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域富民产业促进农民共同富裕:作用机理、现实困境与策略选择

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难点在农村。县域一头连着乡村,一头连着城镇,发展县域富民产业是促进农民共同富裕的现实选择。县域富民产业是能在长期内显著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改善城乡居民收入分配状况的现代化产业集群,其在空间维度、组织维度和价值维度上具有独特的内涵特征。县域富民产业在产业发展端通过凝聚竞争优势提高产业效益;在农民参与端通过带动农民发展生产、实现农民就近就业和共享资产收益,促进农民共同富裕。实践中,发展县域富民产业仍然面临产业集群培育不足、辐射带动效应不强,产业同质化突出、结构不优,产业生产经营主体能力不足,产业联农带农机制不健全等困境。加快培育县域富民产业、有效促进农民共同富裕,应依托特色资源培育特色产业集群、优化产业布局、调整产业结构、提升生产经营主体产业支撑能力、持续完善产业利益联结机制。

生态补偿何以促进生态保护红线区农户共同富裕?

在生态保护红线区与经济发展滞后地区高度重合的情境下,如何更好地发挥生态补偿在“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中的积极作用,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也是破解生态保护红线区保护与发展之间矛盾的现实需要。该研究基于山东省生态保护红线区的1762份实地调研数据,从物质-精神-环境的三重视角出发,在综合测度生态保护红线区农户共同富裕水平基础上,运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和四段式中介效应模型,揭示了生态补偿对当地农户共同富裕实现的促进效应、作用渠道及异质性影响。研究结果显示:①生态补偿能够有效促进生态保护红线区农户共同富裕,在使用工具变量、控制政府执行力指数、数据缩尾处理以重新核算被解释变量后,结果依然稳健。②分维度来看,虽然输血型生态补偿和造血型生态补偿均能够发挥多维富民效应,但无论在物质富裕维度、精神富裕维度还是环境富裕维度,造血型生态补偿的促进效应均优于输血型生态补偿。③作用渠道分析表明,生态补偿主要通过提升农户非农就业率、增强农户内生动力和提高其政府信任度等途径来促进生态保护红线区农户共同富裕。④异质性检验发现,生态补偿对生态保护红线区农户共同富裕的促进效应在经济发展程度较低地区更为凸显,且主要促进老一代农户群体的共同富裕水平。基于上述研究结论,为提升生态补偿的富民效应,当地政府应致力于实现生态补偿全覆盖,制定差异化补偿标准;拓展生态补偿方式种类,增加造血型补偿供给水平;关注农户和地区异质性特征,适度提高生态补偿瞄准性。

共同富裕与富民金融——金融强国战略下金融驱动乡村振兴战略路径新选择

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体现,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应有之义和必经之路。在此过程中,富民金融成为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助力。当前,农村金融供给存在着金融资源错配、绿色金融供给不足、数字化建设滞后、金融产品结构单一等问题,难以满足乡村振兴建设的需要。为了更好地服务乡村振兴,发展农村金融应以市场为基、政策为引制定农村金融供给顶层设计,通过多元供给、金融创新健全农村金融供给体系。同时,在农村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的基础上,加快金融科技布局,并以此提高普惠金融可得性与精准度、增加绿色金融供给途径。此外,通过监管制度的完善和监管技术的革新,完善农村金融监管体系,维护农村金融市场稳定发展。

西南边境地区兴边富民与数字普惠金融协调发展研究

兴边富民行动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西南边境地区高质量发展有重要实践价值。通过熵权-TOPSIS法、耦合协调度模型、Moran’s I指数和固定效应模型讨论数字普惠金融与兴边富民的协调发展。研究结果表明:兴边富民行动自实施以来取得了一定成果,在研究期间,西南边境地区兴边富民水平总体达到中等水平,并且平稳上升趋势明显。各边境县(市、区)兴边富民与数字普惠金融的耦合协调等级大多升至中级协调水平以上,并且耦合协调水平具有空间正相关性,但空间差异正在不断扩大;仅部分地区表现出空间聚集效应,大多数地区仍不存在空间聚集效应。数字普惠金融显著提高了西南边境地区兴边富民水平,同时数字普惠金融的使用深度更能促进兴边富民的发展。

山南市固边型城镇建设与发展研究

山南市固边型城镇建设的主要任务即深入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着力构建西藏固边兴边富民行动示范区。在党中央关心、对口援藏省市大力援助和全市各族群众共同努力下,山南市逐步形成了固边型城镇行政体系。但由于山南边境地区自然条件恶劣、人口相对短缺、经济基础薄弱、社会发展迟缓等因素,边境城镇呈现出数量少、空间规模小、公共设施不全、区域聚集力和辐射力不足等状况,尚处于起步阶段。提升山南市固边型城镇建设与发展水平,需从多方着力:坚守山南市发展的四项基本原则、统筹处理好四对关系的基础上,以美丽乡村建设为契机,改善山南边境自然生态环境;扩大边境城镇人口规模,推动边境地区群众就地城镇化;以“强基固边”“富民兴边”为重要发展理念,全力推进城镇产业建设;提升完善边境地区基本公共服务水平,优化固边型城镇的社会结构;根据国家战略需求构建多层级边境城镇体系,以高标准建设山南市固边型城镇,力争山南市强边固边兴边富民行动走在全区前列。

新时代广西固边兴边富民行动的历史方位及实现路径研究

边疆工作重点在边境,难点在边境,问题集中在边境,最大的潜力也在边境。新时代广西固边兴边富民行动必须完全、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立足自身的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以高质量发展为首要任务,以加快融入新发展格局为战略任务,以推动各民族共同走向现代化为重要任务,着力提高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和包容性,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共同富裕,加快补齐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和民生保障短板,让边境各族民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并在巩固发展民族团结、社会稳定、边疆安宁等方面彰显新担当。

边民“国民化”:现代边境建构的题中之义

边境具有突出的建构性特征,在国家发展的不同阶段,边境构造及功能呈现出显著差异。近代中国开始从天下国家向主权国家转型,以空间领土化、政治一体化为内涵的边境建构随之开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从根本上解决了有边无界、有边无防和政权不到边的问题,异质性的边境形态得到彻底改造。在这个过程中,过去长期游离于国家统治和管理之外的边民,逐渐从各种地域性、依附性和孤立性的关系中解放出来,转变成为国家的国民。今天中国的国家发展已步入新的历史阶段,对边境“再建构”提出了更高要求,边民的国民化问题也由此再次凸显,并集中体现在边民权益和国民义务的平衡、“边民意识”的重塑与强化、边民“个性”与国民“共性”的统合、无国籍人口的国民化、边民国民化的区域性差异等议题。

2000—2020年广西边境地区土地生态安全与兴边富民进程的耦合协调关系

[目的]科学评价广西边境地区土地生态安全与兴边富民进程成效,揭示其耦合协调机理,为促进边境振兴与区域协调发展提供参考。[方法]以广西边境地区8个县域为研究区域,借助熵权TOPISIS综合评价方法及耦合协调模型分析2000—2020年广西边境地区土地生态安全与兴边富民进程的耦合协调性时空格局特征。[结果]①广西边境地区土地生态安全指数稳健上涨,全局生态安全指数由0.213增长至0.728,各县域土地生态安全都呈现不同的增长幅度;区域差异逐渐减小,整体呈现“南北高,中间低”空间格局。②兴边富民进程整体协调水平友好上升,由0.176攀升至0.631,经历了“先降后升”的阶段性演变过程;各县域兴边富民进程等级差异不明显,整体格局变化不大,而国家重要口岸凭祥市与东兴市发展优势越发明显。③土地生态安全系统与兴边富民进程系统耦合协调度日益上升,由0.440攀升至0.823,两者的耦合度经历了“先降后升”;空间上呈现由“整体分散”逐渐演变为“南北高,中间低”的特征,凭祥市与东兴市“双核”辐射带动,协调类型由轻度失调、濒临失调为主导逐渐向初级协调演变。[结论]在兴边富民和生态保护国家战略支撑下,需强化边境政策创新,协同发挥多要素叠加效应,不断提高边境生态安全和边民幸福指数。

发展黑龙江省对俄特色产业助力兴边富民行动研究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边境地区特色产业发展。特色产业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具有竞争力的优势产业。我省自实施兴边富民行动20余年来,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升,对俄特色产业不断丰富,但仍存在人力资源匮乏、产品附加值少、科技化程度不高及文化交流不充分等问题。“十四五”时期,我国迈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发展阶段,以加强人才引进工作、增进对俄农业合作、推动“互联网+”模式、创新旅游项目等方式推动边境地区对俄特色产业发展,对促进兴边富民行动具有重大意义。

新时代西藏现代化四维初探

党的二十大为全党全国人民确立了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极大地凝聚了全党全国人民的力量。西藏提出要狠抓“四件大事”,走一条新时代西藏特点的现代化发展之路。文章从以民族团结为境界,凝聚新时代西藏现代化力量;以经济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夯实新时代西藏现代化物质基础;以生态文明建设为载体,构筑西藏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以强边兴边富民为重大责任,实现西藏均衡发展的现代化等四个维度阐述了“四个创建”、“四个走在前列”与实现西藏特点的现代化之间的内在联系。

我国“兴边富民行动”的经济绩效评估——以广西和云南为样本的双重差分模型分析

利用"兴边富民行动"的实施仅限于边境县所提供的"自然实验",以广西和云南为样本,采用双重差分模型对其经济绩效进行评估,分析表明:从总体效应看,"兴边富民行动"对边境县人均GDP增长具有显著正向促进作用,有利于第一产业占比的提高,但不利于第三产业占比的提高,对第二产业占比的影响不显著;从动态效应看,"兴边富民行动"对边境县经济发展的促进效应由负转正、逐渐增强,对第一产业占比的影响呈现出持续减弱的趋势,对第二产业占比的影响呈现出持续增强的趋势,对第三产业占比的影响持续为负。我国边境地区经济结构还处于较低级阶段,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兴边富民行动"的实施确实促进了边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和边境地区产业结构的升级,应进一步加大实施力度。

农业科技在云南兴边富民工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为提高边疆民族地区人民生活水平，实施兴边富民工程势在必行。结合全国兴边富民工程发展状况，分析了农业科技在云南兴边富民工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兴边富民行动的实践与成效考察——以云南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为例

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是云南省25个边境县之一,2005年在云南省委、省人民政府的统一部署下启动实施兴边富民行动。兴边富民行动实施六年来,耿马经济社会发展速度明显加快,各族群众生产生活条件明显改善,成效显著。今后,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耿马县应持续深入地推进兴边富民行动,不断提高实施成效。

“文化兴边”:兴边富民行动的另类选择

世纪之交开启的兴边富民行动,对于我国边境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产业结构调整、改革开放以及边民生活条件的改善等,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然而,由于受到诸多主客观因素的影响,此项工程的推进也面临一些现实问题。事实证明,在地理条件复杂、经济发展不平衡、文化多样性突出的边境地区,单纯依靠经济手段难以真正实现兴边富民的目标。超越狭隘的经济发展视野,充分认识民族文化对于边境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为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创造有利条件,大力发展富有特色的文化产业,以民族文化的繁荣带动边境地区的发展,是历史赋予兴边富民行动的时代使命。

兴边强边进程中边境口岸管理的政策制约因素研究

兴边富民行动计划的实施对边境口岸治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研究表明,国家治理体系的制度安排是边境口岸可持续发展的保障。当前,现行政策在加强口岸建设、推进兴边强边政策进程中受到边贸优惠政策、地缘政治风险、边境口岸城镇文化建设、社会民生建设和资源分配方面的宏观制度设计等因素的影响。通过兴边强边,不仅带动了边境口岸的发展,也拓宽了边境口岸基层地方治理能力的提升路径。

从法制角度探析“兴边富民行动”

“兴边富民行动”是国家民委根据党中央的精神,为配合西部大开发战略而发起的一项配套工程。这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促进生产力、真正使边疆各民族群众得到实惠的富民强国的行动。本文通过探析兴边富民与法规保障的关系,提出要逐步建立起一套保障“兴边富民行动”的法律和法规,做到“以法治边”,才能实现各民族的繁荣发展。

论清末的富国思想

清末的富国思想,就内涵而言,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农业富国论、工业富国论、商业富国论;就外部保障而言,包含制度型组织、教育型组织,以及环境、军事等保障;就启示而言,体现为三个方面:坚持多元并举,共谋富国良策;坚持富国与富民的统一;不可盲目学习西方。虽然,囿于时代的局限,清末富国思想既未带来"国富",亦未造成"民富",但其所折射出的全民共谋国家富强的强大合力,于今天的现代化建设尤具有重要的现实借鉴意义。

吉林省“兴边富民”政策经济绩效评估

"兴边富民"政策旨在促进边境地区经济发展,提高少数民族地区人民生活水平。本文利用双重差分法,检验了吉林省边境县(市、区)实施"兴边富民"政策的经济绩效。结果表明:"兴边富民"政策实施促进了吉林省边境县(市、区)的经济发展,提高了边民的收入水平,在缩小边境县(市、区)与其他县市之间非均衡发展问题上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内生的主体性:老山精神的家国情怀与固边兴边富民

老山精神最根本的内涵就是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集中表现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思想资源。边境地区各族群众和人民军队在对抗外来侵略威胁和各种风险挑战的过程中共同铸就了老山精神,在守卫边境安宁和建设美丽家园的实践中继承和弘扬着老山精神,并在扩大沿边开放和促进睦邻友好的探索中创新和升华着老山精神。老山精神已成为各族群众人心归聚、精神相依、团结奋进的强大动力,在推动中华民族成为认同度更高、凝聚力更强的命运共同体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西南边疆各族人民在守边固边和保护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中所做出的奉献和牺牲,增强了各族人民的国家认同,激发了各族人民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主体性。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维护各民族根本利益的必然要求,也是各族人民的内生需求和强烈愿望。

新时代中国边疆治理的新思路

党的十九大为我国新时代背景下的边疆治理提出了一系列新思路、新理念和新方式,为我国边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及我国边疆的安全、稳定和发展提供了政治遵循。新时代,我国边疆地区与全国其他地区一样,其主要矛盾表现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新时代,中国要着力加快边疆发展,确保边疆巩固、边境安全;探索民族团结的新方法和新途径;坚决打击暴力恐怖活动、民族分裂活动和宗教极端活动,有效维护国家安全;坚持"一国两制",维护祖国统一;坚持陆海统筹,加快建设海洋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