,对我国民事执行检察监督的适用范围、启动模式和具体监督方式等进行制度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