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甸民族和解进程中的承诺问题研究

在实力不对称的情况下,结束冲突,达成和解对于冲突方特别是弱势一方有利。但是,和解进程往往伴随着博弈方复杂的利益计算和讨价还价,策略互动过程显著影响着和解实现的效果。实力差距和要价意志决定缅甸政府与民地武愿意作出多大的妥协,以及能否达成和解。总体而言,缅甸政府与相对实力强但要价意志弱的民族地方武装最容易达成和解。缅甸民族和解进程的回转起伏,关键在于协议承诺的可信性无法得到保证。内战中的承诺困境包含两层含义:其一,达成和平需要使反叛组织放弃武装,但在政府武装继续存在的情况下,缅甸军方背叛承诺风险有所增加;其二,在违约背叛成本低且收益高的情况下,随着时间的推移,冲突方背叛承诺的风险也将提高。在缅甸军方重掌政权、政治转型前景不明朗的情况下,如何克服和解的困境,将是未来缅甸民族和解进程面临的重要挑战。

论证券特别代表人诉讼中和解的选择退出权

健全证券特别代表人诉讼中的和解机制,是完善我国现代资本市场司法制度的时代性议题。投资人在证券群体性诉讼中享有退出和解的权利,也是全球性的一种法治共识。在比较法视野上,和解退出机制具有差异性、权利性与普遍性的特征。其中,美国证券集团诉讼和解的经验表明,投资人的选择退出权虽极少被行使,却是投资人不可或缺的权利,并承载着美国程序正义的理念。对此,我国证券特别代表人诉讼退出和解机制的完善也需要借鉴比较法上的经验,确保和解程序的代表性。具体而言,应从限制和解金额、完善和解通知与听证程序、强化司法监督三方面着手,探寻我国选择退出机制的改良方案。

考研落榜下的限制与突围——基于生命历程理论的叙事考察

随着考研落榜人数的急剧增加,考研落榜群体开始进入大众视野。研究采用质性访谈的方式,深入落榜群体的生活情景,刻画落榜群体的考研生命轨迹,并结合生命历程理论,考察特定时代背景下发生在生命转折中的限制和能动。通过对访谈资料的分析,文章将考研落榜事件描述为五个阶段,包括迷茫中的考研决定、拉扯中的考研准备、有所预料的失败、不甘的再次尝试及无奈中的自我和解。在考研生命历程中的每一个关键事件都是在历史、社会、群体、个体的作用下发生的,即是说限制和突围贯穿落榜群体的考研、落榜历程始终,参加考研成为一种形式上自愿的非自愿行为;落榜后的他们可能会面临一段时间甚至更长时间的角色真空,人生进程被按下了暂停键;朋辈群体是贯穿考研与落榜事件始终的重要角色;而要突破考研落榜的限制,则需要在最大程度上发挥个体的自我能动性。

台湾民间的“省籍—族群”和解运动——以《面对族群与未来——来自民间的对话》为例

台湾的“省籍—族群”矛盾和冲突,在一般的社会生活中,并不显著,其脉络是在政治本土化过程中显示与发展的,特别是在选举时刻,为政治所利用。愈演愈烈的“省籍—族群”矛盾和冲突撕裂了台湾社会,民众对此已有不满。台湾民间的一些公民社会团体和学者,开始尝试开展民间的渠道,以相互了解、沟通与理解的方式去推动和解之路,治疗台湾社会为“省籍—族群”政治动员所撕裂的伤痛。这对于两岸交流中所发生的一些问题也不无启示意义。

涉农群体性纠纷的诉讼解决

涉农群体性纠纷的成因具有多方面性,其能否得到有效解决不仅影响农民合法权益的维护,而且影响农村社会秩序的维持。而涉农群体性纠纷的主要类型和性质决定了诉讼解决的充分可行性以及其他民事纠纷解决方式的整体不可采性。利用诉讼的方式解决涉农群体性纠纷,必须从完善代表人诉讼制度、改善司法环境、加强法律援助工作等方面入手。

社群在知情同意过程中的作用

讨论了对知情同意传统模型的挑战,其挑战来源于社群论者、女权主义者、当代儒学哲学家。阐述了社群的定义与特点、类型,可以从个人视角和社会学视角对社群进行定义,介绍了根据人类基因组织委员会的《受益共享声明》对社群的分类:原住社群和境遇社群,并分析了这两种类型社群的特点。论述了社群参与知情同意的过程,分析了参与的种种情况和意义、作用。并介绍了关于"社群同意"的争论以及非西方文化社群中知情同意过程的张力。

现阶段我国少数民族政治文化的协调与整合

现阶段我国少数民族政治文化多样复杂,政治文化差异造成的矛盾和冲突加剧,给中华民族建设、族际交往、国民政治文化的培育带来了困境,所以亟需对少数民族政治文化进行协调与整合。在求同存异的价值选择下,通过新的民族政治过程和政治社会化过程,提升少数民族政治文化间的共同特征,协调少数民族与汉族,整合少数民族与中华民族的政治文化关系,以期提升中华民族的同一性和整体性,维系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

缅甸族群冲突与族群和解进程探究

自执政以来,缅甸民盟政府尽管倡导并积极推进"21世纪彬龙会议",但目前取得的成效有限。缅甸持续近70年的族群冲突问题是多种因素不断累积造成的。整体而言,这些因素主要包括根源性的历史—殖民因素,结构性的国家制度因素,不同时期累积起来并得以持续的族群政策,以及族群武装组织本身的一些因素。目前来看,缅甸尚未完全具备通过政治谈判来解决族群冲突问题并真正实现族群和解所需要的主客观条件。因此,采取有效措施实现对族群冲突的有效规制,创造各种支持族群和解的条件,对于继续推进缅甸族群和解进程具有重要的作用。

论第三方机构调解模式下刑事和解小组的构建

我国立法仅在审判阶段确立了公权力机关调解模式,而实践中在整个刑事诉讼程序中却普遍执行公权力机关调解模式;加害方—被害方自行和解模式和公权力机关调解模式都存在不可忽视的弊端,而第三方机构调解模式才是我国刑事和解模式的应然选择;将我国的刑事和解的调解主体暂且命名是"刑事和解小组";恢复性司法是一种理念,而刑事和解是在恢复性司法理念指导下的一种司法模式;恢复性司法为刑事和解小组唯一的法理基础;应在恢复性司法的视野下,从法律性质、成员组成、经费保障以及启动与监督等方面构建刑事和解小组。

论社会冲突型行政争议的实质性审判程序

社会冲突型行政争议具有主体范围的广泛开放性、利益关系的多元交织性、原因结构的错综复杂性等特征。为了实质性地解决此类争议,需要将对被诉行政行为合法性的审查内容从单纯的规范合法性审查逐步扩展到对政府内部体制的合理性、政府公共政策的正当性、社会结构的均衡性等层面的审查。为此,有必要本着司法能动主义、程序合作主义和司法最终主义三个原则,设计一个专门针对社会冲突型行政争议的集团诉讼调解程序。