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来盛唐诗文用韵研究述评

从20世纪40年代至今,80年来的盛唐诗文用韵研究可分为草创、蓬勃发展、转型创新三个阶段。本文意在从个案、分体裁、分区域、断代、方法等5个方面,分析归纳盛唐诗文用韵取得的成绩与存在的不足,为进一步拓展盛唐诗文用韵研究提供参考。

历代选本对孙逖诗歌作品的选录综述

盛唐文人孙逖多才多艺,诏令制诰诗文赋兼善。孙逖一生勤于著述笔耕不辍,在诗歌创作上古调今格各占胜场。自李唐王朝至清末时期,历代诗歌选本对孙逖多样化的诗歌作品均有选录。不过,历代诗歌选本只是单纯选录孙逖诗歌作品,个别选本对所选作品进行简单的文字校注,对孙逖诗歌作品缺乏全面深入地分析探讨或品评鉴赏。

盛唐游侠诗中的游侠内涵新变与文人身份认知

中国古代游侠的内涵与游侠文学息息相关,且随之不断变化发展。到了盛唐,游侠诗在儒家思想与文人诗传统的持续改造下,所展现的游侠内涵产生了新的变化。他们虽不再单纯地以武力对抗统治,却将明恩怨、轻生死等特质继续发扬,并将报恩的对象固定为君王。同时,受强盛国力与尚武风气的影响,一些出身较高的少年将任侠视为取乐之资,另外一些女性也具有“侠”的特征。这种转变源于当时文人实现自身价值方式的变化,而游侠诗恰可展现文人不同的身份认知,即报国的英雄、耻于虚度的“儒”与“侠”与重义轻利的“烈士”。至此,游侠在内涵上得到最大突破,中国古代游侠诗的发展也到达顶峰。

晚唐离别诗的盛唐余韵

“盛唐气象”是指盛唐诗歌呈现出的整体风貌。晚唐的许多离别诗延续了盛唐气韵,其意境或宏阔壮大或自然清新,其情感或昂扬健朗或冲淡平和,其气韵浑然流转,这些都鲜明地折射出盛唐气象。出现这一情形的原因包括:儒家思想的影响,诗赋取士和军功制的影响,诗人性情及人生经历,诗人主动追求盛唐的审美风格。

盛唐酒泉西沟“骑士模印砖”图像研究——以1、2、3号墓为例

对盛唐酒泉西沟“骑士模印砖”从图像学与绘画艺术风格两方面展开论述分析,图像直观反映了画面主题寓意与象征含义,并采用线条、设色、空间性等艺术风格将骑士和战马表现得生动形象。以盛唐酒泉西沟1、2、3号墓中骑士模印砖为例展开分析,与同一时期《马球图》壁画、《骑士巡行》模印砖进行比较,从图像学图像志视角对酒泉西沟“骑士模印砖”进行解读,描绘了唐代河西地区骑士出行的真实景象。

宋人追复“三代”之原因蠡测

宋朝建国之后,朝野都认识到历史乱多治少,加之北宋承五代废墟而来,如何避免成为第六代?这让他们心里产生了巨大的焦虑,并开始从历史中借鉴经验。“三代”号称“极治之世”,寿命最久,而历代称治的汉、唐,寿命却明显更短。“汉唐”可以成为第一步追求的典范,但如果要想国祚更久,则“三代”无疑是更理想的仿效对象。提倡“三代”,也有助于应对佛教挑战。而当时思想资源有限,宋代朝野并不能提出超越儒家“三代之治”的其他理想世界。因此,在与“汉唐故事”“祖宗家法”的对比中,“三代之治”得到了极大的推崇,这也促成了儒学的复兴。

初盛唐间近体诗创作理论嬗变--以诗格著作为中心

初盛唐时期近体诗经历了定型发展的过程,与此相应,此一时期诗格类著作中的近体诗创作理论也不断发展演化,按出现时期和表达观点的不同,可分为三个阶段:以对仗为中心的继承期、内在矛盾的凸显期、技进于道的转折期。推动理论发展的主要动因是对近体诗人工技巧的极致追求与诗歌自然天成的艺术旨趣间的矛盾。此时期诗格类著作中讨论了"体""势""意""格"等重要概念,对后世诗歌创作理论具有重要影响。

唐代应制诗修辞对唐诗繁荣的影响——以对偶和用典为例

唐代应制诗繁荣,因其自身的特殊性,其对对偶、用典等辞格多有选用,而对众多辞格的选用助推了唐代诗歌的繁荣。

论张九龄的文化史意义

张九龄是唐代开元中期的政坛兼文坛领袖,在政治、文学和岭南经济文化的发展都做出了很大贡献,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从政治史上看,他出身庶族,以科举入仕,官至宰相,其经历和用人观打破了魏晋以来贵族政治的传统,刚正儒雅的“九龄风度”成为后世文官的典范,标志着中国古代文官政治的初步形成。从唐诗史上看,他的诗歌改变了初唐寒士诗歌悲凉的格调,形成了自信、昂扬明朗的格调,体现了鲜明的盛唐时代精神,是盛唐气象形成最为显著的标志。从岭南地域文化史上看,张九龄开辟大庾岭路,极大推动了岭南地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与内地一体化发展;同时,以其才学、德望与风度成为岭南地域崇高的乡贤典范,为岭南社会文化发展提供了巨大的精神驱动力,从深层次加速了岭南进一步融入中华民族的步伐。

《长安三万里》:文化故事的中国式书写

作为追光动画“新文化”系列的开篇之作,《长安三万里》将熟悉的盛唐历史陌生化的同时,力求让不同的受众在盛唐的文化甘露中,体悟华夏历史文化的历史温情与文化温度。它通过再现高适、李白等民族脊梁的成长史,重建了盛唐时代昂扬奋斗、和合从容的盛唐风骨,赋予长安、唐诗等文化元素丰富文化意蕴的背后,本质上是中华儿女立志讲好中国故事,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觉。

盛唐敦煌壁画线条在女性化妆品包装上的应用

本文意在探索盛唐时期的敦煌壁画线条在现代女性化妆品包装中的设计运用,分析壁画线条的艺术特点及其现实的艺术价值,并将之运用到实处。进而探究敦煌壁画最为繁盛时期的绘画创作对中国设计的重要意义,同时思考敦煌壁画线条的美感对于增强包装设计文化内涵的能力和在女性用品包装上的实际应用。

家族意识与唐诗繁荣关系论要

唐诗的繁荣离不开当时经济基础、政治制度、文化交融等外部因素的影响,若从文学艺术发展的内在规律而言,则离不开唐代诗人对前代创作经验的继承及创新。家族意识对唐诗繁荣存在一定的推动作用。家族意识与唐诗繁荣之间的内在关联:一是影响家族文学观念和创作法度的继承;二是影响诗人对思想观念的汲取与接受,深化唐诗思想内涵;三是影响诗人的生命轨迹,拓宽唐诗社会历史画卷;四是激发诗人的创作动力,丰富唐诗情感积淀。

盛唐诗歌中的胡儿形象

胡儿形象作为一种特殊的艺术形象,在盛唐诗歌中形成了秉性差异极大的三种类别:其一,热切的颂美之情及强烈的自信心使诗人常将胡儿作为诗歌主要人物的反面对比对象,导致胡儿产生了巨大的形变,形成怯懦孱弱类胡儿形象;其二,诗人的胡儿认识越加理性及客观实际的变化,令其感受到胡儿的勇猛,乃至颠覆其胡儿观念,塑造出强悍勇猛类胡儿形象;其三,诗人在创作诗歌时有意无意地将其任侠精神投射到胡儿身上,形成了矫健洒脱类胡儿形象。这些胡儿形象丰富了诗歌的艺术形象,提升了诗歌的情感强度,深化了诗歌的表现题材等,具有重要的文学意义。

唐代社会开放的特点与历史局限

唐代是中国历史上的盛世之一,也是中国古代最为开放的一个时代。开放与兴盛是唐代留给世人最为深刻的印象,也是唐史研究领域一个历久弥新的重要课题。为了进一步深入探讨这一问题,中国唐史学会与河北学刊杂志社联合组织了这组专题讨论。通过回视唐代的开放与兴盛,可以发现,唐代的开放首先源于开放的大民族的观念,唐时已经不隔华夷,这种初步形成的"华夷一家"观念,不仅超越了前人,对后世的华夷观也产生了深远影响。其次,唐代的对外开放是多方位的。在丝绸之路上流动着的不仅是物质资料,还有丰厚的文化资源。唐代对外文化开放具有"大出大进"的特点,也就是说,既广泛影响到周边国家和地区,又兼容并蓄、不拘一格地吸收外来文化。第三,唐代通过强大的经济实力、册封制度和羁縻府州制度,营造了一个和谐的民族关系与相对平稳的外部环境,从而为开放和兴盛提供了政治保障。相反,当国内发生像"安史之乱"这样大的社会动荡,或晚唐政治极端腐败之时,唐代的开放则处于停滞的状态。从今天看来,唐代的开放有许多可资借鉴的东西,留给后人许多重要的启示,尤其是唐代对外开放中的许多特点和经验,值得我们今天进行深入审思,从历史得到的经验是,只有全面而持久的开放,才是国家繁荣和民族发展的正确道路。

杜甫的孤独感及其艺术提炼

杜甫具有深刻的孤独感,而且越到晚年,对于孤独心境的提炼也愈益自觉。“乾坤一腐儒”就是他对自己与整个世界的关系经过反复思考之后的最后概括。这种思考深刻地影响了他的艺术思维,并成为后期不少名篇创作灵感的来源。

马球文化:唐文化的潜流

唐代曾经是我国历史上最为辉煌的一个时期。盛唐气象已成为后人对唐文化最普遍和最具代表性的认识。唐文化的发展和影响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唐代城市的繁荣,经济的发达,文化的昌盛,大大促进了体育文化的发展,唐文化的精神实质也深深地烙入了体育文化之中。马球是唐代最流行的一项运动,它似一股隐藏的潜流,彰显着这个时代的文化和社会生活。

唐代女子体育的盛况及其原因探析

女子体育是唐代体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但在中国古代体育史上熠熠生辉,在世界古代体育史上也独树一帜。分析唐代女子体育发展的盛况及原因可知,其发展是唐代社会进步和女子地位改善的产物。这一研究为当今女子体育以及社会体育的发展提供参考。

李林甫专权与盛唐转衰关系再探讨

李林甫上台、专权和引用蕃将,都是开元天宝之际特定形势的产物。安史之乱的形成是渐变的,唐朝由盛转衰的原因也是逐渐累积的,当盛衰转变的趋势已成时,包括李林甫在内的任何个人的作用都是有限的。因此,唐玄宗相李林甫则治乱已分的传统说法,实有重新考察之必要。

唐代碑志文的盛世情结及书写模式——以初盛唐文本为考察中心

唐代碑志文的盛世情结起于文士对历史和现实的思考,而帝唐大一统政权的发展更促进了这种思考,使得文士最终形成强烈的盛世期待心理。这在碑志创作中表现突出。具体书写模式表现为弘扬儒道精神、塑造时代典型、追求宏大壮丽的行文体式等,目的是为大一统政权寻找理论依据,推进帝唐强国盛世建设。唐代碑志的盛世书写具有相当的文化构建和历史传承功能,并对后人的碑志文写作颇多影响。

1924年鲁迅西安行考略

鲁迅对于唐代的文化具有深切的认识和精到的见解,认为盛唐的文化观念可以作为当代的参照,例如,对于自己之文化抱有极强的把握,深具自信力;同时对别种文化亦有广阔的胸襟与极精严的抉择,这样才能圆融而以促自己文化的发展。这让鲁迅早有以杨玉环故事为中心的创作动机,但是1924年西安讲学时,对沿途中原大地的苍凉衰破之景有了更为切身的感受,中国社会现实的黑暗落后和政治的腐败无能,活生生的呈现在鲁迅的眼前,无疑在他的心底产生了强烈的震撼。作为千年古都的西安,带给鲁迅的不是兴奋和用历史小说来歌颂的光明前景,留给他的只是破败和荒凉的体验,让鲁迅心中原本描摹的美好意境大打折扣,千古兴亡的幻灭感使其最终放弃了这一创作的打算。而从李济、蒋廷黻等此行同仁对鲁迅形象的描述中,亦可体味出鲁迅多重性格中的朴实面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