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男性性权益的刑法保护——对我国《刑法》第236条之一的立法论思考

我国刑事立法对未成年男性的性权益保护存在不均衡、不完整情况。并且学界对于性侵未成年人犯罪的法益尚未达成共识,致使对未成年男性性权益的保护并不完整。基于未成年人的特殊身份以及以性别不同为基础的心理差异,家长主义应当介入未成年男性性权益的保护。根据平等原则以及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的要求,加强未成年男性性权益的保护具有必要性。为实现对未成年男性性权益的周延保护,首先,应将身心健康作为被性侵未成年男性的首要法益;其次,应扩充负有照护职责人员性侵罪的犯罪对象,将男性也纳入本罪保护范围,并将年龄保护区间扩大至14周岁到18周岁;再次,还需增设负有照护职责人员猥亵罪,以完善对未成年男性的保护;最后,应强化未成年男性保护行政、刑事衔接,凝聚法治保护合力。

平台处理未成年人个人信息的合规审计分析

个人信息合规审计制度是信息时代运用审计法治推进人权保障事业的重要制度设计,未成年人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是保护未成年人个人信息权益的重要举措。目前实践中尚未形成体系化的互联网平台治理规范,落实平台履行个人信息合规审计义务的针对性、完整性和有效性规定均存在明显瑕疵,且平台自身开展个人信息合规审计的内生动力不足,外部监管也施力有限。为发挥审计法律规制效力,切实保护未成年人个人信息权益,未成年人个人信息合规审计需坚持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平台开展个人信息合规审计须凸显未成年人保护的特殊性,强化平台内部治理,建立健全平台个人信息保护合规激励机制,以合作监管模式赋能政企协同监管,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未成年人个人信息保护机制。

中小投资者知情权保护与资产误定价

本文以2010—2023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通过上市公司差异性互动测度中小投资者知情权保护水平,探究其对资产误定价的影响。研究发现,投资者差异性互动显著提升了资产误定价程度,且主要表现为股价高估,信息不对称与投资者非理性情绪是作用机制,这表明缺乏中小投资者知情权保护会增加资产误定价。进一步研究发现,意见交流能力、关注度和互动规模等中小投资者特征显著影响投资者差异性互动与资产误定价的关系。投资者差异性互动引发的资产误定价会损害正常融资活动与市场经营效率。研究结论对规范互动式信息披露和维护资本市场健康发展具有重要启示。

国有股东能促进参股民营企业人力资本结构升级吗?

以我国沪深A股2011—2021年民营上市公司为对象,考察了国有股东对参股民营企业人力资本结构的影响及机制。研究发现:国有股东能够促进参股民营企业人力资本结构升级;机制与路径分析表明,提升社会地位、加强员工权益保护、增强研发意愿是国有股东改善参股企业人力资本结构的作用机制;国有股东通过挤出低学历及生产人员而优化参股民营企业的人力资本结构;这一影响具有异质性,低政府干预、要素市场发育程度能够正向调节国有参股股东的人力资本效应;经济后果检验发现,国有股东对人力资本结构的积极影响不仅在经营业绩上“做大蛋糕”,而且在要素收入分配中“分好蛋糕”而提升劳动收入份额。研究结论既丰富了混合所有制改革与人力资本升级方面的文献,又为民营企业利用国有资本优化人力资源配置提供借鉴。

未成年人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根基、困惑与走向——兼评《未成年人保护法》的相关规定

随着时代的发展,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立法演变中被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具象化。作为该政策适用的主要对象,未成年人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具有价值共识、理念共鸣和现实共振的正当性根据。由于未成年人在刑事立法上的特殊身份、地位和处遇,增加了其认罪认罚时认罪“真意”受损,认罚“认同”失灵和从宽“幅度”失衡等风险。因此,司法实践中应当严格按照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双向保护原则和个别化处遇原则的要求,全面保护未成年被追诉人和被害人的权利,准确把握实体从宽和程序从简,从而更好地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推动未成年人认罪认罚“从宽”处遇个别化、规范化和专业化。

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压制救济制度的反思与完善

明确股东压制的产生条件、本质和侵害客体,宜将股东压制定义为“股东滥用表决权侵害其他股东权益的行为”。新《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关于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压制救济的规定存在不足与进步:第二十一条股东压制一般性救济规则难以适用且提供的救济措施单一;具体救济规则中,广大受压制股东始得请求公司收购股权以退出公司,但股东压制情形下股东会决议的效力不明,司法解散请求权规则无法适用于股东压制救济。进一步完善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压制救济制度,首先应于法律解释层面确立股东压制概念,使一般性救济规则发挥认定股东压制和统筹救济规则的主要作用,而后针对性完善具体救济规则:明确股东压制情形下的股东会决议无效;取消股权收购请求权规则中滥用股东权利主体的限制,增加收购主体,删去公司长期不分配利润的情形;明确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情形包括股东压制。

双重股权制度与中小投资者现金股利——基于中概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双重股权制度使企业创始人免除了控制权市场的威胁,同时也容易诱发其自利行为,侵害中小投资者利益。以2008—2018年中概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了双重股权制度对中小投资者现金股利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与单一股权制度相比,双重股权制度并未给中小投资者带来更多的现金股利,其原因主要为权利滥用导致的资金占用问题。异质性分析显示,双重股权制度对中小投资者利益的负向影响效应在自由现金流充足和管理者权利较大的企业中更加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以企业价值最大化为目标的创始人具备的管理者能力可以正向调节双重股权制度对中小投资者股利获取的不利影响。研究结论丰富了双重股权制度本土化的相关文献,为维护中小投资者权益提供了政策启示。

表决权差异化结构下中小股东权益保护的进路——以限制特别表决权为切入点

股东异质化已成为大势所趋,陈陈相因的传统法理:股东“同股同权”制度无法适应瞬息万变的市场,上交所科创板出台关于表决权差异化的规则表明“AB股”架构在内地正式登陆。但此制度设计是一把“双刃剑”,对中小股东会造成诸多不利的影响。现有交易所规则对超级表决权的行使虽然做了限制性规定,但《公司法(修订草案)》对此付之阙如,在一定程度上会导致司法裁判陷入困境。本文以合理限制特别表决权为切入点,从立法和司法两个维度展开讨论,从而弥补法律由于不周延性和滞后性而造成的行权限制的“真空”地带,以期兴利除弊,保护好中小股东的合法权利。

2020—2022年度婚姻家庭诉讼中的未成年人保护问题研究

为了更好地了解婚姻家庭案件中的未成年人保护问题,对2020年至2022年1382个涉未成年人的婚姻家庭二审案件展开实证研究。样本呈现以下特征:约有56.8%的离婚案件含有未成年子女问题;共涉1649名未成年人,平均年龄约为8.0周岁,女性未成年人略多。司法实践中存在以下问题:未有效听取未成年人的真实意见;抚养费范围过窄、数额普遍较低;忽略未成年人对探望的情感需求以及相关权利;认定“不利于未成年人身心健康成长”的标准不明确;对未成年人的财产权问题考虑不足等。为此,应充分认识离婚案件中未成年人保护的重大意义;成立独立建制的少年审判庭;研究出台专门的司法政策文件;开展有关未成年人保护的业务培训;探索建立调解机制;深入开展家庭教育指导;及时监督并干预侵害未成年子女权益案件;强化社会支持体系建设。

大股东掏空行为文献综述

中国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比较集中,大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面临着第二类代理难题,大股东对中小股东权益的损害事件也屡屡出现。通过系统梳理国内外相关文献发现,大股东掏空行为在动机、方式等方面已基本达成共识,但在内部治理有效性的研究方面存在不同观点。基于此,对大股东掏空的研究成果进行整理,并进一步探究中小股东的公司治理作用,为今后大股东掏空及公司治理研究提供借鉴。

中小股东的权益行使——以中远海控为例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对于中小股东权益保护的重视程度也越来越高,证监会也积极设立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以下简称“投服中心”)等机构为中小股东自主维权提供服务。但因第二类代理问题的存在,使得中小股东在权益行使中常常处于劣势地位。本文以中远海控中小股东联合3%股权向董事会进行提案为切入点,深入关注到中小股东对自己权益的行使和维护。并将通过投服中心进行权益行使的中小股东与中远海控中小股东自发性行为进行对比,加深了中小股东自主权益行使的重要性。

信义义务下的美国小股东保护制度及其借鉴

由于封闭公司的异质性,多数决原则、集中控制、商业判断规则等传统的公司规范不适宜于封闭公司。为此,美国制定法和判例法不断修正和调整信义义务规范,通过宽泛地适用信义义务规则,课以公司控制者更严格的信义义务要求和标准,加重其信义义务责任,甚至类比适用合伙原则,给予小股东,特别是小型封闭公司小股东充分、有效的保护和救济,值得我们借鉴。

上市公司现金分红制度的自治与强制——以股利代理成本理论为逻辑基础

控制股东与小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是我国上市公司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我国股利分配失衡问题归根究底在于公司内部缺乏适当的权利制衡机制,存在内部人特别是控制股东侵害小股东合法利益的问题,这是公司治理机制不完善不健全的结果。我国与再融资行为相挂钩的上市公司现金分红制度具固有缺陷。依据股利代理成本理论,公司现金分红是小股东利益保护机制的结果,只有小股东利益保护机制得以有效执行,我国上市公司的股利分配失衡问题才能迎刃而解。应当尊重公司自治原则,通过契约设计和制度创新来增强公司股东对现金分红决策的参与度,对大股东权利的行使形成有效的制衡;同时,强化特定情形下控制股东的诚信义务,发展股东强制股利分配之诉,对上市公司控制股东滥用控制权侵害小股东利益的行为进行责任追究是我国解决股利分配失衡问题的必然出路。

论上市公司收购与中小股东权益保护之完善

上市公司收购中 ,中小股东的利益处于极不稳定的高风险状态。《公司法》和《证券法》关于上市公司收购中中小股东权益保护的规定存在诸多缺陷 ,如何在上市公司收购中完善对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的保护 ,成为本文探讨的主要问题。

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受信义务的引入

针对我国证券市场上大量存在的控股股东通过截留、挪用等行为侵占上市公司资金和利用非公允关联交易、操纵公司重大决定等方式损害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现象,我国《民法通则》、《公司法》以及一些行政规章虽然对此有所规制,但规制大多集中在对董事等高级管理人员的责任追究上,而对操纵董事会及公司高管的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的责任追究明显不足。本文认为,引入英美法系国家的受信义务,可以弥补现有法律对控股股东规制不足的缺陷。

论异议股东股份回购请求权

异议股东股份回购请求权,是指当公司股东大会基于多数表决,就有关公司合并、分立、重大资产出售、换股计划、公司章程修改等公司重大事项作出决议时,持异议的少数股东拥有要求公司对其所持股份的价值进行评估,并由公司以公平价格予以购买的权利。从基础理论、具体内容方面对异议股东股份回购请求权进行研究,通过对我国目前回购请求权立法现状的分析及对存在弊端的检讨,在分析我国构建回购请求权的必要性的基础上,提出完善我国异议股东股份回购请求权制度的具体设想。

论沿海城市新疆少数民族农民工的权益保护

新疆地区的少数民族农民工越来越多地走向了沿海城市,成为沿海地区城市社会建设的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新疆少数民族农民工有其特殊性,他们的权益保障问题兼具有民族关系问题和农民工权益保障问题的双重性,正确处理少数民族农民工问题对我国和谐社会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分析了走向沿海城市的新疆农民工权益保障存在的问题及解决途径。

独董独立性谜题与机制独立性再造

缘起于美国的独立董事制度借助英国公司治理准则的"遵守或解释"法技术设计兴起,作为改善上市公司治理质量的有效机制已成全球共识。然而,"郑百文案""康美药业案"等凸显了中国现有独董制度的内在缺陷与功能不彰。独立董事"不独立"的追问并未触及独立董事因何独立之本质。独立董事独立性的域外考察表明,应面向上市公司治理机制中的特殊制度需求,对独董独立性的内涵进行本土化改造,中国上市公司独董制度应实现从身份性独立到功能性独立的理念转变,使之成为代表中小股东利益的独立监督机制。为此,应从独董任免、行权、薪酬、责任与救济等具体机制方面实现独董功能性独立之再造。

论公司中小股东利益的法律保护制度及其完善

公司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的保护,是社会广泛关注的问题。现行《公司法》确立了对中小股东的民事赔偿制度和股东对公司经营管理行为的有效监督制度,并在实体上和程序上加以规范。但在保护中小股东的相关制度、权利救济等方面仍有不足,需进一步完善,真正形成切实有效的法律保护机制。

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权益保护初探

加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合法权益的保护 ,关系到城市的政治稳定和经济繁荣。文章论述了加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合法权益保护工作的重要意义 ,对目前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合法权益保护不力进行了法律分析 ,并对加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合法权益保护工作提出了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