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视野下的婚检制度变革与完善——基于《民法典》第1053条告知义务的履行

《民法典》第1053条对禁婚疾病传统作出重大调整,成为新时代背景下婚检制度设计的重要法律依据。在婚姻宪法保护框架下,“婚姻自由—私人告知—自愿婚检”的传统思路忽略了比“婚姻自由保护”更为根本的“婚姻传统功能保护”。婚姻的公共性及解决相关司法实践难题的客观需要,使得婚检融入履行环节成为可能。从《宪法》到《民法典》再到《婚姻登记条例》,民法典时代婚检制度设计应沿循“婚姻保护—法定告知—弱强制婚检”设计思路,采取“程序强制+形式审查”模式,即当事人于婚前相互告知专业健康检查结论,婚姻登记机关仅要求当事人填写知晓声明并进行必要口头提示而不对告知内容及其真实性进行实质审查。

正确理解日常家事代理制度

反对家事代理制度者认为,该制度的历史原型与历史功能已经丧失;损害妇女利益且过度保护债权人;侵害意思自治、歧视婚姻并伤害婚姻;在我国法定夫妻共同制下实益极其有限;以信用交易为前提,在当代社会适用范围极小;造成民法教义体系上的违和,故应予废除。这些质疑理由均不成立。日常家事代理制度在我国具有正当性,理由包括:利益与负担相一致的原则要求获益者承受债务;供养义务要求非交易方配偶对交易负责;日常家事代理绝大多数情况下并不违反另一方的意志;该制度对小额价值的财产处分有意义;信用交易在当代社会仍频繁且重要;该制度具有保护交易方配偶继而保护婚姻家庭的功能;该制度对交易安全也确有价值;基于日常生活需要单方负债为共债,在比较法上有支撑。为抑制该制度可能出现的负面效果,应将其构成要件严格限定为:适用主体仅限于夫妻身份;债务发生限于婚姻正常存续期间;债务为满足日常生活之需要;夫妻之间无特别约定或有特别约定但相对人为善意。

从婚姻到社会:迈向全面发展的妇女权益保障之路

近年来,我国妇女权益保障法治建设成果丰富,既有妇女权益保障法的全面修订,又有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相关司法解释的相继出台,在持续赋权的同时,逐步强化平权观念,但其中理念革新与价值张力并存。循赋权进路,规范性理解妇女的弱势所在,找准妇女在社会规范与权力结构中的现实落差是赋权的前提。基于此,应重点围绕婚姻家庭、人格财产等私权领域,完成权利拓展与强化;沿平权进路,厘清与赋权相并列的、支撑性别平等的立法的另一种权利义务及责任分配方式是构建平权机制的前提。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司法解释(二)的制定亦展现性别平等的最新制度思考,但平权机制的完善仍有诸多未尽之处。

离婚时共同财产分割的法律逻辑与效力体系

离婚财产分割关涉“分割比例”及“所有权归属”两大问题。在份额分割层面,立基于婚姻保护的理念,离婚共有财产不得依据贡献力分割。利他主义能够弥补婚姻保护理念的不足,使共有财产可被均等分割。“生产生活需要”“财产来源”皆不得成为突破财产均分的正当理由,但为了弥补机会利益损失,以及对法律作体系解释的要求,“照顾子女、女方、无过错方”原则可构成突破均等分割的正当理由。“生产生活需要”可成为确认所有权归属的原则,但对于家具、住宅的分配,应当让位于“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照顾子女”填补的系一方照顾孩子所丧失的期待利益以及相应的生理和心理成本,不可被囊括到抚养费范围之内。“照顾女方”起到照顾弱者的作用,作为参引规范,应指向离婚经济补偿与离婚经济帮助。即使一方仅存在一般过错,适用“照顾无过错方”原则也可令其少分财产。在分割共同财产时,照顾无过错方原则应劣后于照顾子女原则,但可优先于照顾女方原则适用。根据债务性质的不同类型,共同财产分割也可产生不同的对抗债权人的效力。

2020—2022年度婚姻家庭诉讼中的未成年人保护问题研究

为了更好地了解婚姻家庭案件中的未成年人保护问题,对2020年至2022年1382个涉未成年人的婚姻家庭二审案件展开实证研究。样本呈现以下特征:约有56.8%的离婚案件含有未成年子女问题;共涉1649名未成年人,平均年龄约为8.0周岁,女性未成年人略多。司法实践中存在以下问题:未有效听取未成年人的真实意见;抚养费范围过窄、数额普遍较低;忽略未成年人对探望的情感需求以及相关权利;认定“不利于未成年人身心健康成长”的标准不明确;对未成年人的财产权问题考虑不足等。为此,应充分认识离婚案件中未成年人保护的重大意义;成立独立建制的少年审判庭;研究出台专门的司法政策文件;开展有关未成年人保护的业务培训;探索建立调解机制;深入开展家庭教育指导;及时监督并干预侵害未成年子女权益案件;强化社会支持体系建设。

论“同妻”群体的生存困境与权利保障

当人们开始关注同性恋者的权利时,另一个与同性恋者紧密相关的群体也开始呈现在人们的视野中——"同妻"(男同性恋的妻子)。同妻不仅面临着配偶权和健康权被损害的现实,而且还面临着立法空白和司法救济的缺失。保障同妻的权利,首先应该是完善立法和司法救济;其次是呼吁更多的社会力量对这一群体提供帮助和支持;当然,解决同妻问题最为根本的措施在于推动社会对同性恋者的宽容,尊重同性恋者的婚姻自主权。从这个意义上讲,"同妻"的维权之路漫长而艰难。

婚姻对个体精神健康的影响——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的实证分析

文章利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实证研究发现,已婚者比离婚、丧偶和未婚者的抑郁水平更低;从未结婚者抑郁程度最高,离婚者抑郁程度次之,再次是丧偶者的抑郁程度;并且婚姻对男性精神健康保护效应大于女性。分居会降低个体精神健康水平,这种作用对农村男性更加显著,说明婚姻对精神健康的保护效应受到婚姻质量的影响。婚姻匹配方式会显著影响女性精神健康:女性与受教育程度相当或者低于自己的男性结婚,其抑郁水平会增加,在农村地区尤为明显。高质量的婚姻对个体精神健康具有保护效应,家庭和婚姻能有效改善个体精神健康。

对跨国婚姻中越南妇女权益的法律保护研究

在中国广西边境地区,存在有大量的基于非法越境、非法居住、非法婚姻而产生的跨国婚姻现象,越南妇女们由于地理、历史、文化和经济原因嫁到中国,但她们在中国却遇到了来自"身份"和"福利"问题的双重困扰。从立法、行政、司法三个维度对跨国婚姻中越南妇女权益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对其给予法律上的保护不仅具有理论必要性还具有实践可操作性,进而针对性地提出若干建议,具体可以实施分阶段、分步骤的"三步走"战略以解决其所面临的"身份"和"福利"难题,并应当同时加强行政执法和司法工作来进一步保障其合法权益。

西南边疆地区跨国婚姻问题的法治探讨

跨国婚姻和涉外婚姻的概念有共同的特征,又有明显的区别。西南边疆地区跨国婚姻的形成既有历史缘由,又具有新时代的新特点。西南边疆地区的跨国婚姻多为“事实婚姻”,目前对跨国婚姻的法律保护陷入困境。非法婚姻既给贫困家庭带来积重难返的压力,也给边疆社会治理带来严重危机。必须依据跨国婚姻的实际情况落实新生子女入户,依据宜疏不宜堵的原则加快跨国婚姻立法和修法,从行政立法和执法层面解决跨国婚姻面临的疑难问题。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婚姻家庭冲突和妇女权益保障

新中国成立初期《婚姻法》贯彻实施的过程,就是彻底废除封建主义的婚姻制度,建立起新民主主义婚姻制度的过程。在此过程中,新旧婚姻家庭观念激烈碰撞,婚姻家庭冲突案件此起彼伏,妇女死亡现象怵目惊心。经过党和政府对《婚姻法》的大力宣传与贯彻之后,广大妇女的婚姻家庭意识逐步觉醒,妇女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地位得到提高,她们的各种生命和政治权益得到了切实保障,有力地推动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政治与社会发展。

重庆土家族婚俗现状研究

重庆土家族婚俗文化,是巴渝文化的"活化石"。文章通过田野调查与相关文献研究,探讨土家族婚俗特色及其文化价值,试图为土家族婚俗(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提供一些理性的思考。

非婚同居关系中女性权益的保护

随着人们婚恋观念的转变,越来越多的人将非婚同居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在这个新的共同体中,女性因社会文化和自身客观的生理、心理特点而处于弱势地位,但在现有的婚姻家庭法框架内,由于缺乏规范非婚同居的相关制度,当女性在非婚同居中受到人身和财产方面的伤害时,仍然无法得到法律的救济。我国的婚姻家庭法应该建立和完善相关的制度,对非婚同居中女性的权益予以保护。

现行法律对军婚保护的不足及完善

修订后的《刑法》保留了对军婚的特别保护条款,新《婚姻法》也对军婚特别保护条款进行了完善。然而,这些法律制度对军婚的特别保护却不尽如人意。从刑事及民事特别保护的法律规定出发,剖析这些制度对军婚保护不力的原因,并提出相应对策。

《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伦理、自治与强制

受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近年来家庭秩序与传统家国观念频受挑战。《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规定的婚姻自由、男女平等、一夫一妻、弱者保护等原则,反映了立法者对婚姻家庭关系中的传统伦理与现代法理、家庭本位与个体自由、国家管制与家庭自治等理念的贯彻与平衡。家庭伦理与现代法理的共治旨在追求家庭共同体的完整和睦、家庭成员在情感与利益上的互利互助,以及个人尊严、自由与幸福的自我实现之间的平衡。《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婚姻家庭受国家保护”原则(第1041条第1款)以及强调家风建设等伦理道德理念,表明婚姻家庭编兼顾维护家庭团体属性与保障成员个人自由的立法思路;婚姻家庭编基本原则所包含的实质正义理念,为法官对有关身份关系协议进行形式控制与法律审查提供了价值指引,有利于妥当平衡家庭法领域个人的自治权与弱者获得实质公平保护之间的冲突。

中国西南扎巴人、摩梭人“走婚”的范围与界限——兼论其对母系家庭形态存续的影响

居住在中国西南地区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雅江两县境内的扎巴人(Zhaba People)与川滇交界处泸沽湖周围的摩梭人(Mosuo People)一样,至今被称作"走婚部落"。扎巴人族源也与古代羌人有关,其分布区域、地理环境与摩梭人亦相似,这是至今仍存在"走婚"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根据进一步查阅文献及调查,扎巴人、摩梭人"走婚"能世代延续还有一需要注意的重要原因,即长期坚守虽不成文但约定俗成的为"走婚"明确范围、界限的规矩,其中最关键的是严禁血缘婚。在扎巴人、摩梭人传统文化保护中,这些传统规矩要注意合理保护。

司法能动主义视野下的同性婚姻和平等保护——基于欧伯格费案的讨论

美国宪法上的婚姻权实乃最高法院基于司法能动主义经由正当程序条款而创设的未列举基本权利。欧伯格费案确认了同性婚姻合法化,该案也引发了广泛的争议。但它并不像反对者所描述得那么激进,它不过遵循先例,将婚姻权这一未列举基本权利平等地适用于同性伴侣而已。美国同性婚姻合法化有其学说、规范和方法的基础,可以分别从同性权利的法律演进史、未列举基本权利的平等保护和宪法解释方法这三个方面予以证成。至于欧伯格费案是司法能动主义产物的批评,文章从经验角度为司法能动主义正名,并揭示了该案背后的司法哲学之争的实质。围绕司法能动主义的争议的核心问题在于司法和民主的关系。司法能动主义不仅没有僭越民主,实际上具有促进民主的功能。

吐鲁番维吾尔族婚俗变迁及其保护

在现代化过程中,吐鲁番维吾尔族婚俗在的服饰、场地、乐器、结婚时间、双方花费、婚礼持续时间和婚礼程序等方面发生了变迁。究其原因,有政治、经济、思想等多种因素影响。吐鲁番维吾尔族婚俗是吐鲁番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府应充分发挥主导作用,采取增加资金投入、进行保护性开发、保障当地群众合法权益、加强数据库建设、建立婚俗博物馆等措施,对吐鲁番维吾尔族婚俗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有效保护。

《婚姻法》增设残疾人权益保护制度探讨

《婚姻法》具有弱者保护功能,是保护残疾人婚姻家庭权益的法理依据之所在。保护残疾人权益体现了婚姻家庭的功能,符合《婚姻法》的特点和立法目的,体现公平和正义。我国对残疾人婚姻家庭权益的保护制度,属于立法空白,为切实保护残疾人婚姻家庭权益,促进家庭和谐和稳定,建议《婚姻法》应当从总则和分则两个方面增设残疾人权益保护制度。

儿童最大利益原则与我国儿童权益保护制度的完善——从婚姻家庭法的角度

儿童最大利益原则作为一项国际通行保护儿童利益的原则不同于我国现存的儿童优先原则。我国作为《儿童权利公约》的缔约国,相关法律中不乏保护儿童利益的规定,但至今没有确立"儿童最大利益原则",同时,对儿童权益保护在制度上的缺陷也较为明显。我国保护儿童利益应该确立儿童最大利益原则,取消非婚生子女的称谓,建立收养监督制度并完善探望权制度,实现亲权由"亲"向"子"之转变。

论军婚特别保护制度的完善

现行军婚特别保护制度过于关注婚姻关系的外在表现形式,这既不符合婚姻的本质,也存在着侵害军人配偶婚姻自主权,侵害男性军人配偶生育权,对军人婚恋限制过多,实效不强等弊端;完善军婚特别保护制度应着力于提高军婚的质量,通过灵活的政策提高军人的待遇和职业吸引力,加大对军人家属的奖励优抚力度,多创造分居军人家庭的团聚机会,为军人家庭提供物质和精神的双重支持,同时在立法上进一步限制军人离婚否决权行使的范围,降低军婚缔结的风险,真正提高军婚保护的实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